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文艺心理与思维研究

论及人类心理现象，自古就存在于世，但是在中国学界认识较晚，对人的心理理论研究与探索仅为近、现代发生的科学大事。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分册《心理学史》介绍：“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直至1840年鸦片战争，历代的思想家有过不少涉及心理问题的论述。这些论述散见于‘经’、‘史’、‘子’、‘集’等典籍之中。但是，由于这方面的系统研究开始得较迟，迄今尚未得到充分和系统的发掘。就现在的研究来看，‘人贵论’、‘形神论’、‘天人论’、‘性习论’、‘知行论’、‘情二端论’和‘主客论’是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几个主要范畴和重要特色。” 对此，张宏梁的《文学创作思维学的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一文在其理论基础之上，较为清晰地勾勒出近现代中国文艺心理学流派研究的发展历史：

文艺心理学在国内外产生得比较早一些。我国文艺心理学的拓荒者是朱光潜先生。他的《文艺心理学》（上海开明书店1936年版）是我国最早的文艺心理学专著。但由于时代的限制，该书还未形成（作者也并不想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主要是介绍国外各国的文艺心理学观点：作者用了较大的篇幅讲的仍是美感经验，文艺与道德自然美与自然丑，艺术的起源与游戏，刚性美与柔性美，悲剧，喜感，笑与喜剧等美学问题。思维科学研究蓬勃兴起，把文学创作心理学进一步划分，引出“文学创作思维学”，也是顺理成章、顺应文艺科学、思维科学发展的新趋势的。文学创作思维学正是意图探讨作家“研制”、“生产”文学作品的思维过程。它从大量的创作现象入手，研究文学创作的思维本质和思维方式，研究文学创作思维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追溯华夏文化历史，中国古代第一部专门论述文艺理论的论著应该是《乐记》，又称《礼记·乐记》，其中包括《乐本》、《乐论》、《乐礼》、《乐施》、《乐言》、《乐象》、《乐情》、《魏文侯》、《宾牟贾》、《乐化》、《师乙》等十一篇，旧传为二十三篇，曾保存在西汉学者戴圣辑录的《礼记》卷十一（题为“乐记第十九”）和司马迁所撰《史记》卷二十四（题为“乐书第二”）之中。《乐记》一直被奉为中国古典文艺理论基石，或称中华民族美学、诗学之精华，亦为中国古代心理学与思维学的奠基之作。

我们从先秦思想家荀子的《乐论》、汉代司马迁的《乐书》、毛苌的《诗大序》，以及有关古代诗歌与音乐论述中得知，所涉基本论点与《乐记》一脉相承。中国传统艺术之本质涵盖意义甚广，且有鲜明的指向性，即始终强调与社会政治、文化与礼义、道德联系在一起。尽管《乐记》也指出“声、音、乐”或“诗、乐、舞”三者相统一，亦认知音乐与诗歌具有“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等文艺理论功能。

上述古代论著，均认为文艺创作产品为文人情感的结晶体，但其大前提框定在封建统治阶级“政”与“礼”之范围内，由此为“歌功颂德”、“风月吟诵”之御用文艺作品与理论培植丰腴的文化土壤。诸如《乐记》、《乐论》、《乐书》中沿用的文艺经典理论，即所谓“诗，言其者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类至理名言被历代文人学者奉为文艺理论圭臬。

另外诸如：“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等言论，曾高屋建瓴于华夏传统文化理念之上。在上述“厚人伦、美教化”的儒家思想的影响之下，中国传统文学逐渐走上“厚物载道”、“文以载道”的文艺心理功能的道路。正如唐代诗人白居易所述：“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而形成于诗歌矣。”从而得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文艺学说。

魏晋时期著名理论家陆机在《文赋》中关于文学之“诗缘情”，“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文采盛于目，音韵溢于耳”等论述，亦道出中国古代文艺心理学的深刻内涵。特别是此文中关于诗作构思的名言佳句更为世代所传诵：

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瞳眬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于是沈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东晋著名学者刘勰的《文心雕龙》更为阐述中国文艺思维原理的奠基之作。此书对文学作品构思想象、谋篇布局，以及遣词造句、修辞技法有着许多精辟、深邃的理论见解。特别是其中的《神思》一章中有关文艺思维的描述绘声绘色、精彩绝伦：“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

