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船山精神是以王夫之名字命名的精神、意志、情操和品格的统称，其中有着船山对历史上中华民族精神的全面总结与继承，有着船山自身精神气质、价值追求和人格操守的汇聚与灌注，同时又对船山之后的中华民族精神发展贡献了诸多精深宏富的内容，从而使得中华民族精神因为船山精神而有了更加激越而深厚的因素，有了更加坚毅而不屈的要义。船山精神对中华民族精神做出了彪炳史册的创造性贡献。继承并光大船山精神对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有着重大的伦理意义和价值。
船山精神的形成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在船山内心深处的沉淀、觉解与创造性实践的产物，是与船山学术思想的建构性和人格操守的坚挺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价值确证。船山精神贯穿于船山风骨嶙峋的人生实践并通过其学术研究表现出来，同时又是其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总结并冀望开出新生面的动能，是其“历乎无穷之险阻而皆不丧其所依”“泊然于生死存亡而不失其故”之人格操守的精神依托。从精神建构的类型和特质上讲，学者的精神是对学术追求和文明创化的一种价值呈现，是一种于人格中见学术的建构，于学术的建构中见人格操守的德智合一型精神范式。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中所指出的，为阐扬真理和提高整个人类道德风尚而献身是一个学者应有的使命，这种使命要求学者“向一切方面传播一种大丈夫的思想方式，一种对崇高和尊严的强烈感受，一种不怕任何艰险而去完成自己的使命的火般热情”
，并且只要生命存在就义无反顾地“做下去”。学者的生命和命运也许微不足道，但是其精神或对“生命的影响却无限伟大”。
船山生活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各种矛盾叠加、各种问题凸显的明清鼎革之际，这是一个充满血与火、泪与剑的大动荡、大冲突时代，正如吕坤所描述的，“民心如实炮，捻一点而烈焰震天；国势如溃爪，手一动而流液满地。”
船山自己也在诗歌中形容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地拆天乖清泪竭”
“天崩地裂不恤汝”“风霾蔽天白日昏”
“横风斜雨掠荒丘”
的时代。“天崩地裂”“地拆天乖”“风霾蔽天”“横风斜雨”等词语描绘了这一时期江山异性、社会变动、战乱纷争、百姓苦楚的时势，其中明末腐朽统治导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白热化，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清军入主中原后采取的血腥屠杀及各地抗清斗争的此起彼伏，战火纷飞导致百姓生活的流离困苦，文化传统的被迫中断等都具有“天崩地裂”或“地拆天乖”的意义。
“我生万历四七秋，显皇膏雨方寸留。圣孙龙翔翔桂海，力与天吴争横流。峒烟蛮雨困龙气，我欲从之道阻修。呜呼一歌兮向南哭，草中求活如萎缩。”
这是船山对自己生平经历和心路历程描述的一首诗歌，深情地道出了船山生活的时代是何等的动荡不安和乱象丛生，也揭示出船山一生怀才不遇、壮志难伸的人生坎坷与不幸。船山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即公元1619年。家族在衡州“以儒名家”，曾祖王雍“以文名著楚南”，祖父王惟敬俨然雅士儒风，“崇志节，尚气谊”，可谓饱学之士。父亲王朝聘“宗濂洛正传”“讲性命之学”，然却一反明末热衷空谈心性的学风，独“以真知实践为学”。叔父王廷聘“文笔孤清”，文学造诣颇深，且旨趣高远。船山家族在衡州虽被认为是卿大夫“阀阅”世家，然其先世只“遗薄产顷余”，至船山出生时“薄田不给饘粥”“萧然无长物”。虽然家道中落，但船山家人内心存留有对皇室“膏雨”的感念，有一种效忠家国天下的济世情怀。船山的青少年时代正值崇祯帝朱由检执掌朝政，此时，由于以皇室为首的大地主阶级对普通百姓贪得无厌的聚敛和政治上的腐败，致使“内忧外患”频仍，不仅朝廷党争愈演愈烈，而且还先后爆发了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后金政权不断入关内骚扰，掠夺财物，劫汉人为奴。1644年，李自成率领大顺农民军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煤山，明朝灭亡。进驻北京后的李自成农民军贪恋货财，霸占皇室佳丽，并将已经投靠农民军的吴三桂的父亲抓起来拷打，大将刘宗敏更是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据为己有，致使吴三桂“怒发冲冠”，投靠清军，并与清军联合攻打李自成，迅速颠覆了大顺农民政权。