第二节
文学心理学的文化学基础

人不仅是自然动物，主要还是文化动物，其属性皈依于社会文化行为。故此，对其内在与外在的心理、思维活动，都应该从文化人类学层面审视，从文化角度来研究人与社会。德国文化人类学家米契尔·兰德曼认为，从前的生物学、人类学都是对“人学”进行研究的前奏，“文化的人学才是第一个包含了完整的人的含义的人学”。 并认为，此学科为哲学人类学发展的“最高点”，是“一种未来的人类学”。

西方思想家、文化人类学家曾给“人”下过许多定义。诸如：恩斯特·卡西尔说：“人是唯一一种能创造符号，并能理解符号的动物。”萨特说：“人是一种自为的存在，并且是一种能够主客体互为体验的存在。”海德格尔说：“人是唯一一种能够知道无，而且能创造有的存在者。”巴斯德说：“人的本质是他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是他的期望，而非实现。他的本质就是他的活动，他的对于未来的不朽的预感。”

人与动物的本质性区别在于：人不仅有低层次的生理机能，而且有高层次的心理机能，并且能成功地将其思维结果付诸于人的行动。人的思维是宇宙与社会作用于高级动物言行长期形成的文化结晶，是人的大脑逐渐完善的精神文化显现，人的大脑与思维均在不断进化过程之中。在初级阶段为“原始思维”，仅为直观、琐碎、杂乱的感性思维，人的文艺创作也仅限于单纯的自然模仿与本能动作的重复。经过长期的观察与分类，综合与提炼之后，这种思维才会转化为文化现实，产生为有一定距离感的文化动作，或称“艺术动作”，此可视为形象思维的必然结果。

尚待人的口头语言演变成为文字符号，并将头脑中对外界物象化为概念，进而演绎、推理成为文化理论时，人的抽象思维开始指导文艺创作与文学的编排，将其无法反映人的思想情感的外化动作删除，继而根据需要重新创造新的动作符号。当人的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遇合时，或者在抽象思维指导下，其形象思维在高层次自由运作时，文艺符号才变得更加富有人文意义与具有情感价值。人的内在文艺思维一旦与外在动作接通线路时，则意味着文学艺术作品已经处于孕育或诞生的前夜。

早在19世纪时，英国杰出的人类学家、文化史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曾为文艺思维基础之“文化”制定了一个举世公认的经典定义：

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人类的各种各样机会中的文化状况，在其可能按一般的原理加以研究的范围内，是一个适合于研究人类思想和行动规律的课题。

经过文化学比较研究我们所知，这一经典定义与现在对人类文明，即与包括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在内的“文明”的解释是人类历史一切文化成果的理论非常吻合。同样，人类文化与文艺思维也应该是“人类文化或文明”的综合体。

用以研究文化、文化现象或文化体系而设置的“文化学”，亦称为“文化科学”，文艺思维学亦为探讨人类思维规律的文化科学。其主要任务即为探讨人类各种文化现象的起源、演变、传播、结构、功能与本质，以及文化的个性与共性，以及特殊规律与一般规律。

对文化学的研究，最早始于欧洲学术界。德国学者列维·皮格亨积极主张进行文化研究，他于1838年首次提出“文化科学”一词，并倡导建立其专门的学科。此后，德国学者C. E.克莱姆于1854年在《普通文化学》中首先正式使用“文化学”一词。1871年，自英国学者泰勒名著《原始文化》问世之后，“文化学”概念引入英语世界与西方各国。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文化学、人学与文化人类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名称不同而已。

最初从事现代文化学理论体系研究的人，首推美国学者A.克罗伯。他认为：“文化是一种架构”，是包括各种外显或内隐的行为模式，只有通过符号系统学习才能得以传递；文化来自历史文化系统；文化具有清晰的内在结构或层面，有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这种文化发展规律明显地体现并反映在以人为研究轴心的文化人类学学科系统之中。

