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有句古话：“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庄子·齐物论》）意思是说，道路是人行走出来的，物名是人称呼出来的。中国还有句更老的古话：“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第一章》）这后一句古话，人们有着不同的解释。我们倾向于认为其基本的意思是：道，是可以言说的，但不是以一种常规的方式去言说；名，是可以命名的，但不是以一种常规的方式去命名。对于具体事物，人们能够以常规的方式去言说和讨论，即以“指事造形”的形而下的方式探究；但涉及到根本意义上的“道”和“名”，则不能以常规的形而下的方式去言说和讨论，而只能以形而上的方式去探究。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近代一段屈辱史。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入侵并强取豪夺，积贫积弱的旧中国饱受苦难和欺凌。在不断的抗争之中，中华民族始终心怀伟大的复兴之梦。百年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重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开辟了一条意义深远的“中国道路”，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提供了根本的路径保障。“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如是说。

中国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开辟的；中国道路，也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开辟的。从革命到建设，从改革到发展，中国道路越走越宽阔。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提出“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从“三个自信”拓展到“四个自信”，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一条道路、一种理论、一个制度，而且也是一种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乃是“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有机统一。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不仅明确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而且发出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倡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蕴含着国家富强之“道”、民族振兴之“道”、人们幸福之“道”。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道”，并非是不可认识、不可探究、不可言说的。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道”，不能仅仅停留于感性的层面，即形而下的“指事造形”层面，而应该上升到对内在本质和规律性的把握，即上升到形而上的理论层面。

加强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是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加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不仅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成果做历史总结的需要，而且也是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理论创新，有助于澄明中国之“道”，有助于澄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蕴含的国家富强之“道”、民族振兴之“道”、人们幸福之“道”，有助于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本文集反映的是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在2015～ 2016 年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成果状况。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部分，我们收录了 7 篇文章，这些文章从不同的侧面探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问题域。陶富源的《哲学一般定义的唯物辩证考量》从元哲学问题入手，依据唯物辩证原理，从“哲学的民族特殊性与世界共通性的统一”“哲学的时代特殊性与历史继承性的统一”“哲学的个体价值性和人类价值性的统一”等多个方面，对哲学界存在的“哲学不可有一般定义”的言论做了理论辩驳，提出了“哲学是以普遍方式把握人与世界关系”的哲学一般定义。而他的另外一篇论文《现代虚无主义的方法论批判》则指出现代虚无主义主要有五种表现形态：自然虚无主义、社会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信仰虚无主义和人生虚无主义，并认为从方法论上看，虚无主义的独断否定根源于对极端肯定的极端反拨，其结果是形而上学的“物极必反”，文章主张要用唯物辩证观点批判现代虚无主义。王习胜《马克思思想的咨商解惑意蕴》认为澄清认知、剖析症结和意义指引是思想咨商的主要环节，意义指引居于“顶层设计”的地位。思想咨商的意义指引有两个逻辑出发点，即个人的与社会的。马克思以社会发展为意义取向，对学院性的思想困惑和时代性的思想难题，如资本生成悖论、资本主义发展悖论和人的异化问题等，给出了精到的分析和洞彻的开解，具有丰富的群体思想咨商意蕴，对于化解思想咨商之当代中国式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戴兆国《从康德和马克思的实践观看人的实践活动本性》借助于对康德和马克思实践观的比较，进一步阐发了人的实践本性，认为人能够在个体、社会、精神和历史四个时空层面展开自身的实践活动。汪盛玉《论马克思人学向度的“资本逻辑”》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人学之维——基于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视角》则侧重于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视角展开理论分析，前者认为资本逻辑作为马克思透过现象把握本质而解剖资本主义不公根本属性的思维范式，揭开了被资产阶级资本逻辑所遮蔽的不公正现实：雇佣制生产背离人的生存本质、不对等交换违反人的活动规律、垄断式分配抵牾人的利益机制、物欲性消费贬损人的需求意蕴，并指出以资为本的社会不会长久，必将为以人为本的社会所取代；后者则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丰厚的人学观照，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昭示人的实践本质，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彰显人的生存意义，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表征人的发展主题。