唐代文艺理论家司空图效仿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弃官归乡，长期隐居于中条山王官谷，全身心沉醉于大自然与诗的纯美境界之中。他触景生情，饮酒作诗，低吟浅唱，自得其乐，其正果得以“道心”，体悟出“雄浑、冲淡、纤秾、沉着、高古、典雅、洗练、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等二十四品之诗格。其中每品各以十二句四言韵语加以描述与评析。

陈良运在《中国诗学批评史》中高度褒奖司空图的文艺论著《诗品》，说其书是一部“真正的艺术哲学经典之作，对于文学艺术审美创造、审美接收方面的独特贡献，在世界范围的美学史上，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南宋文学批评家严羽曾以语录体诗话形式，别具一格地撰写出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沧浪诗话》，全书分为《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等五篇。他推崇盛唐，论证古典诗词，反对宋诗的散文概念化，强调“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旨趣，尤须重视诗歌的艺术意境营造。严羽特地提出“以禅喻诗”为特色，力主“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其文艺理论格外新颖，后人深得启发，并将其“妙悟”确立为学诗、作诗的基本思维与方法。

对具有中国风格的文艺思维学研究而言，最为精彩，广为人们争相传抄的是《沧浪诗话》一段名言如下所述：

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此名著还推崇“诗有别趣”之境界，是因为诗之特殊文体与性质所使然。诗歌不能混同于散文“以理入诗”，须“吟咏情性”，因“惟在兴趣”所至，所谓“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照此运作，才能书写出“一唱三叹”之乐音，以及“诗而入神”之伟作。

时值清末民初，在“中体西用”的洋务文化运动之中，王国维先生为介绍西方哲学、美学、文学，在研究中国传统诗学、心理学、文学、思维学、文化学方面做出巨大的努力与卓越的贡献。特别是他撰写的《人间词话》可谓对中国传统文艺理论最精彩的文字总结。

关于《人间词话》的主要文艺学论点与学术成就，已有诸多学者著文介绍与评述。举其要者如：“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此“境界说”是《人间词话》的文艺理论核心。对此，王国维反复论述：“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他还指出：“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另有类似精彩警句格言：“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文文山词，风骨甚高，亦有境界。”“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等等。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一书有一段为人传诵的名言佳句，亦为论述“境界”之语：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王国维先生认为“境界”必须通融于“意境”。他在《人间词话》中论述：“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终不能与于第一流之作者也。”

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进而阐释：“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自夫人不能观古人之所观，而徒学古人之所作，于是始有伪文学。学者便之，相尚以辞，相习以模拟，遂不复知意境之为何物，岂不悲哉？”继而，他又将“意境”与“情境”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在《人间词话删稿》中，王国维提出：“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其理论为现当代形象思维学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中国当代文艺思维学研究正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学、文艺诗学与心理学基础之上。对此，杨春鼎在《中国形象思维研究20年》 一文中详细介绍：“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关于形象思维的研究”大约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起始阶段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至“文革”前夕，在此阶段，我国文艺界、美学界初步开展了形象思维的研究与讨论。著名美学家李泽厚发表于1959年《文学评论》第2期的《试论形象思维》一文，是这一阶段的主要成果。然而这篇文章当时不仅不为理论界普遍认可，而成为《红旗》杂志重点批评的对象。

第二阶段从1978年开始，为恢复研究与讨论形象思维的阶段。毛泽东主席给陈毅元帅的书信中三处讲到“诗要用形象思维”，因“十年浩劫”而中断的形象思维研究又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并带来全国范围的几乎所有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报刊社团参与的“形象思维大讨论”。形象思维研究不再成为学术禁区，而成为美学、心理学、文艺学研究的重要攻关课题。

第三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这是自觉、深入、科学地研究形象思维的阶段。于1981年，《自然杂志》发表了钱学森先生《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与人体科学》一文，提出“创立形象思维学”的设想。他认为形象思维是人类普遍存在的思维形式，而不限于文学艺术家专用的思维形式。钱学森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学科的崭新角度，把思维科学放在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并行的综合学科位置上，为形象思维研究开辟了更为宽广的研究途径。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之间，我国有关文艺心理学与文学思维学研究的成果日益增多，诸如北京大学金开诚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连续出版《文艺心理学论稿》、《文艺心理学概论》等有关文艺心理学方面的著作。其中《文艺心理学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分为“表象篇”、“思维篇”、“情感篇”等主要部分，围绕着“自觉表象运动”这个核心，阐述了“表象”的特征与内在机制，“自觉表象运动”与抽象思维及情感心理的关系，从而构成了以“表象”为逻辑起点，以“自觉表象运动”为总体特征的关于文艺心理学的比较理论体系。他的《文艺心理学概论》中特别强调根据人的大脑活动的整体性原则，论证文艺创作与欣赏以自觉表象运动为核心。借以实现表象活动、思维活动与情感活动的有机结合的重要性，辩证性地论证了文艺创作过程中，文学家、艺术家心理活动及其客观发展规律。