在克罗伯的文化理论基础之上，美国人类学家与新进化论的代表人物L.怀特进一步发展了“文化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他确认文化在人类学中所发生的作用，重要命题研究，以及在现代文化学兴起过程中的理论条件，被人们誉称为“文化学之父”。他把文化看作一种特殊的、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可分为“工艺体系”、“社会体系”和“意识形态体系”等三个主要分支体系。这种文化系统论观点同样适用于对文化人类学、文艺思维学的研究与探索。

翻阅西方文化史学研究文献，文化人类学家通常喜欢从“文化角度”研究人，他们普遍认为“人的文化性”才是人的本质所在，人是真正的物质与精神文化的创造者及其社会文化产物。

德国学者兰德曼认为，以前的生物学、人类学都是对人进行研究的“人学”的铺垫，而“文化的人学才是第一个包含了完整的人的含义的人学”。恩斯特·卡西尔用符号学来解释“人学”，并认为：人与其说是“理性的动物”与“社会的动物”，还不如说是“符号的动物”，人即为能利用符号去创造文化的高级动物。他同时指出在人世间，“一切社会文化成就，诸如神话、语言、艺术和科学，都是所谓人类符号活动的结果”。卡西尔在其名著《人论》中鞭辟入里地论述：

亚里士多德把人定义为“社会动物”是不够全面的。它给我们是一个类概念而不是种差。社会性本身并不是唯一特性，它也不是人独有的特权。在人这里，我们所看到的不仅是像动物中的那种行动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为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语言、艺术、宗教、科学是这一历程中的不同阶段。在所有这些阶段中，人都发现并且证实了一种新的力量——建设一个人自己的世界，一个“理想”世界的力量。

我们从上述诸多文字可知，只有从人文学科的“文化人类学”入手，着重从文学、艺术学角度来研究人的创作心理机能的客观规律，才能逐步梳理清楚“整体的人类文化”，人与作品“在社会中所处文化地位”，“理想境界的追求”与“自我解放”等问题。

关于对人的思维文化的初步研究，可追溯到古希腊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的基础理论。他借用希腊词源组成“人的研究”这一学术词组。可是作为整体学问，即区别于动物与人的生物特性的研究则要推迟至1501年，当时的德国学者M.亨特编写的《人是万物之灵》一书最初使用了“人类学”一词。一百多年后的1655年，另外有一部名著《抽象人类学》，以英文“人类学”署以书名，并对人的研究首次作了较为科学的区分：“人类学或人类本性史，迄今为止一般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心理学，即关于理性灵魂的本性的讨论；第二类为解剖学，也就是说，通过解剖揭示人体的结构或构造。”

这位西方学者将人类学划分为两类，即第一类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人类学”；第二类则是归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人类学从语源上讲，实际上是指专事研究人的科学。此门学科试图依据人类的生物特征和文化特征，综合性地研究“人”，并且强调人类的差异性以及种族的文化概念。

人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19世纪达尔文的“进化论”出现以后才确立的。在进化论的影响之下，人们开始运用科学理论探讨人类在种族和文化上的差异性与共同性，并且不断发展新的学术理论。作为人类学的基础学科和重要组成部分的“体质人类学”，又称为“自然人类学”或“生物人类学”。它是从生物学角度研究人类群体体质特征，及其形成与发展规律的科学门类，亦可认为是将人类视为一种自然界动物加以比较研究的一门人文学科。

所谓“人类群体”，包括人种、种族、民族和各种人类的共同体。人们通过对人类群体体质特征、结构的剖析，探讨包括远古、现当代人种、种族、民族的分类，以及人类自身的起源、形成、演变、分类、分布和体质特征。另外还涉及解析人类的血缘、基因和遗传，测量不同人种和地区的人体外部器官的结构、比例、特征，探索其人种和种族混杂，及其相互差异的原因，以及从基因和血缘的角度分析不同民族之间的亲缘关系与来源，等等。