以“现实的人”为前提、以“人性完善”为标准、以“人生需要”为基础、以“人民主体”为动力、以“人的实践”为保障、以“人的发展”为宗旨，开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路向。胡梅叶、陶富源《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结构的生态维度》则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理论的基本观点进行了梳理，指出其生态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人的彻底解放”的理论结构中具有重要地位。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与国外马克思主义”部分，我们收录了 6 篇文章。胡梅叶《论马克思学说的绿色生态思想》认为马克思学说主要是指导人们变革人剥削人的旧世界、塑造人际和谐新世界的“红色”理论，同时也蕴含着保障人们开发并保护自然、从而达于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生态理论。钱广荣《＜反杜林论＞之道德论的原典精神及当代中国传承》，《反杜林论》之道德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原则，在理论和历史相统一的维度上捍卫、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理论，在人类伦理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意义；当代中国在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伟大进程中，应当认真传承《反杜林论》之道德论的原典精神，科学认知和把握中国道德国情与道德建设，将伦理学理论和道德建设实践研究融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之中，优化和转换伦理学的学科范式。方芳、王成华《世界历史性视域中的列宁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及启示》指出列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为指导，从世界历史性视域中探索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提出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吸收资本主义全部优秀成果和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等思想。这些思想不仅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科学的引导和动力支撑，而且对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性事业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余在海、江永霞《论马尔库塞的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是马尔库塞早期确立的一项哲学计划。经由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处境和海德格尔此在现象学的批判性考察，马尔库塞得出了一个基本结论：只有辩证法和现象学的统一，才能公正地处理人之此在的历史性。这一构想不仅准确地指明了马克思历史理论内在的具体化要求，而且为马尔库塞在批判理论时期发展一种“双向度”的社会批判理论提供了合适的“思想工具”。吴兴华《弗洛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人性论反思》指出，在弗洛姆看来，人的自然性决定了人对于自然的依赖，然而人又始终是社会的产物，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为了自由而必然走出自然。由于现代人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将自然视为自由的障碍物，从而对自然进行征服和改造，最终导致自然的异化。然而，人与自然之间尽管存在着矛盾性，但并不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的冲突。当今频繁爆发生态危机的根源不在于人与自然的矛盾，而在于不健全社会培养的不健全之人，因而要克服生态危机，使人与自然关系走向和谐就必须造就健全的人。陈旭东《总体性与阿多诺的乌托邦向往》认为阿多诺代表着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思想的终结。通过两种总体性概念的澄清与主体与客体关系的论述表明，阿多诺并不是现代性与形而上学的终结者。总体性问题在阿多诺那里仍然是对现代社会的批判诊断和对人类解放设想的核心概念。阿多诺复杂的反体系思想里一直有着总体性的关怀与向往，它只不过常常以隐蔽的方式在场，它是没有放弃幸福的希望以及改变世界的否定式的乌托邦。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分，我们收录了 6 篇论文。高正礼在《论发展 21 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围绕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 21 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命题，从必要性、可能性和指向性方面作了多角度论证，认为发展 21 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需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积累的丰富经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丰硕成果、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机制等为其创造和奠定了基本条件。王先俊在《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抗日战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是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和相互统一，二者能否在互动中统一，既取决于实践对理论需要的程度，又取决于理论是否满足实践的需要。作者以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例，探讨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双向互动及其统一的过程，认为这不仅是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要求，也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特征。胡安全在《邓小平担任总书记时期探索中国道路的思想特质》中指出，邓小平之所以能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他担任总书记期间探索中国道路时所形成的远见卓识有关，学界往往是从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视角来理解这一时期邓小平探索中国道路的一般性意义，较少注意到其思想特质及其理论价值，作者从认识路线、体制改进、执政党建设三个关系到能否开创中国道路的重要方面展开了积极的探讨。