清统治者入关后实行民族征服政策，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惨案，并在全国发布“薙发令”，“倘有不从，军法从事”，激起汉族群众的强烈不满。明朝的灭亡，清军的入关及其制造的民族征服的惨案，使王船山通过科举考试入朝为官的梦想破灭，他毅然决然地投身于武装抗清的斗争中，并与好友夏汝弼、管嗣裘等人在衡山起兵抗清。抗清失败后，船山投奔南明政权。“圣孙龙翔翔桂海”一句表达了船山对朱由榔在广东肇庆成立的永历政权恢复汉族江山的热切期望，他肯定朱由榔为神宗朱翊钧的“正胤”，属于“圣孙”，其活动具有“龙翔”的意义，桂海是对产桂的两广的又称。船山把投奔永历政权作为实现自己政治上恢复汉族江山的梦想。在“力与天吴争横流”一句中，他把清兵比作《山海经·海外东经》中所说的海神，自己虽然力量微薄，还是要奋力与之抗争，“争横流”表达了他挽狂澜于既倒、还我河山、恢复汉室江山的豪情壮志。在“峒烟蛮雨困龙气”里，他用“峒烟蛮雨”等恶劣的自然环境来比喻永历帝朱由榔所处的内忧外患的困境。“我欲从之道阻修”则揭示了他欲效忠永历政权然而道路险阻又漫长的真实状况。“呜呼一歌兮向南哭”是写他曾有三次奔赴永历帝所在地为其效忠的行程，第一次因淫雨泥泞且家庭连遭变故而未能实现，第二次以布衣参加永历政权工作，亲见亲闻永历政权严重的内部派系斗争和朝中官员的腐败，后因其父亲逝世服丧期未满而返归家乡，第三次受其母亲“怛愍废食”影响再度赴肇庆，任行人司行人之职，因弹劾奸臣王化澄遭逮治下狱，后被高一功营救出狱，流亡湘南一带。船山有精卫衔木石以填海的满腔热血，可是永历政权的出仕生涯却让他险些丢了性命，这种“精卫欲填填不得”的遗憾和愤懑，真叫人欲哭无泪。“草中求活如萎缩”一句形象地再现了船山流亡湘南一带艰难困苦的生活。他窜身瑶洞，充瑶民，“崎岖岭表，备尝险阻”，“窜伏祁、永、涟、邵山中，流离困苦”
，“严寒一敝麻衣，一滥袄而已，隔无隔夕之粟”
。“清晨上南坂，芜草深没腰”，“黄茅盖头雪侵领，奋推力尽刚过顶”
，“虽饥寒交迫，生死当前而不变”。避居耶姜山侧时，他居无定所，曾靠教邵阳人罗从义之子罗瑄读书谋食。他流寓常宁、郴州、兴宁山中，或在西源庄或在僧寺授徒，与学生“昼共食蕨，夜共燃藜”
。如此艰难困苦的生活状况，都没能动摇船山反清复明的决心，也无法动摇他对国家民族多灾多难的牵挂与关心。他授徒讲的是《春秋》，宣传的是微言大义，向学生灌输的是复兴民族、振兴华夏的爱国思想。“我欲从之道阻修”，形容了他报国无门的不尽遗憾或救国之梦的圆梦之难，可谓如泣如诉，力透纸背。“草中求活如萎缩”的人生真际告白，呈现出船山生存境况的艰难和困窘。
继“科举梦”“政治救亡梦”相继破灭后，船山将自己的理想寄托在中华学术文化的总结与文明的复兴上，把先进汉民族的自取败辱引为沉痛教训，力图通过淹灌经史、反思文化来寻求民族复兴的道路。结束湘南流亡生活后，船山一度迁居衡阳金兰乡高节里，于茱萸塘筑“败叶庐”以居。后为避横议，一段时期暂居湘乡，51岁时归金兰乡故里，新筑草庐“观生居”。57岁迁居石船山下草堂。船山为自己筑的茅屋住所先后以“续梦庵”“败叶庐”“观生居”“湘西草堂”命名，表征自己虽居陋室仍胸怀天下，身无分文却心忧天下的价值理想与人格追求。在搬到“观生居”不久，为其居所自题门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揭橥出船山的学术志向和人生价值追求。如果说“六经责我开生面”是一种学术层面的承前启后与继往开来，含有创新学术并以此来推动华夏文明不断前进的意味的话，那么“七尺从天乞活埋”则彰显了船山孤忠独抱、葬于天地之间的终极价值关怀，烘托出一种为真理和正义而奋不顾身的“殉道”精神。在湘西草堂著书期间，涌动船山心头的是一种“故国余魂常缥渺”的忧国忧民意识，砥砺着船山“残灯绝笔尚峥嵘”的风骨和德操。1691年的深秋，船山自知不久要绝于人世，选定石船山为自己的墓地，并作《船山记》，以船山之顽石自比其人格精神。“船山，山之岑有石如船，顽石也，而以之名……船山者即吾山也，奚为而不可也！无可名之于四远，无可名之于来世，偶然谓之，淡然忘之，老且死，而船山者仍还其顽石。严之濑，司空之谷，林之湖山，天与之清美之风日，地与之丰洁之林泉，人与之流连之追慕，非吾可者，吾不得而似也。吾终于此而已矣。”
夫之自比船山，以船山言其人格操守。船山并不希望自己像东汉的严子陵和北宋的林鹤梅那样，寄身名山大川，以求不朽于后世，而是将自己的人格精神寄望于石船山。生命可以死亡消失，但是精神却自会如同船山之顽石一样长存于天地之间。写完《船山记》后不久，船山自题墓志铭，“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及。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
意即他怀抱着像东晋志士刘琨
那样的孤忠，但是命运却没有让他为南明去死。他倾慕北宋关学张载