早在17世纪末，英国解剖学家爱德华·泰森在伦敦曾发表了一篇《一个矮人和一个猴子、一个猿、一个人的比较解剖》的重要学术论文。文中的“矮人”即指原始猿人，并得出“矮人位于人和猴之间”的科学结论，而被后人称他为“灵长学之父”。到了18世纪中叶，瑞典博物学家C.林内在《自然系统》一书中首次尝试建立有关人类起源，及其在自然界地位的科学假说，并睿智地将哺乳动物灵长目高级人属动物，称其为“智人”。

直到1859年11月，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整理完成：他随费支罗伊舰长参加的“贝格尔”舰环球航海五年所著“旅行考察笔记”，撰写出举世瞩目的科学巨著《物种起源》，全称为“物种起源由于自然选择或生存竞争中适宜品种的保存”，此书正式出版后，这一分支学科理论才用于社会实践。随后，他撰写的《人类的由来》、《人类和动物的表情》等专著陆续问世，驰名世界的“进化论”学说才得以创立。英国自然科学家赫胥黎随之应合，编撰了《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与《论人脑和猿脑的构造和发育的异同》予以声援与赞誉，成为当时轰动西方学术界人类文化研究的历史重大事件。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称誉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天才地提出了“自然选择的规律”，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亦高度赞赏达尔文“人猿同祖论”的科学理论与学术观点。

“进化”这个词，从辞源学上讲是“展开”的意思，从语言学中审视，指事件有起始、有秩序的结果。生物进化论学说无论是对体质人类学，还是对文化人类学理论建构都是至关重要的。西方学者哈登高度评价：“《物种起源》的出版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学这门新生科学，成为人类学史上的新纪元”。英国人类学家马雷特在《人类学》一书中，甚至视“人类学是达尔文之子”。

在我国历史上，原本没有“人学”与“人类学”一类的科学术语，但是自古以来，中国学者对人体本身奥秘的探索，对人的识别、认知理论与实践一直未曾中断。最早表现在“天人合一”的自然科学，集中体现在社会伦理学、医学的探索，后来过渡到社会人文科学的研究，诸如对人的自然属性、人与人道、人性、人格等人之生理、心理特征的学术探讨。

对人本体自然属性的认识，最早见诸于先秦的《黄帝内经·素问》，相传为华夏始祖黄帝所作，后经历代行家里手增删、修订而成。此书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后于唐宝应元年（762）经王冰整理补订，重新编次成今文本，始定八十一篇，厘为二十四卷。《黄帝内经》内容十分丰富，既有自然界事物运动变化规律，又有人体生理卫生知识，也包含着人与自然和社会外界环境的关系，为我国古代人类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后人对此书奉若神明，崇尚有加。学者们对此倾心诠释、校勘，注文、疏理，阐发经旨，不遗余力。名垂千古的有关类书，诸如：隋代杨上善撰《黄帝内经太素》、金代刘完素撰《黄帝素问宣明论方》、《素问玄机原病式》，明代马莳撰《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张志聪撰《黄帝内经素问集注》，高士宗撰《黄帝内经素问直解》，黄元御撰《素问悬解》，等等。有人评价上述有关中国“人学”伦理、医学类著述，“惟求经义通明，不尚训论详切”，“凡经中章节字句，均释得融洽分明”，对中华民族与体质的演变及认识提供了较为务实、完备的文献资料。

北宋时期，根据《黄帝内经》学术原理，王惟一曾铸造医用铜人，并著文“脏腑十三经”，据说是迄今最早的中国古代人体模型。南宋宋慈博采所传诸书，自《内恕录》以下凡数家，荟而萃之，厘而正之，增以己见，撰写成《洗冤集录》五卷，科学、详尽地阐述了人体生理结构与死尸解剖的各种辨别方法。据说，此书是我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产生年代最久、最具系统的一部专业性人学法医典籍。

明代大儒王圻不仅编撰《续文献通考》、《洪川类稿》等名著，还汇辑以“人”为轴心的重要文献《三才图会》，因其采集广博，论证周详，颇有学术意义与实用价值。他通今贯古，凡及天、地、物和人时，常辅以图谱，以见形貌，详细著述，仅三才之“人才”，以“人物”、“身体”与“人事”为目次论述，即达三十一卷之多。