除上述三篇外，另外三篇均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研究。王先俊等在《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论述中的战略思维》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全局出发，就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诸多立意高远、思想深邃的新观点新论断。这些新观点新论断蕴含着深刻的战略思维，凝聚着坚强的战略定力，充分体现了总书记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所具有的非凡的理论勇气和卓越的政治智慧。王先俊等在《“依法治国”方略的观念史解读》中指出，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确立和拓展，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人法治观念生成累积的结果，是一种观念的社会化过程；作者通过对依法治国方略的观念史解读，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对法治的认知和实践走过了一条“之”字路，体现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真理不断追寻的历程，并努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和历史借鉴。沈燕培在《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客体与动力》中指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历史传统，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要求。在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由谁来治、要治什么、治的动力来源于哪里等是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作者通过对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客体、动力等基本问题的探析，为进一步回答全面从严治党的路径、规律等问题提供理论前提，奠定理论基础。

在“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部分，我们收录了 6 篇论文，各自基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的不同问题作了针对性的探讨。高正礼等在《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红心、信心和雄心的多维诠释》中，通过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及其精神的总体把握和深入解读，认为该讲话以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为主题和主线，从历史、当今与未来的时间维度，从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践维度，从理论、现实与实践的哲学维度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赤心、信心和雄心。章征科认为，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他在《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民主政治演进的逻辑探析》中指出，考虑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民主追求与建立新中国的愿望，知识分子推进近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进程的特殊演进逻辑是：以知识分子政党化为起点，以政党、群众为动力，以民主政治为目标，围绕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展开，最终实现人民民主的殊途同归。姚宏志在《毛泽东与抗战时期“学术中国化”运动》中认为，“学术中国化”是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知识分子发动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这场运动始于重庆，影响及于国统区、抗日根据地、沦陷区，在中国共产党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作者指出，毛泽东此时期虽未明确使用过“学术中国化”概念，但他以其科学的思想理论和学术实践，影响着“学术中国化”运动的历史进程和前进方向。

除上述三篇外，另外三篇均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的专题研究。李祥兴在《论建国初期的冬学运动与中共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剥削阶级思想不仅不会自动退出，而且仍旧保留其惯性，这使得建国初期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任务极其艰巨。但是党运用冬学这一传统有效的形式加强了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胡安全在《动力生成视阈下当代中国改革尝试波折的原因》中指出，当代中国改革能否发生、持续并取得成效，主要取决于三大动力要素：一是先进分子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求和认知，这是改革动力生成的前提；二是中共执政骨干队伍和领导集体以改革为共识和纲领并正确领导，这是改革动力生成的核心；三是人民群众对改革的强烈愿望和积极参与，这是改革动力生成的基础。三者缺一不可。三大动力要素的状态和关系决定了改革动力的发生和演变。陶富源、胡梅叶在《协商民主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健全》中指出，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协商民主与投票民主的并行发展、互为补充，已成为当今民主发展的趋势。协商民主的实现，不仅需要合作共赢的精神支持，而且依赖于制度安排。就此而言，在中国，这种尝试不仅进行得最早，而且发展层次最高，其运行效果也最为显著。诚然，中国的协商民主还存在诸多不足和缺陷，需要加以发展和健全。

