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学人类学与原始思维

人作为经过数万年进化、不断完善的高级灵长动物，有着与飞禽走兽相类似的生物运动属性，仍然保留着用各种动作来表达喜怒哀乐等各种情绪的生理本能。随着生物属性的不断进化，人在逐渐脱离动物低层次的生理过程中，不断地将其外部动作进行心理规范得以延伸。

法国现代哲学家、社会学家列维·布留尔的名著《原始思维》是研究原始人类思维的重要理论集成。他搜集了大量关于原始部落的材料，认真、细致地研究了落后和原始民族的思维方式、思维内容和思维规律，他认为原始民族思维是“原思维”，或者说“非逻辑思维”。列维·布留尔指出这种思维是世代相传具有非常神秘性质的集体表象。原始人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言语运用都是“集体表象”的外在体现，原始人的个体思维和行动完全由集体表象所支配，“原始人就是以这种思维方式来认识世界，并企图征服世界的。巫术、占卜、图腾就是原始人在这种思维模式下企图把握对象世界的产物。”

从原始社会形态逐步过渡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诸社会文化形态，人的行为随之从蒙昧、野蛮状态向文明、理想层面进化；渐次由低层次、浅层次向着高层次、深层次跃动。对人的日常生活行为、动作与从中提炼出来的文学艺术符号的研究与探索，均可归结为方兴未艾的文化人类学之“人学”的理论范畴之中。

“人学”，亦称对人类学的研究，可分为“体质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两大学科，人学则侧重后者，并对前者兼而有之。建立在对人的本体的种属、性别、体能的生理研究基础之上，继而对其人的文化特质进行全面的解剖与理性的探析。作为文学艺术与文化本体，则着重对人的能动的连续性的肢体动作发展规律，以及人与人，人与群体，人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进行科学的研究与阐释。

“人”，书写虽然简单，可是要真正了解、认识、解释却是复杂与艰难的。生物学术语界定人；属于“人科”、“人属”中的一类。从生理功能解剖、结构方面审视，人属于哺乳动物，是生物进化中最优秀的产物，其进化过程与其它哺乳动物相似，但人具有与其它动物截然不同的特点。文化学学者通常把人看作文化的创造者及其产物，认为人的“文化性”才是其真正本质所在。

翻阅历史，在世界生物界中再没有比“人”更为高级而完善的生物种群了。人被称为“万物之灵长”、“宇宙之奇迹”，对其赞誉之辞林林总总，诸如：“人杰地灵”、“人中骐骥”、“人中狮子”、“人中之龙”、“人中豪杰”、“人之水镜”、“人贵知心”、“人皆可以为尧舜”、“人人握灵蛇之珠，家家抱荆山之玉”，等等。

对于大写的“人”，顶天立地的人，富有思想与充满活力的人，古今中外有诸多文人墨客，以浓墨重彩描绘其特殊文化景致。特别是人们对人间之伟人、天才、奇人的高歌礼赞，更能引起社会各界高度的重视。

对人的描述，我国古代有许多优秀诗文，诸如陈羽《古意》之“人言此是嫁时服，含笑不刺双鸳鸯”；元结《舂陵行》之“安人天子命，符节我所持”；唐玄宗李隆基《赐诸州刺史以题座右》之“视人当如子，爱人亦如伤”；李白《古风》之“收兵铸金人，函谷正东开”；王绩《绩溪岭》之“林深村落多依水，地少人耕半是山”；李商隐《韩碑》之“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轩与羲”，等等。

颂人之才德、才识的诗文诸如：杜牧《雪中书怀》之“人才自朽下，弃去亦其宜”；韩愈《送区弘南归》之“野有象犀水贝玑，分散百宝人士稀”；皎然《读张曲江集》之“相公乃天盖，人文佐生成”，等等。

颂人物之奇才、精英、豪杰的诗文诸如：刘宪《奉和幸长安故城未央宫应制》之“士功昔云盛，人英今所求”；王维《送韦大夫东京留守》之“天工寄人英，龙衮瞻君临”；杜甫《贻阮隐居》之“陈留风俗衰，人物世不数”；无名氏《题童氏画》之“林下材华虽可尚，笔端人物更清妍”；朱存《金陵览古·乌衣巷》之“人物风流往往非，空余陋巷作乌衣”；牟融《送沈侯之京》之“刘旻才高能富国，萧何人杰足封侯”；张祜《陪楚州韦舍人北阊门游宴》之“卿材尊宦达，侯业重人豪”，等等。

另有唐诗人杜荀鹤写道：“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惰寸功。”宋文人王安石写道：“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宋代民族英雄岳飞诗词云：“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明代文人冯惟敏写道：“一刻千金难买，青春一去不再来。”《增广贤文》写道：“枯木逢春犹再发，人无两度再少年”，等等。

尽管后世各封建朝代对人才与人性有所压抑，但仍有不少诗人为争得人的崇高地位与权利而秉笔直书。诸如：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绝句》云：“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宋代民族英雄文天祥《过零丁洋》云：