那样的正学，但是因为自己的学力有限而没有达到。前一句总结船山一生的人生经历和活动，反映的是船山生于荒乱之世，出仕受挫，抗清失败，投奔南明政权，却频遭诬陷，险些送了性命，后来遁迹流亡，无国可报，抱恨林泉以终。后一句揭示他后半生近40年献身学术文化，希望弘扬张横渠那“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
的正学，但是由于自己学术功力的欠缺而无法达到这一目标。理想或人生追求不能实现的深刻遗憾，在墓志铭中昭然若揭，意味深长，也将船山精神和盘托出，撼人心魄，使人扼腕长叹，深受启迪！
船山身处内忧外患频仍的明清之际，在立志匡复社稷、复兴明室的梦想破灭后，将全部精力和生命集注于中国传统学术和思想文化的总结和反思，力图以此来探寻华夏文明复兴之路。船山精神熔铸于船山学术研究和思想文化的阐幽探微，及对中华文明别开生面的创造性研究之中，并成为其学术研究和艰苦著书的动力源泉。读船山的诗词文章和著作，发现流淌其中的除了深刻的义理和高远的境界外，更有孜孜不倦的人生追求，无怨无悔的坚定信念，“与命与仁”的品格情操，忠孝节义的家国情怀，利济苍生的天下意识。他的著述和文章，“颈血如泉欲迸出”
，“败叶云中哭杜鹃”
，有一种浸染血泪的精神和“悲而不屈”“苦而不堕”的青云之志。船山一生，风骨嶙峋，时代的风涛、民族精神的砥砺、传统文化的涵养，使他培育起了“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学术信念，陶铸出一种“壁立万仞，只争一线”的道德人格，发展并成就了一种顶天立地的精神气质。
船山精神是船山在苦难岁月和时代变迁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船山人格、信念、操守和学术价值的综合，既受到历史上士大夫精神和儒家学风的深刻陶养，又反映出船山本人对生命价值的认识、对人生意义的感悟、对国家民族苦难与不幸的诸多思考，特别是对华夏文明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贞下起元”，实现“衰而复兴”“阙而复振”的极深研几之智慧。它在船山生活的不同时期均有不同的反映或表现，但始终充满着“变而不失其常”的人生坚守和终极价值关怀，充满着“不因贫穷而怠乎道”的价值坚守和价值自觉。船山通过自己一系列激浊扬清、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和革故鼎新的创造性研究，“阐邹鲁之宏旨，倡濂洛之精义，明汉唐之古训，扫末学之秕糠”
，旨在光大以孔孟、张载为代表的中华正学，以此来凝聚人心，砥砺精神，复兴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船山精神使得船山能够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以超人的毅力，孜孜矻矻，焚膏继晷，从事着中华文明继往开来的创造性工作，推进着中华民族精神不断向前发展。
船山精神贯穿于船山的一生，渗透在船山所著的诗文之中，有着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深刻与系统总结，更有着船山自身对民族精神的独特理解的智慧与践行方式的精神信念，是一种既继承民族精神又弘扬民族精神并在继承弘扬民族精神中不断为其增加新的内容或养料的精神。船山精神是一个由依人建极的人本主义精神、公义为上的爱国主义精神、民为国本的民本主义精神、革故鼎新的求实创新精神、率天载义的敢于担当精神和坚毅赤诚的自强不息精神所组合起来的精神价值体系，彰显着船山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为民请命的责任担当，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推故而别致其新”的鼎新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发展史上一座气岸高标的精神丰碑。
王孝鱼认为，“人本主义，固亦为先生之一根本思想”。船山提出并深刻论证了“依人而建极”的理论命题，“依人而建极，即人本主义也。”
这一命题意味着只有人才能够建构可以趋赴的价值目标和精神家园，只有人才能为世界彰显其意义并确立人自己应当追求的价值目标和伦理原则。在船山看来，人是天地之心，是天地之妙用的承担者和实施者，只有人才能为天地立道建极。“道行于乾坤之全，而其用必以人为依。不依乎人者，人不得而用之，则耳目所穷，功效亦废，其道可知而不必知。圣人之所以依人而建极也。”
依人而建极，即是说，不应抽象地去讲“天道”“物理”，而应以“人”作为出发点来考察天地万物，考察人类在天地中的地位及其活动规律。依人建极，不仅包含了“以人为本”和“以人为主体”的思想因素，而且包含了“人是目的”以及人是动力源泉的思想精华，含有“人为万物之灵”“世界因人而有光明”等意义。如果没有人，“行于乾坤之全”的“道”也就失去了价值的根基和依托。进一步说，“道”是“其用必以人为依”的道，是人的主观认知结构所认识和把握的道。人是道德生活的主体、目的和动力，离开了人，道德就成了无所依托和无所借助的不可捉摸的虚幻之物。船山认为，“天地之生人为贵”。“天地之生，以人为始。故其吊灵而聚美，首物以克家，明聪睿哲，流动以入物之藏，而显天地之妙用，人实任之。”