鲁枢元著《创作心理研究》（黄河文艺出版社1985年出版）是一部文艺创作心理研究的论文集。该书从“一切生活现象只有变成文学家的心理现象，才有可能变成文学现象”这一基本观点出发，科学、系统地研究了文艺创作的心理机制及其运行规律。他认为，文学艺术的创作活动，就审美主体的心理活动方式而言，是一个包括感觉、知觉、统觉、联觉、冲动、体验、注意、记忆、认识、思维、直觉、想象等心理功能在内的极其复杂的心理过程。从心理机制而言，它包括“感觉体验、动机动力、知解分析、调节控制、整合完型”，同时还指出：“它的一端连结着人的生理机制，一端连结着个人的社会关系，它是一座沟通社会与个人、生活与文学的桥梁”。

钱谷融、鲁枢元主编的《文学心理学教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一书，所论范围包括“文学创作心理”和“文学欣赏心理”两个大方面。在创作心理学方面，又涵盖了创作主体、创作客体对象、创作表现的工具（符号）—语言等主要方面，具有较完整的系统性。全书视野开阔，体例新颖，广泛、及时地从哲学、美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等邻近学科汲取最新研究成果。此外，《文学心理教程》紧密联系文艺创作实际情况，其心理学的认识与结论均建立在文学创作实践所获大量、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上，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王先霈著《文学心理学概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是以苏俄心理学中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的观点为参照，并吸收了西方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充分利用中国古代文学心理学思想的丰富资料，结合中外作家的创作经验，对文学创作和欣赏过程中的心理现象进行深入的理论探索。特别是对那些历来讨论较多，对文学活动指导意义较大的理论问题，诸如：文学家的观察和体验、创作情绪、创作心境、文学创作心物、言意关系，无意识、直觉和灵感、作家的才能与个性、欣赏中的期待与满足、趋同与趋异，等等论题，进行了较为集中、全面的阐述。该书力图在探讨人类文学活动普通心理规律的同时，体现中国审美心理的理论特色，颇注重相关理论的系统性、科学性与当代性的结合。

黎山豸著《文艺创作心理学》（长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出版）采用“对话体”形式论述了文艺创作心理学人们关注的五大问题。其中“创作活动的心理形式”一章，进行了感受、直觉、观察、情感、思维、想象、灵感、体验等方面的讨论；还有“文学艺术家的心理结构”一章，从心理结构层次、思维特征、创造的智力等方面论述，覆盖文艺思维形式的各个层面，给文艺学界很大的启示。此书所阐述的文艺心理学、思维学原理亦可印证我国古代文艺家复杂的创作境况。

高楠著《艺术心理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运用了西方“格式塔”心理学、马斯洛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等心理学研究成果，其理论横跨古今，融汇中西，以人为母题，以情感为核心，以心理定势为枢纽，以潜意识为重点，以艺术创作与实践为依据，以性格特征为中心，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文学艺术认知心理现象的客观规律性。

曹文轩著《思维论》，作为“文艺探索书系”成果之一，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该书从哲学的角度讨论了文艺思维原理，并对此领域一系列重要艺术命题进行哲理高度的重新审视，从而在更深层次上肯定了一些新命题，否定了一些旧命题。譬如，他对“再现论”提出质疑，认为“只有表现的艺术，没有再现的艺术”。因为艺术是表象世界，表象世界不等于客观世界。若执意肯定“再现论”，实际上抹杀了作者的创作个性和风格。艺术只能是对客观的主观表现。在讨论艺术的起源及本质时，作者认为：以往的艺术起源理论只说出了艺术的次原因，而不是元原因。由于人类有了精神情欲和创造的生命冲动，才产生了艺术文体。而这种艺术又是自由的，有规律而没有规则，并表现出三种创造形式：“省略”、“重组合”、“空幻”。该书还讨论了“感觉与思维”，“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另外，作者还对“想象”、“知识”、“泛论”等名词提出自己独特的看法。