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感叹古文典籍所载药物讹错、疏漏较多，须重新评估、补充和订正、整理，遂遍访名医宿儒，广搜民间验方，待远涉深山旷野，观察和收集各种药物标本。他参阅大量古代文献，结合对人体的全面考察与自身经验，历时27年，数易其稿，于明万历六年（1578），编撰成驰名中外的药物学名典《本草纲目》。此书科学地总结了16世纪之前的中国传统药学、医学及人学理论，对研究生物、化学、天文、地理、地质、采矿、民族、文化等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于后世，国际自然学界誉称此书为“中国植物志”或“东方医学巨典”，认定李时珍《本草纲目》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齐名，对人类学的建立与发展有着同等重要的学术地位。

根据《民族画报》1979年第8期图文介绍，在西藏拉萨发现了极为珍贵的“布达拉宫藏医解剖挂图”，此文考证其图是“根据《四部医典兰琉璃》编绘的一套科学、完整的“医药彩色挂图，共79幅，于1704年绘成”。与此同时，有人在西藏高原还发现一幅出自唐代吐蕃时期的“人体解剖图绘画”，由此可证实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同样很早对医学“人学”亦有重要理性认识。

清代回族学者刘智著《天方性理》一书，他对人的生理器官及功能有着一系列独具特色的学术见解。他认为：人的各种感觉和脏腑器官均“各有所司”，其大脑能够“总司其所关合者”，具有统摄各个器官的总觉作用，并呈现两大功能：一是“纳有形于无形”，即把人们曾经看到、听到、接触到、感知过的物象贮存、藏纳在大脑之中；二是“通无形于有形”，即大脑与感觉运动器官产生“视、听、味、嗅”等感觉，并通过神经中枢传达情感，做出“十情说”：“喜”、“怒”、“爱”、“恶”、“哀”、“乐”、“忧”、“欲”、“望”、“惧”。此理论对人的七情六欲与情感的由来，以及大脑在人类进化中的学术位置研究有着非常特殊的价值。

王清任是一位敢于解剖人的尸体，进行“人学”研究的清朝著名医学家。他集42年的观察与研究之经验，将人体生理构造“绘成全图”，并率先否定《黄帝内经》的“五藏神说”，提出了科学的“脑髓说”。他明确指出：“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灵机、记性在脑者，因饮食生气血，长肌肉，精汁之清者，化而为髓，由脊骨上行入脑，名曰脑髓”。他认为：统管于人的所有感觉器官的“脑髓”，支配着人的四肢与各种脏器，诸如：“两耳通脑”，“两目系如线，长于脑”，“鼻通于脑”，甚至人之梦境都是“乃气血阻滞脑气所致”。这对我们理解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关于人脑支配着各种器官与语言思维表达能力的经典理论颇有启发性。依其原理，人赖以生存的生理功能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相结合，形成最主要的心理推动力。只有使人的脑髓及其所统辖的各种器官一起发展，并日渐趋于完善化，人的思想意识才愈来愈清晰，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才日渐发展。

从人文科学角度审视，我国古代哲人贤达对“人学”的探寻情有独钟，如道教始祖老子提出天、地与人为“三才”，指出“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所谓“四大”，系指道、天、地与人，以期“天人协调”，“天人合一”。具体到人之所属与天地之微妙关系，即如《周易》所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正是众多“男女”、“夫妇”等组成了社会整体及阴阳世界，从而演绎出绚丽多姿的人类历史文化。

溯源于汉代，著名思想家董仲舒，将人与天地及创造礼乐的理论阐述得淋漓尽致，他指出：“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不可一无也。”宋代著名学者张载在《西铭》中对董仲舒的学术理论非常赞同，他认为：以父喻天，以母喻地，以同胞兄弟喻人与人，以同类喻人与物之关系，并进行深入论证提出：“天能为性，人谋为能。大人尽性，不能天能为能，而以人谋为能”之主张，即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千年古训下了形象的脚注，并认为只有经人之合力，才可达到“天人合一”的“诚明”境界。

