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开始于《莱茵报》时期,成熟于《资本论》的写作,历时近 40 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一直是当代西方学者议论的话题。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认为,在资本主义是否合理这个问题上,马克思苦于“正义”被人所滥用而忌讳使用“正义” 。20 世纪 70 年代引发“马克思的正义之争”的美国学者艾伦·伍德指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他们“不仅根本没有打算论证资本主义不公正,甚至没有明确声称资本主义是不公正或不平等的,或资本主义侵犯了任何人的权利” 。而在英国分析马克思主义者G·A.柯亨看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思想是一种道德评价 。应该说,他们基本上停留于对马克思文本的字面理解而纠缠不清,要么以为马克思完全认同资本主义,要么主张马克思彻底否定资本主义,最终未能正确评价马克思所发掘的资本逻辑。目前国内学界关于马克思资本逻辑的探讨,存在着这样的共识:资本逻辑是马克思倾其一生主要精力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得出的批判性范式,其理论旨趣在于通过“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 这一特定历史阶段去探寻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为受奴役受压迫的劳动人民实现彻底解放指引现实路径。那么,马克思资本逻辑指向人的解放这一宗旨是怎样生成的,以及如何确证马克思资本逻辑的展开和启示?迄今的研究尚显不足。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人学向度对“资本逻辑”作进一步的阐释。
资本逻辑作为马克思拷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发展规律的圭臬之一,其呈现语境与马克思关切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生存境遇紧密相联。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作为主流资本逻辑代言人的资产阶级学者竭力为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正当性”精心辩护。法国经济学家费雷德里克·巴斯夏、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美国经济学家亨利·凯里以及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萨伊等人,分别从不同侧面试图证明资本主义发展不会造成各个阶级的利益对立,认可资本对人性的扭曲,漠视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异化作用。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义正词严地对他们进行了批判。他深刻地指出巴斯夏的经济和谐论与亚里士多德的天赋人权公正论有着类似的错误:“既然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的思想巨人在评价奴隶劳动时都难免发生错误,那么,像巴斯夏这样的经济学侏儒在评价雇佣劳动时怎么会准确无误呢?” 针对斯密的市场调节利益论,他指明:“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设定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私人利益是与这些条件和手段的再生产相联系的。” 对于凯里的经济利益协调论,他解释道:“即使凯里没有像往常那样把毫无批判地、表面地拼凑起来的统计材料杂乱无章地罗列在一起,而是论证了自己的前提,我们关于剩余价值生产的全部分析还是证明,他的这个推论是荒谬的……他也许会发现,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祸害就是资本本身。” 关于萨伊的“三位一体”协作论,他说:“我们可以由此了解庸俗的让·巴·萨伊的荒诞无稽了:他想从生产资料(土地、工具、皮革等等)的使用价值在劳动过程中所提供的‘生产服务’,引出剩余价值(利息、利润、地租)。”
显然,马克思视野的“资本逻辑”始终把资本的生成发展机理视为解答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内在依据,是一种透过现象把握本质而批判资本主义不公根本属性的思维范式。它具有这样三个方面的基本要求:其一,从感性具体到理性抽象再到理性具体的认识路径。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不能采用生物学的观察方法或化学的实验方法,而必须借助理性的抽象加以辩证审视,即:通过对大量感性材料的研究和概括,形成各种科学概念或范畴(诸如商品、货币、资本,等等),并根据它们的发展所表现出来的连贯性(诸如从生产到流通再到生产的总过程,等等),将其逻辑地联系起来,最终形成一个理性的具体的东西,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对立性是社会关系对立性的直接反映。其二,整体性的研究视角。在马克思看来,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不仅要放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来进行,而且要放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自身整体的高度而作具体展示。作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既是与资本主义的交换、分配、消费紧密相联的整体中的首要环节,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整体的一个具体反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貌似规模宏大的商品堆积活动,实则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和分割等各个环节相互配合而又不断加剧、不断恶化的过程,既是以商品的二重性造就人的二重性为根本象征,同时又是整个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具体形态。