人从自然界中产生出来，自然界就成为人所认识和改造的对象。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天下之物才由“自在之物”变成“为我之物”。船山哲学首重“人极”，“立人极”即是立人应当追求的价值目标和伦理原则，亦即弘扬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因素，使人超越自然的局限而走向真正的与人的内在本质相契合的文明之途，成为真正占有自己本质和实现自己本质的社会动物和文明创化者。“存人道以配天地，保天心以立人极。”
“人道”是人必须遵循的人之所以为人之道，存人道就可以使人获得匹配天地的资质和价值。“人极”是人必须去建构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图谱，立人极则可以抒写人成为人的伟大史诗。船山的“依人建极”是对儒家人本主义精神的创造性诠释和发展，代表着中国古代人本主义发展的最高水平，并蕴含着近现代人本主义的因素。
船山是中国古代爱国主义的集大成者，他的爱国主义注重区分一家一姓的“私天下”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公天下”，并借助“夷夏之辨”深刻揭示了爱中华民族文化对于爱国主义的伦理意义。船山的爱国主义是同爱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天下和文明型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凸显出“文化中国”“品格中国”在国家命运和格局中的独特地位。他提出了“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的价值观念，认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船山看来，“一姓之兴亡，私也；生民之生死，公也”，生民的生死比“一姓的兴亡”更加重要，更加根本。《尚书》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论断，船山对此深表认同。他不仅提出了“援天观民”“即民见天”的论断，而且认为，民意代表天意，反映天意，主张从民心之中看天心，从民意之中看天意。上天立君的目的是为了民，而且君主置吏的目的也是为了民，把民众的生死忧乐、贫苦富裕作为衡量君主、官吏功罪的标尺。船山公义至上的爱国主义与其所提出的“三义说”有着直接的联系。他认为义有“一人之正义”“一时之大义”和“古今之通义”，认为“古今夷夏之通义”是真正的公义，爱国的最好表现就是要爱古今夷夏之通义的天下，做到不以一时废千古，不以一人废天下。在船山看来，以一人之正义，视一时之大义，而一人之正义为私；以一时之大义，视古今之通义，而一时之大义为私。公者为重，私者为轻。
公义集中表现为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和生民的生死上。公义比之私义，要具有更大更高的价值合理性，无疑是我们要去维护与捍卫的。他在《黄书》中倡言“奠三维”，目的是为了保华夏，挺立华夏民族的道德主体性。他用“畛”这一观念来加以系统论述。所谓“畛”即是区别、界线，亦即人应当意识到人之所以为人的独特规定性，华夏民族也应当意识到本民族的伦理特质和道德精神，千万不能丧失自我的内在本质，使自己沦为禽兽或夷狄。“保其类者为之长，卫其群者为之邱。故圣人先号万姓而示之以独贵，保其所贵，匡其终乱，施于孙子，须于后圣，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
只有能够保类卫群的人物才可以为天下君长，圣人也以保类卫群的行为为最有价值的行为。保类卫群说到底是为了华夏民族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华夏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形式可以禅让、可以继承，也可以革除，但是绝对不能允许夷类来侵略或侵犯华夏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这是立国安邦的大本大源，亦即古今之通义的根蒂所在。
船山的人本主义与民本主义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船山指出：“民者，国之本也。”又说：“民者，天下之本也。”
庶民百姓是国家和天下的主人和主体，无论治国还是平天下都要坚持以民为本的立场和价值原则。在船山看来，政治和文化应当建立在以民为本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它正面的价值。“政者，致民之本也。”