在我国历史上，对人之才能与性情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研究的学术名著，当推三国著名思想家刘邵编撰的《人物志》。此书主旨在于如何鉴别人之综合素质，他认为“人才不同，成有早晚”，“学能以成材”。刘邵将“人才”分为“兼德”、“偏材”、“兼材”三种类型，并根据各种人性将其划分为十二种类型：“盖人流之业十有二焉。有清节家、有法家、有术家、有国体、有器能、有臧否、有伎俩、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学、有口辩、有雄杰”。他在此书“序”中指出：“夫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联盟之所贵，莫贵乎知人”，从而论证对人的研究再没有比认识人才更为重要的事了。“盖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圣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由此可见，刘邵对人的本质与思维形式的理解有着非凡的洞察力。

因为《人物志》兼有名、法、道、儒诸家思想，开创了魏晋名理玄谈之风气，故深受历代文人墨客所推崇。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常备置《人物志》于案头，朝夕研磨，参阅时事。台湾学者南怀瑾评价《人物志》是一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纵横中外的人才学的教科书”。当代国学大师汤用彤将《人物志》关于人才的论述，总结为八个层面，并述其大义：“一曰品人物则由形所显观心所蕴”，“二曰分别才性而详其所宜”，“三曰验之行为以正其名目”，“四曰重人伦则尚谈论”，“五曰察人物常失于夸尤”，“六曰致太平必赖圣人”，“七曰创大业则尚英雄”，“八曰美君德则主中庸无为”。

汤用彤先生曾将刘邵列为古代文论“名家”，认为他与玄学大家王弼齐名，并视《人物志》为“知人任官之本”。他在《读〈人物志〉》一文中如此论证：“刘邵、王弼所陈君德虽同，而其发挥则殊异。《人物志》言君德中庸，仅用为知人任官之本，《老子注》言君德无名，乃证解其形上学说。故邵以名家见知，而弼则为玄学之秀也。”

刘邵的《人物志》中共三卷十二篇，以翔实的资料、广博的知识、清晰的逻辑、卓越的文采，以及推重人材之道，辨析人材之论，荐拔人材之识，堪称“千古奇文佳作”。此书不仅在我国古代文献学中成为熠熠生辉之金玉，乃为跻身世界人类学与人学文库之珍宝。美国心理学家施赖奥克曾将《人物志》译名为“人类能力的研究”，在此之后，此书曾风靡西方世界，成为畅销欧美诸国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人类之名典。

文化人类学家张荣寰在《人学研究及其应用的目的》一文中综观中国古今人学研究之精华，进一步阐释人学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思维理念”的重要价值：“人学研究及其应用的目的是配合人的上升，在人格及其生态上的上升！以人为本是人学的基本观点，是一种综合的、具有立体思维理念的发展观。它着眼于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不仅体现逻辑思维和系统思维特征，而且有效地提升了人的生态思维，确立了生态思维方式的现代意蕴，并且说明人学研究，及其应用的目的是配合人的上升，在人格及其生态上的上升！”

回顾人类发展的历史，人的思维文化的演变，是从原始社会到现当代社会，不断从低级上升到高级，从粗糙上升到细微，从粗野上升到雅致，从单一上升到多样的文化历程，从而形成人类东西方文明相互交融的文化格局，构建丰富多样、绚丽多彩的心理、思维文化大千世界。

思考题：

1.什么是心理学与思维学？

2.什么是文学人类学？它与原始思维有怎样的关系？

3.如何理解文化学与文学人类学之间的联系？

4.怎样理解文学是人学？

5.刘邵编撰的《人物志》的主要观点是什么，意义何在？ gkL35z04vOSa74YqE3SUkuh7Iw7MNp2wxAvWy3NegmhzALQG5dzLaVL3t/px98w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