其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马克思对资本的社会意义是肯定理解与否定理解的辩证统一。他对此作了这样的说明:“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进言之,马克思所指谓的资本逻辑呈现的是资本主义以科学技术控制广大生产劳动者的强大力量。马克思试图通过生产方式运行的各个环节揭示物的关系何以实现对人的关系进行颠倒的本质,在探求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过程中深切地关注人的发展规律。一句话,资本不是一般的“物”,而是特定的“社会关系”,是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关系。因而,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家反对从抽象的人性和虚幻的道德角度来审视资本主义,而是强烈地主张消灭资本主义、消灭私有制,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上述卡尔·波普尔、艾伦·伍德、G.A.柯亨等西方学者未能正视这点,所以在马克思资本逻辑的科学性与价值性上各偏一隅。
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构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环节,与此相应,雇佣制生产、不对等交换、垄断式分配以及物欲性消费是资产阶级资本逻辑的核心内容。马克思正是运用自己的批判性思维范式揭开了主流资本逻辑所遮蔽的不公正社会现实,从而解决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扭曲人性的渊薮。
(一)雇佣制生产背离人的生存本质
生产作为人类得以存在的首要前提,是社会得以发展的重要基础。生产实践是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没有物质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生产,人的生存都成问题,就更谈不上发展了。谋生显然是谋事、谋业的前提,“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这里很重要的一层意思在于,在任何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生产是最重要的任务,人们通过物质生产活动才能够解决“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即衣食住行等关涉人的生存的基本问题。此外,“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意味着生产的最终目的不是“谋生”,而是“乐土”,既快乐地享受生活。生产的最终目的在于人们“创造历史”,即人们不仅改变环境也改变自身,从而最终实现人的本质力量。因而,物质生产是人作为社会人的根本特征和根本条件,是人的本质力量的集中展示,社会生产在逻辑上应该与人的全面发展要求相一致。
但是,以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为基础的生产仅仅满足了生产资料所有者的物质需求,没有给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以财富和自由,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关系。因此,资本与人的生存本质相背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强调:“不管生产方式本身由于劳动从属于资本而产生了怎样的变化,生产剩余价值或榨取剩余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定的内容和目的。” 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大多数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资本的功能在于尽可能多地迫使工人创造剩余价值,从而造就了资本家在物欲上的贪得无厌、唯利是图,工人与资本家之间那种商品生产与商品投资的关系成为资本社会最基本的不平等关系。就生产过程和手段来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是敌视人的生产,剥夺、奴役、压迫等是资本家惯用的非人性、反人道的手段。机器的飞转自由控制工人的人身自由,工人成了人工机器的监视对象,甚至成为了机器的一个零件和附属物。显然,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中,工人成为一种异化了的无足轻重的存在物。在生产中人们的地位和作用方面,资本家是主导者,工人是受奴役、被剥削的,而且,资本家的富裕程度与工人的贫穷程度成正比例关系。资本生产发展本身并不能改变无产阶级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
所以,资本主义雇佣制生产是造成资本主义一切异化关系根源的生产。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 。人作为劳动者的需要最终异化为满足作为人格化资本的需要和维持工人作为劳动力商品的需要,资本主义生产最终获得的是一部分人(资本家)的权利享有和物质享受。
(二)不对等交换违反人的活动规律
作为人们社会交往中的一种普遍形式,交换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活动。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秩序和人的本质生成。交换作为经济活动中的一个基本环节,构成劳动产品转换为商品的必要条件,是商品所有者和商品求购者之间互通有无、互换需求的转换过程。在形式上它是两个平等主体之间的意愿协商和诚意达成,在内容上是两个劳动者之间劳动创造的合理匹配。因此,这一过程既是交换双方的意愿达成,又是交换双方行为的对等以及利益的互补。商品经济社会以平等的生产自由、人身自由、诉求自由等为前提。唯有以公正透明的交换规则为依据,以满足双方的合理意愿为目的的交换,才算得上是公正的。