辛苦遭逢起一经，

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

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

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自古迄今，至明清时期，中国文坛仍有一些歌颂人杰、期待人才降世济众的优秀诗词出现。诸如倡导改良激进之士龚自珍《己亥杂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另有赵翼《论新绝句》云：“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乃至当代伟大诗人毛泽东《沁园春·雪》纵情咏叹：“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在西方世界，具有人文主义、人本主义思想，竭力追求人性解放的诗人、作家、艺术家，常将自然、社会界创造奇迹的人，作为文学艺术作品创作的永恒主题。文艺复兴运动中的英国伟大诗人、戏剧家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名剧中，借助丹麦王子之口吟诵了一段赞颂人杰的美妙诗文：

这个覆盖众生的苍穹，这一顶壮丽的帐幕；这个金黄色的火球点缀着的庄严的屋宇，只是一大堆污浊的瘴气的集合。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灵的灵长！

在西方文艺启蒙运动与狂飙运动过程之中，德国诗人、剧作家席勒为伟大的作曲家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所写的《欢乐颂》，可谓对人类精英的名传千古的高歌礼赞。1785年，诗人在莱比锡农村资助一名神学院大学生返校学习，在送行的宴会上，一挥而就写出此首歌颂人道主义的光辉诗作：“欢乐啊，群神的美丽的火花，来自极乐世界的姑娘。天仙啊，我们意气风发，走出你的神圣的殿堂。无情的时尚隔开了大家，靠你的魔力重新聚齐。在你温柔的羽翼之下，人人都彼此称为兄弟。大家拥抱吧，千万生民！把这飞吻送给全世界！……遇到忧愁要坚持勇敢，要帮助流泪的无辜之人，要永远信守立下的誓言，对友与敌都待以真诚。”

德国著名作曲家贝多芬早在22岁就想为席勒此首《欢乐颂》谱曲，于三十多年后的1824年5月7日，当他看到此诗词仍然甚为感动，破天荒地在《第九交响曲》中首次加入人声大合唱，夙愿得以实现。遂在维也纳演出获得巨大成就，受到皇家成员与广大听众连续鼓掌与欢呼。他依此交响音乐艺术形式来歌颂“欢乐、友谊、爱情”，呼唤“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团结友爱”，以体现“自由、平等、博爱”之美满境界。

美国著名诗人沃尔特·惠特曼更是崇尚人、赞美人的诗歌大家。他于1855年陆续写作与自费出版了《草叶集》，是开创美国文学史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诗篇。当年，特别是以《我自己的歌》震惊世界诗坛。他的名诗《我歌唱自己》称其“歌唱一个人的特性和内心”，是对人热情洋溢的动人赞歌。诗中写道：“我歌唱自己，一个单一的、脱离的人，然而也说出民主这个词，全体这个词。我从头到脚歌唱生理学，值得献给诗神的不只是相貌或头脑。我是说整个结构的价值要大得多，女性和男性，我同样歌唱。歌唱饱含热情、脉搏和力量的广阔生活，心情愉快。支持那些神圣法则指导下形成的、最自由的行动，我歌唱现代人！”另如他在《我歌唱那带电的肉体》中，更是充满激情描绘有七情六欲与生命力的男人与女人：

我歌唱带电的身体，我所喜爱的人们围绕着我们，我也围绕着他们。他们一定要我跟他们一同行动，对他们作出反应。还要使他们免于腐烂，给他们慢慢地装足灵魂。爱上了男人或女人的肉体，这件事是难以说清楚的，肉体本身就难以说清楚。男性的肉体是完美的，女性的肉体也是完美的。

这是女性的形体，它从头到脚都散发着神圣的光轮，它强烈而不可抗拒地吸引着人们。男性不多也不少，也是灵魂，他也占据着他的地位。他也是一切品质，他是行动和力量，那已知的宇宙的活力在他身上。啊，我是说这些不仅是肉体的各个部分和肉体的诗篇，也是灵魂！啊，我现在说这些就是灵魂！

由惠特曼上述诗作可见，他歌唱的是享有灵魂、生命活力的“大写的人”，是青年男女健美的灵与肉。他也热情歌颂未来年轻的文学艺术家，诸如：1860年所写的名诗《未来的诗人》如此酣畅淋漓地倾诉：“未来的诗人！未来的演说家、歌唱家、音乐家！今天请不必为我申辩，并且解答，我是抱着什么样的目的。但是，你们是一群新人物，土生土长的健壮，属于大陆，是空前伟大的，醒来呀，你们必须为我申辩！”

众所周知，关于“人学”是以人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人的本质”；“人的形式”；“人的存在”和“人的未来发展”等问题的独立学科。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1.研究人类本身的进化问题；2.研究人的本质问题；3.研究人的心理机能的规律及其应用问题；4.研究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问题。

人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命系统，需要综合相关学科共同进行研究。人首先是人类学、心理学、生物学、生理学、教育学、伦理学和医学等学科的研究对象，由此在现当代产生许多自然与社会新的学科。在自然科学方面有不同年龄的生理学、形态学、高级神经类型学、人类遗传学、躯体学等。

“人学”是关于人的存在、本质及其产生、运动、发展与变化规律的新兴科学。人学首先以人自身为研究对象，并将人纳入自然界和宇宙之中予以通观审视。文学所记载的则是人的行为，是以其塑造形象，反映人的生活，表达思想感情的一种语言文字艺术。