政治就是贯彻落实以民为本并使民真正成为国家和天下主人的活动。文化与道德也应当把以民为本作为基本和核心的价值追求。“民本主义”作为一种基本和核心的伦理价值观要求在一切经济、政治和文化及社会活动中确立庶民百姓的价值主体地位，尊重庶民百姓的生存发展权益和人格尊严。船山认为，“天无特立之体，即其神化以为体；‘民之视听明威’，皆天之神也。故民心之大同者，理在是，天即在是，而吉凶应之。”
他反对历代“滥于物之天”的天人感应论，坚持认为天心是与民意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圣人应当体察民心，统同于民，并把天的内容规定为“人之所同然”的民心或“民心之大同”。尊重民心，体察民意，就要对民之生存发展予以深刻关照和价值关怀，把百姓的生死视为天下的公理。船山肯定“饮食男女之欲，人之大共也”“人欲之大公，即天理之至正”“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主张满足庶民百姓的物质生活欲望，让庶民百姓能过上一种“养老送死无憾”的富庶生活。船山指出：“民之所好，民之所恶，矩之所自出也……君子只于天理人情上絜个均平方正之矩，使一国率而由之。则好民之所好，民即有不好者，要非其所不可好也；恶民之所恶，民即有不恶者，要非其所不当恶也……”
这里实质上把民之好恶作为公平正义的标尺，体现了船山对民心、民意的尊重，并饱含着对民生福祉的重视。为了让庶民百姓过上比较平安幸福的生活，船山提出了土地私有、简政放权、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尊重民意等一系列保护民生、维护民权的主张。船山的民本主义伦理以“天地之大德曰生”和“生民之生死，公也”的价值观念为基本视角，主张尊重民生，体察民意，“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反对人我利益相抗意义上的利己主义或专利主义，提倡共建共享共发展的人我他共利主义或互利主义价值观念，极大地发展了我国古代民本伦理和民生伦理。
船山从天下惟器的气化论得出了“天地之德不易，天地之化日新”的观念，认为“今日之风雷非昨日之风雷，是以知今日之日月非昨日之日月也。”
并由“天地之化日新”推出人必须育日新之德而革故鼎新，只有这样才能不负人之使命。船山提出了“趋时而更新”“谢故以生新”“道莫盛于趋时”“德莫贵于日新”等命题，主张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吐故纳新，求实创新，以推动时代、社会和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盖道至其极而后可以变通，非富有不能日新。”“趋时应变者惟其富有，是以可以日新而不困。”
“万殊”之道以富有而日新之器的产生为前提，人只有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积极性去格物达变才能“日新不困”。“日新”既是一种人应该有的精神状态，也是一种“盛德”。在船山看来，天地万物都具有“变化日新”的特质，一旦事物停滞不动，就必趋腐败，“守其故物而不能日新，虽其未肖，亦槁而死……故曰日新之谓盛德。”
不但自然界如此，社会历史的发展也是如此。一切典章文物制度及其学术思想都是当时时代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必须而且应当与时偕行，予以新的变革与发展。“就事论法，因其时而酌其宜，即一代而各有张弛，均一事而互有伸诎。”
社会立法的原则和内容必须与时斟酌，根据时代的发展加以改革。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世益降，物益备”，即一代胜过一代，即使是被人们美化为理想社会的远古“三代”，实际上也远不及现今之世。“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
船山批评了历史退化论，主张历史进化论，倡导不断地趋时更新，革故鼎新，以促进中国历史和文明不断向前发展。
船山十分崇尚率天载义的担当精神，认为人有人的使命，敢于担当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确证。“天地既命我为人，寸心未死，亦必于饥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者，留吾意焉。”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地方大体说来有明伦、察物、居仁、由义四个方面，“四者禽兽之所不得与”。“壁立万仞，只争一线”，每一个人都有义务去弘扬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规定性，如果不这样的话，人就很难把自己同动物区别开来。