在“思想政治教育”部分共收录了 8 篇文章，大致分为两个主题，一是紧紧围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内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的研究；二是就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相关问题特别是道德教育问题开展的研究。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内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王习胜在其《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矛盾与发展趋向》一文中指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条件和时代任务在变化，其主要矛盾也在变化。当前，其主要矛盾已经逐渐凸显为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诉求与境况、手段与效果之间的矛盾。把握并协调这些矛盾，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在基本理念、基础理论、致力重点和教育方式等方面进行相应和系统的变革。其发展趋向是基本理念由“社会本位”向“以人为本”拓展，更加注重人文关怀；基础理论由经验概括和学术移植向实践应用拓展，更加注重理论与实践的契合；致力重点由“加压”向“疏导”拓展，更加注重对受教育者精神家园的营造；教育方式由“灌输”向“渗透”拓展。钱广荣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创新发展的整体性视野探讨“论思想政治教育命运共同体”问题。他认为，命运共同体问题的提出是政治哲学和社会伦理整体性思维的大智慧，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对于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我们可以从利益共同体、精神共同体和管理共同体三个角度分析和认识思想政治教育命运共同体。思想政治教育命运共同体本质上是社会和人关怀自身的实践方式，其构成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具有层级、封闭和开放等基本特性。思想政治教育命运共同体的维护和优化建构要围绕倡导和培育共同体意识进行，从摈弃“社会本位”抑或“个体本位”的两级思维方式、厘清共同体的主体问题、恪守共同体话语基础三个层面展开。王艳从“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的视阈”全面考察了王习胜提出的“思想咨商”之学科意义，特别是就思想咨商的本质与功能开展的讨论。她认为，思想咨商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新领域，是一种基于微观个体的视角开展的以消解思想症结、去除精神痛苦、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为诉求的方法研究。思想咨商的对象及主体思想观念自我建构的特殊性决定了思想咨商的本质即是以平等对话为沟通方式的价值引导，它贯穿于不同个体思想咨商的过程之中，并根据个体思想问题的不同表征及症结根源具体表现为保健、治疗、批判及建构四种功能。这是对“思想咨商”这一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之新拓领域的深度分析。在我国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下，青少年的劳动观教育如何进行，这是一个重要课题，戴家芳就“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的劳动载体”问题展开了专题研究。她认为，劳动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具有独特的教育功能，能够创造价值观教育的契机，推动抽象的价值理念为人们认知、理解、认同，促进人们良好行为习惯和品质的养成。对作为思想政治教育重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同样需要发挥劳动的载体功能。我们应该有效利用劳动的生活性、享用性、体验性、人文性特点，促进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相关问题特别是道德教育问题，钱广荣从道德领域突出问题的专项教育和治理角度出发，认为实施党的十八大作出的“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的专项教育和治理”的重大社会治理工程，需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科学认识道德领域突出问题的必然成因，理性把握开展专项教育和治理的客观过程，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专项教育和治理中的主体作用，以培育和夯实广泛的社会认知基础。吴先伍认为，开展道德教育应该区分“道德教育”与“道德的教育”这一前提性问题。“道德教育”强调教育的道德内容，“道德的教育”强调教育的道德本性，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们受到动机论和效果论道德评价模式的影响，没有把道德教育看作一个完整的过程，忽视了道德教育的手段和方式，把“道德教育”简单地等同于“道德的教育”致使“道德教育”往往变成了“不道德的教育”。为了杜绝这种现象的发生，“道德教育”必须自觉地走向“道德的教育”，克服道德教育中的不道德性。王振钰则从道德教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角度考察了先秦道德文化。他认为，先秦道德文化不仅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的开端，同时其在伦理价值取向、道德生成机理和道德建设方式等方面所彰显的实践伦理特质也影响着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民族形态。中国传统道德智慧因其固有的实践伦理特质不仅为当代中国道德建设提供历史参考和方法启示，同时也为破解现代性伦理困境提供源自中华文明的道德智慧。王习胜认为，作为一种实践智慧，伦理学不应该是玄思晦涩的抽象理论，而应该切入生活世界，为道德实践提供合法性说明和价值性指向。作为一种实践活动，道德实践不应该只是合目的性的行为，它需要伦理理论就其具体情境中的选择难题和价值期待释疑解惑。为此，他在“思想咨商”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在道德领域开展“伦理咨商”的课题。伦理咨商是通过对话方式，力图将伦理理论的真理性与道德实践的适宜性结合起来，为道德主体解惑、去苦。伦理咨商本质上是一种道德治疗，这种带有个体特殊性的道德治疗活动与社会普遍性的道德治理举措是相辅相成的，应该是道德建设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