俄苏著名作家、文学理论家高尔基在《论文学技艺》一文中提出“人学是文学”，“文学家的材料是和文学家本人一样的人，他们具有同样的品质、打算、愿望和多变的趣味和情调。” 后来，他建议把文学称为“人学”。文学人类学亦可称为“文学人学”，在一定意义上，文学研究亦为和文学形式与内容相关的人体、人脑文学功能研究。

在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著名学者周作人曾于1918年12月撰写了一篇著名的《人的文学》论文，以“人道主义”来界定新文学。后来，文艺理论家钱谷融于1957年《文艺月报》第5期，撰写了《论“文学是人学”》的著名文章，引发全国文艺理论界展开热烈、持久的讨论。1985年底，文学评论家刘再复在《文学评论》上发表对“文学是人学”的反思论文《论文学的主体性》。他认为“文学是人学”这一重大命题的出现至少有如下三大贡献：

1 .“文学是人学”的含义，必定要向内宇宙延伸，不仅一般地承认“文学是人学”，而且还要承认文学是人的灵魂学、性格学和精神学。

2.情感是文学最根本的原动力，故“文学是人学”命题的深化，就不仅要承认文学是精神主体学，而且要承认文学是深层的精神主体学，是具有人性深度和丰富情感的精神主体学。

3 .“文学是人学”命题的深化，不仅要尊重某一种精神主体，而且还要尊重和肯定不同类型的精神主体，因为这些不同类型的精神主体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差异无穷的个性。每一种个性都有一个无限丰富的世界，其深层均积淀着人类文明的因子，显示群体精神的投影。

丁大同著《人学笔记》是一部专门研究人学与文学思维的学术专著，他在“自序”中，引用了19世纪末名声显赫的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名剧《培尔·金特》诸多台词，以此传奇故事来论证人的本性所在：该剧主人公培尔·金特原本在传统生活中过着安安稳稳、顺顺当当的生活。可是他进入现代工业市场，社会象征性的“原始大森林”中，却丢掉了“自我”，变得磕磕绊绊，四处碰壁，不知所措。他机械式地不停歇地剥着洋葱头，可是一层又一层地剥来剥去，总是找不到内核。严峻事实证明，他同样遭遇到一个举世难解的“斯芬克斯之谜”，深切感知“人按照人的样子来做人，这是20世纪最后留给人们的一个世界性问题。”

现当代人之所以找不到“自我”，是因为在主观与客观上迷失了前进的方向与生存的价值。客观环境的沧桑巨变，使恪守传统思维观念的主人公在现实面前，无法识别走出“原始大森林”的正确道路，从而引起莫名焦虑与极度恐慌。法国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在名诗《应合》中曾形象倾诉：“自然是一座神殿，那里有活的柱子，不时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语言。行人经过那儿，穿过象征的森林，森林露出亲切的眼光对人注视。仿佛远远传来一些悠长的回音，互相混成幽昧而深邃的统一体，像黑夜又像光明一样茫无边际，芳香、色彩、音响全在相互感应。”

当传统思维保守的现当代人无意闯入“象征的森林”，听到各种“含糊不清的语言”，“互相混成幽昧而深遂”的“一些悠长的回音”，其“芳香、色彩、音响全在相互感应”。面对如此纷繁杂驳、奔腾流动的现代世界社会潮流，这些落伍的人们自然会迷失方向，坐以待毙。我们从神秘性、多义性、模糊性的诗歌，音响性、节奏性、流动性的音乐，梦幻性、色彩性、光感性的自然环境之中，可意识到应改变原始思维模式，以多维、多层、多侧面去寻找塑造主客观精神状态的“对应物”。

文艺理论家张韧在《小说新思维》中指出：“人类思维大体划分为五大发展阶段：最初是原始的与具体事物分不开的、直观的、拟人化的动作思维；在动作思维与抽象思维之间有一个中间的环节即形象思维；继之为知性思维与形而上学思维，最后是辩证思维。”论述到小说创作现代思维时，他深入浅出予以剖析：

这种思维已成为我们今天时代的思维特点，它给小说创作与批评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多元的宏阔的世界。小说新思维，说到底，是以人为中心的小说思维。这种新思维不是给小说制定林林总总的戒律，去束缚小说家的手脚，而是以开放的眼光与博大的胸襟、解放作家创造性的生产力。

在现实生活中，若要具备“解放作家创造性的生产力”，不仅需要不断进行心理学、思维学研究与探索，还应该借助在人文科学方面，取得的人类工程学、价值论、启发研究法、性格分析学等新成果进行理性辨识。过去有“老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如今又有“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以及生物物理学和生物化学的诞生。在此基础之上还应提倡运用数学、物理学、化学和技术科学，去开辟人类学、自然与社会科学逆向过程的梳理，即以精密科学和技术“人学”的新途径综合性研究人的文艺创作思维。 Or2mixao/3gANTCBS2yfnpFjUW5Iptfv9J5piLpv0zUtu6J2ueFvGR3FQf50A+G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