无疑,资本主义社会相较于以往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让劳动者获得了更多的人身自由。工人不是“会说话的工具”,也不是以缴纳地租维持生计。但是,工人的自由极其有限,他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养家糊口、维持生存和得到继续培训以致能够适应机械化作业。与持有资本和财产的资本家相比,人身自由不过是一种丧失了财产的自由。这一点决定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交换不可能是对等的交换:其一,工人只有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而没有不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换句话说,无论资本家以多么低廉的价格出手,工人都必须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其二,资本主义的法律条文明文赋予有产者的各项权利和自由,有权力的政府机关是有产者意志的体现和代理者,交换程序上的公开透明掩盖着交换实质上的龌龊无理;其三,大量童工、女工劳动的实证资料显示,在劳动过程、劳动时间、劳动强度等各个方面,资本主义交换都是一种形式公正而实质不公正的不对等交换,资本家所得到的比工人所得到的要多得多。
不对等交换所生成的资本主义劳动完全违反了人自由自觉的活动规律,形成了工人非人般的悲惨境遇。对此,马克思控诉道:“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 面对资本主义的种种不平等性,恩格斯也曾愤慨地指出:“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 显然,在马克思恩格斯这里,交换在资本逻辑中是具体社会关系的展现形式,即整个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生产能力的无情掠夺和露骨剥削。
(三)垄断式分配抵牾人的利益机制
分配作为生产关系的一个环节,指的是社会成员以一定规则和形式对社会资源和劳动成果的获得,实际上是特定社会关系下,社会生产对人的劳动创造作出回报的一种直接反映。分配是最为敏感、最受关注的现象,因为其直接反映了人的利益所属和偏好,关系到人自身生存的保障与质量。分配是一种属人的社会现象,随着分配主体的一定社会需求而产生。根据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所做的阐释,分配的公正性涉及两个重要的基本因素:人的需要和人的劳动。相应地,人的需要建立在人的劳动之上、人的劳动能够满足人的需要是人的利益机制的两个基本要求。
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根本不同,马克思以深度人文关怀的考察方法直接对资本主义的“按资分配”作了如此揭示:“1.产品属于资本家,而不属于工人;2.这一产品的价值除包含预付资本的价值外,还包含剩余价值,后者要工人耗费劳动,而不要资本家耗费任何东西,但它却成为资本家的合法财产;3.工人保持了自己的劳动力,只要找到买者就可以重新出卖。” 这说明“按资分配”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不合理性:其一,在资本主义社会,产品(商品的初步形态)原本就属于工人的劳动创造,工人应该对其有支配权,但是工人不仅得不到产品,而且在产品分配上也没有发言权;其二,工人所生产出来的产品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远远超出了资本家的预付价值,尤其是工人通过透支体力和智力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却毫无补偿地直接成为了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其三,资本主义分配方式造就了绝对贫困。资本家利用剩余价值追加生产成本扩大再生产,不同的资产者利益集团总是以最低廉的价格雇佣劳动力,工人永远处于无奈地寻找劳动力买主的路途中。
因此,工人随着资本家越来越富裕自己却变得越来越贫困,这里的“贫困”是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两个维度的统一。就绝对贫困来说,工人与社会财富相分离;就相对贫困来说,工人无权阻拦、无力防止自己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就是按资分配所造成的后果,其在根本上是抵牾人的利益机制。
(四)物欲性消费贬损人的需求意蕴
消费作为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环节,最终通过人们的行为方式体现出来,即人们利用一定社会资源以及劳动所得满足自己生产需要和生活需要的实践过程。消费直接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求相联系。马克思指出:“人从出现在地球舞台上的第一天起,每天都要消费,不管在他开始生产以前和在生产期间都是一样”。 这表明,消费是人类社会的本性,人类生存和发展离不开消费,消费就是社会生活本身。社会越往前发展,人们的消费需求水平就越高,反之亦然。消费是为了生活,生活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在适度的消费上,但是,消费并不是人唯一的生活目的,说到底,它是人们满足生存需要、生活需要的途径和手段,必须有利于而且最终有利于促进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便是人的需求意蕴的真正内涵。换言之,人的需求意蕴在于:其一,消费是为了生活,但生活不是为了消费;其二,合理而适度的消费有利于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其三,倡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意义的消费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综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消费已经背离了人的需求本性。一方面,资本家拥有社会财产,可以任意妄为地消费。对于从工人身上剥夺而来的剩余价值,资本家可以用在个人享受中,过上“朱门酒肉臭”式的奢靡生活;也可以用于追加资本、扩大再生产,不断增值、不断赢利。另一方面,工人丧失社会财产,为了最低的生活保障,没有尊严地劳动、没有体面地劳动,只有依靠出卖自己的体能、智力,才能换得生存的机会,谈不上人的基本需要被正常满足,更不用说去追求人的发展需要了。