特别是文人士大夫，就更应该敢于担当，弘扬“仁以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人活在世界上，待人接物，安身立命，自然有许多责任和要求，为了更好地生活并实现自我，就必须不断地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把“自在之物”转变为“为我之物”。士大夫“任重而道远”，因此必须要有宽广的胸怀和坚韧的意志，因为“非弘不能胜其重，非毅无以致其远”，只有宏大刚毅才能胜重任而远到。船山继承并发展了《论语·卫灵公》“当仁不让于师”的观点，力倡“为仁由己”和“前不逊古人，后不俟来者，直任之而已”的精神，认为“一念之妄，知其妄而即可以自去；一念之存，得所存而即可以勿丧。人皆有此心，而心皆有此理，操之而存，欲之而至，惟仁然也。”
船山崇尚“舍我其谁”的道德主体性精神，在《诗广传·大雅》指出：“孰有当迷乱之世，上不获君，下不获民，志勿为之苶，皇然念四国之训乎？隆然谋四国之顺乎？谋唯恐其不訏，而不忧其大而不容乎？犹唯恐其不远，而不忧其深而逢忌乎！”
有谁能够在上不遇明君、下不得民望的迷乱之世仍然不失其理想的追求，立志高远，栖栖惶惶地关心天下的教化问题，心无旁骛地谋求天下人的安乐呢？有谁虽然身处卑微之地仍然情不容吝地探求国是，而且唯恐探求得不够广大，不在乎这种广大而不见容于世呢？有谁虽然身处草莽仍然义不容止地孜孜探求国家的善治，而且唯恐探求得不够深远，不怕深远而遭人忌恨呢？船山的这一段话，无疑是其担当精神的深情告白，深刻阐释了敢于担当的责任伦理义理，彰显了“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责任伦理精神。这是一种道德主体性的伦理自觉，是一种“舍我其谁”的救世情怀和天职伦理意识。
船山是自强不息的道德典范，他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以超人的毅力和坚韧的精神，从事着中国哲学文化的阐幽探微工作，彰显了一种“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弘道体道精神。“既素秉清虚之志，以内决于心，固非悠悠纷纷者所知余之所好也……夫人之生，食阴浊以滋形质，而必受清刚之气于天，乃以充其体而善夫形色……所以怀冰自戒，忧此一丝之系九鼎，历于糺踬之途，惧不得夫安步也。”
在当时“往径既绝，来宗未卜”“欲留则不得干净之土以藏身，欲往则不忍就窃柄之魁以受命”
的情况下，船山决意“保吾正大光明之气，以体白日于丹心”“寸心孤往，且以永怀……求仁则坚贞而不怨。”
从“命在天而志在己”
的认识出发，船山强调“神与心协，守其昭质”的伦理价值，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幽棲之志益坚”。晚年船山作《船山记》，以船山之顽石比拟自己人格之追求，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船山的顽石形象，独抱之情，实际上是向世人展示出一种气贯亘古的精神！他的儿子王敔在《行状》中这样描写父亲：“自潜修以来，启瓮牖，秉孤灯，读十三经，廿一史及朱张遗书，玩索研究，虽饥寒交迫，生死当前而不变，迄于暮年，体羸多病，腕不胜砚，指不胜笔，犹时置楮墨于卧蹋之旁，力疾而纂注。”
王船山经千难而不回转，历万死而不悔变，以无法想象的惊人毅力，完成了涉及经史子集、诸子百家的宏大著述，为中华民族留下了800余万字的精神财富，创造了世间生命所未曾有过的精神财富。
此外，船山精神还体现在严谨深刻的批判精神，贵我崇今的务实精神，“均平天下”的共享精神，圣贤豪杰并重的人格精神等方面。它们从不同层面挺立和彰显着船山精神，使船山精神更加精神厚重，成为一个有机关联的精神价值体系。
船山精神是在个体生命历程的发展中把个体生命与群体生命有机地结合起来，深度思考并践行着自己所选择、所认可、所坚守的价值规范和伦理操守的精神典范。唐鑑在《国朝学案小识·王夫之传》中指出：“先生理究天人，事通今古，探道德性命之原，明得丧兴亡之故，故流连颠沛而不违其仁，险阻艰难而不失其正。穷居四十余年，身足以砺金石，著书三百余卷，言足以名山川。遁迹自甘，立心恒苦。寄怀弥远，见性愈真。奸邪莫之能撄，嶔崎莫之能踬，空乏莫之能穷。先生之道可以奋乎百世矣。”
船山精神既内化和践行着民族精神，又弘扬和光大着民族精神，从而使得民族精神在不断精深厚重的同时又别开生面，实现着“旧邦新命”式的发展。
船山精神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光大与弘扬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船山继承并光大了以人为本的中华人文精神。中华人文精神是一种超越以神为本和以物为本的重视人的生存发展权益、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的人本主义精神。管子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命题，孔子在被告知马棚起火的第一反应是“伤人乎，不问马”，体现了贵人贱畜的价值关怀。荀子有言：“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肯定了人高于无机物、植物和动物的可贵之处。船山对中华人本主义不但有比较全面的继承，更有颇富创新性的发展。他不仅提出了“自然者天地，主持者人，人者天地之心”