董小玉著《文学创作与审美心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是一部研究文艺创作心理机制与审美心理的学术专著。该书侧重从审美心理学角度探讨创作主体、创作活动的心理过程，以寻觅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全书分别论述了文学创作的心理需要、感受、思维、想象、情感、构思、技巧、语言等八个知性范畴，及其内在运行规律，并且结合哲学、心理学、美学、文化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学科理论，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对创作心理进行理论阐释，从而建构起“创作审美学”的理论框架。

彭方著《文学人才学》（中国文联出版社1992年版）是探讨作家智慧奥秘和成才规律的学术专著。全书探讨了“创作过程的情绪性”、“劳动方式的个性性”、“不可替代和重复的独创性”等职业作家的基本特征，分析影响作家成才的一些重要条件，研究了潜意识、潜感觉等深层心理结构；对记忆、想象、灵感等的积蓄和触发，以及心理变异、超常、精神深处的苦闷，创作主体的真正解放和自由，创作冲动的来潮和驱动等要素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刘安海著《文学创作：系统的心灵创造工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是一部专门研究文学创作思维学的著作。全书把文学创作过程看作一个心灵创造系统工程，这个工程被作者称为“母系统”，其下统摄六个子系统：第一个为创作动机，第二个为观察体验，第三个为创造思维体系，第四个为整合完形，第五个为艺术表现，第六个为调节控制。此书认为每个子系统同母系统之间都有着极其紧密的学术联系。作者的立论建立在对诸多理论知识的融汇，以及对大量创作实践想象的分析基础之上。

杨文虎著《艺术思维与创作发生》（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首先对“艺术”和“前艺术”思维方式进行独到的理论阐释，将“神话思维”视为一种叙事活动，认为神话思维起源于人类的梦境，并且考证、探究其发生年代，及其人的梦思与想象的辩证关系。在此基础上，作者依次讨论了原始思维方式中“隐喻思维”的逻辑法则与功能，原始思维文化产物之文学艺术符号、艺术构思的刺激模式和形象思维的关系。该书因为涉及并参照了人类学、神话学、民俗学、思维学、心理学、语言学、符号学等诸多学科，其理论在广阔的文化视野层面上对文学艺术创作进行了全新的审视。

吕景云、朱丰顺著《艺术心理学新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版）为艺术思维心理学专著，分为上、中、下三编，总共十二章。书中论证“艺术思维”的章节文字较多。第一章“艺术掌握世界方式的诸要素”，作者认为“艺术思维和艺术心理的作用应居首要地位”；第二章“艺术思维中的艺术语言”，作者认为“离开了艺术语言就难以展开艺术心理活动和艺术思维活动”；第六章“意象思维的逻辑”和第七章“艺术思维的规律”中主要阐明两大问题：一是探明艺术思维中所包含的意象思维（一般称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怎样交替进行、配合活动的规律；二是探明意象思维的四种思维形式和三种思维规律，以及与抽象思维相互关系的文化特性。

朱行能著《写作思维学》（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把写作学和思维学有机结合起来，分别从“写作的思维品质”、“写作的思维类型”、“写作的思维方式”等三个方面，认真审视多年公布的高考作文试题，将写作学和思维学全面、系统、有机地交叉、融合进行研究。作者认为：写作是思维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思维贯穿整个写作过程，“没有思维的尝试就没有科学的写作行为”。该书就学生们应具有怎样的写作思维品质，怎样才能具有优秀的写作思维品质，学生应掌握哪些写作的思维类型和思维方式，怎样才能灵活运用各种写作思维方式，得心应手进行写作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细致、系统、深入的探讨。

陶伯华著《智慧思维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被列入“中国思维科学丛书”之中。他从钱学森先生提出的“大成智慧工程”与“大成智慧学”的高度出发，对“智慧思维”做了进一步高层次的理论探索。特别是对“生物智能”的演进、“原始思维”的飞跃、“抽象思维”的提升、“辩证思维”的发展、“创新思维”的开拓，以及“人机思维”的匹配等连锁性问题等，进行前沿性、系统性的学术探讨。

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从文艺学与思维学高度进行阐释：“文艺学是研究文学的性质和特点及其发生、发展的规律的科学，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文艺学是文学实践的理论总结，又受到文学实践的检验和修正，并给文学实践以指导。文艺学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文艺学是文学实践的理论总结，并给文学以指导。” 显而易见，文艺心理学或文学思维学均须按照上述心理学、思维学与文艺学中“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概论”及其学理予以科学梳理，如此才能得以全面、系统的佐证。 6suNhuoO+tw5UDA6Vcgkg7AFKW/Q4OaoP/wZvPgW+8Qew84qyTdIl/l/4u8nNS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