实质上,资本家贪婪的消费建立在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权益得不到保障的基础之上,即便如此资本家自己也不可能达致人的发展的理想境界。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工业的宦官顺从他人的最下流的念头,充当他和他的需要之间的牵线人,激起他的病态的欲望,默默地盯着他的每一个弱点,然后要求对这种殷勤服务付酬金”,结果竟是,“人不仅没有了人的需要,他甚至连动物的需要也不再有了” 。资本主义消费说到底是物欲性消费,因为商品、货币、资本这些形式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生产者之外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物欲性消费集中体现为三大拜物教,即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因而,资本主义消费使得资本家成了人格化资本,工人沦为劳动力商品。这最终贬损了人的需求意蕴。可见,马克思资本逻辑表明,我们对资本主义不公的发现不能停留于表观的现象上面,必须通过对资本运行及其内在逻辑作深入分析才可以澄明资本主义的本质。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最终在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度,制度的根本变革非常必要。资产阶级资本逻辑主张资本主义合理性、永恒性的观点难以成立。
马克思资本逻辑不仅揭开了被资产阶级资本逻辑所遮蔽的不公正现实,指明了以资为本社会的历史局限性,而且为公正合理的以人为本社会的到来提示了现实的路径,即:由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度是资本主义社会剥削、压迫、异化、奴役等扭曲人性的根源,无产阶级只有彻底消灭私有制,才能实现人的解放。
一方面,资本主义在肯定自己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否定自己,诚如马克思所指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 这里恰恰隐含了马克思资本逻辑所有的辩证法精神,即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有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它给人类带来灾难,也曾给人类带来福音。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资本主义文明开启了世界现代化的进程,造就了以全人类相互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推动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但同时不置可否的是,当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尖锐得不可调和的时候,就要求重构所有制、释放生产力。因此,人类的共产主义事业是历史接续的结果,绝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文明成果积极改造的伟大实践。另一方面,不断觉醒的劳动人民和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是迎接共产主义社会的主体力量。劳动人民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无产阶级是承担最彻底社会变革的先进力量。在资本主义生产力的突飞猛进以及资本主义剥削的日益加剧中,无产阶级队伍不断成熟,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逐步增强。这样,在劳动人民的支持下,无产阶级历史性地成为了未来新社会的创建者。无产阶级通过社会革命和社会建设,在批判改造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必将促进共产主义公正社会的早日实现。为此,马克思恩格斯精辟地指出:“共产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大工业以及由大工业带来的后果……是由于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 资本主义为自身的灭亡积累了现实基础,当作为主体力量的无产阶级充分发挥作为物质基础的社会化生产力的作用、彻底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时候,以人为本的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取代以资本为本的资本主义社会。
简而言之,马克思资本逻辑的批判意义是双重维度的,他既发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正当性,又断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局限性。这启示我们,只有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才是解剖资本主义现代性问题的锋利刀刃,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既要创新借鉴资本主义发展成果的合理之处,又要勇于破除资本主义从物质财富到价值观念的负面作用。党的十八大所提出的“24 个字”要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维护的是社会主义的“以人为本”,建设的是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诚如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人为价值主体与目标,肯定人自身的利益需求,尊重人的价值和权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了人文关怀的价值内核” “我们所讲的以人为本,是以广大的人民群众为本,这里的人,不是抽象的人,不是某个人、某些人。一切为了人,一切依靠人,也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