“天地之生人为贵”
等命题和观点，而且主张发挥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潜能和积极性，“贞生死以尽人道”，创造属于人类自己的伦理文明。“二气五行，抟合灵妙，使我为人而异于彼，亦不绝吾有生之情而或同于彼……此君子所以忧勤惕厉而不容已也……明伦、察物、居仁、由义，四者禽兽之所不得与。壁立万仞，只争一线，可弗惧哉！”
诚如萧萐父先生所说：“王夫之以一定的历史自觉，从哲学上总其成，‘学成于聚，新故相资而新其故’，不仅全面扬弃程朱陆王，批判地总结了宋明道学，而且精研易理，熔铸老庄，旁及佛道二教，博取新兴质测之学，特别是按‘依人建极’的原则，高度重视人类史观的研究，使朴素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形态发展到顶峰，并落足到天人、理欲等关系问题上的明确的人文主义思想，预示着新的哲学胎儿已躁动于母体而即将问世。”
船山继承并光大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从理论上区分了“一姓之兴亡”的朝廷和“生民之生死”的天下，提出了以“古今之通义”为重的“公天下”的价值观念。在船山看来，爱国就是要爱代表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天下，爱集中表现中华民族精神命脉的“古今之通义”，爱体现公道正义的芸芸众生。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高度评价船山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气节，强调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比之一家一姓的私天下要更为重要、更为根本。王船山通过“古今通义”彰显的民族自保自为的凛然大义确有其内在的伦理价值。杨昌济《达化斋日记》1914年6月24日曰：“船山一生卓绝之处，在于主张民族主义，以汉族之受制于外来之民族为深耻极痛。此是船山之大节，吾辈所当知也。今者五族一家，船山思维狭义之民族主义不复如前日之重要。然所谓外来民族，如英、法、俄、德、美、日者，其压迫之甚非仅如汉族前日之所经验，故吾辈不得以五族一家，遂无须乎民族主义也。”
杨昌济认为，虽然当今五族已成一家，但是英、法、俄、德、美、日尚在，他们对世界其他民族的压迫较之汉族在历史上受到的压迫更加深重，因此我们不能放弃民族主义而取所谓的世界主义。其实世界主义只是英美日等帝国主义的一种宣说而已，他们是不可能真正实行世界主义的。所以我们“不得不暂舍世界主义而取国家主义”
。只有中华民族才具有真正的世界主义情怀，但是世界主义的真正实现也必须依赖健康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才能达成，舍弃了健康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世界主义只能是一种空想而已。
船山继承并光大了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之实质和价值核心是《周易》所提出的天地之德的人文化彰显和集结，是效法天地之道的有为君子内在精神和品质的凝聚与弘扬。船山从修己治人的角度探讨并论述了自强不息的精神内涵，强调自强不息是个体修身律己的精神品质。邓显鹤在《船山遗书目录序》中指出：“先生生当鼎革，自以先世为明臣，存亡与共。甲申后，崎岖岭表，备尝艰苦。既知事之不可为，乃退而著书，窜伏祁、永、涟、邵山中，流离困苦，一岁数徙其处，最后乃定湘西蒸左之石船山，筑观生居以终。故国之戚，生死不忘，其志洁而芳，其言哀以思，百世下尤将闻风兴起，况生同里巷、亲读其书者乎！当是时，海内硕儒，北有容城，西有盩厔，东南则有昆山、余姚，先生刻苦似二曲，贞晦过夏峰，博闻多学，志节皎然，不愧顾黄两先生。”
在邓显鹤看来，船山有着与李颙一样的刻苦治学精神，有着比孙奇逢更加突出的高尚之志与不求闻达的贞洁韬晦，在多闻博学、志节皎然方面丝毫不逊于顾炎武、黄宗羲。曾国藩在《王船山遗书序》中写道：船山“荒山敝榻，终岁孳孳，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穷极探论……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悔。”
曾国藩肯定船山在极端艰苦条件下为延续中华民族精神血脉所作的工作，认为他的“穷极探论”充满着一种即使“旷百世不见知”也无怨无悔的学术执着和超越名利的旷达精神。钱基博将湖湘大地上产生的两位思想大师周敦颐与王夫之的学术思想和人格予以比较，指出：“周敦颐以乐易恬性和，王夫之以坚贞拄世变；周敦颐探道原以辟理窟，王夫之维人极以安苦学。故闻夫之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敦颐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也。敦颐，道州人；夫之，衡阳人。湖南人而由此，匪仅以自豪乡曲，当思以绍休前人。”
其中“王夫之以坚贞拄世变”“维人极以安苦学”可谓确当之论。
船山继承并光大了革故鼎新的中华民族精神。船山提出了“道莫盛于趋时”和“德莫贵于日新”的理论命题，极大地发展了《大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与“作新民”的思想，主张“推故而别致其新”，赞成和拥护对旧体制予以改革的思想和行为，论述了“事随势迁而法必变”和“参万岁而一成纯”等观点，推进了中华民族的开拓创新精神。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明末诸老，其在江南，究心理学者，浙有梨洲，湘有船山，皆卓然为大家。然梨洲贡献在学案，而自所创获者并不大。船山则理趣甚深，持论甚卓，不徒近三百年所未有，即列之宋明诸儒，其博大闳括，幽微精警，盖无多让。”又说“故论船山学之精神，所长不仅在于显真明体，而尤在理惑与辨用焉。其推现至隐，阐微至显，皆能切中流俗病痛，有豁蒙辟昧之力……船山之博大精深，其思路之邃密，论点之警策，则又掩诸家而上之。”
钱穆的这番评论，肯定了船山在学术思想上的开拓创新，具有“掩诸家而上之”的“独到”之处。船山学术是其“六经责我开生面”精神的价值确证，也是其“革故而别致其新”精神的价值呈现，表征着船山的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和与时俱进精神。
一个伟大人物的思想和精神是一所永远使人、仰慕和需要不断学习的大学，是培育和砥砺后人不断进取、不断完善自身德能人格的大学。普希金认为“罗蒙诺索夫是俄罗斯的第一所大学”，我们也可以说，船山是中国学术文化和民族精神一所好的大学，“一所当之无愧的历史知识和文化思想的大学”“一所底蕴异常深厚、内涵无限广大的人文大学。”
船山精神对中国近代诸多思想家、政治家和爱国人士均在不同程度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学者裴士锋在《湖南人与现代中国》一书中认为，“王夫之比其他任何人或历史事件更有资格作为现代湖南人性格的原型。在许多人眼中，王夫之是在他们血液里事先植下改革、革命因子的共同先祖。”王夫之是湖南数代“行动主义者的精神导师”。
维新志士谭嗣同对船山先生推崇备至，认为“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并自称“闻衡阳王子精义之学”，好读《船山遗书》，30岁以前曾作《王志》，“私淑船山也”
，在他著作中引用、阐发或提及船山思想者，不胜其数，并以续衡阳王子之学之绪脉为己任。刘人熙一生服膺夫之学说，尤对其贵我的伦理品质和“独立之精神”的思想观念感兴趣，他说：“船山之学，通天人，一事理，而独来独往之精神，足以廉顽而立懦，是圣门之狂狷、洙泗之津梁也。”
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精神理论来源即船山思想和精神。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受其师杨昌济先生的影响，十分倾慕船山先生的思想和精神，多次去船山学社听讲座，并大量阅读船山著作，感念船山精神，从中吸取了智慧和力量。从《讲堂录》中可以看出，青年毛泽东对王船山置民族利益于最高，把中华民族的兴亡看作是“古今之通义”的“三义说”很是推崇，其可贵的爱国之情和民族气节深深影响着毛泽东。王船山提出的“气化日新”的辩证发展观，充满朝气蓬勃、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也对毛泽东有较大影响，砥砺并陶铸了毛泽东坚强的意志和自力更生、排除万难的拼搏精神。
船山精神以高远的公天下观念、深刻的民族主义情怀、强烈的革故鼎新意识、高尚的志节和人格操守彪炳于世，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一种继往开来的创化作用，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继承并光大船山精神，对于我们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原载《中州学刊》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