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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学者称其为“船山先生”）是一个在苦难和困厄的现实人生中始终追寻梦想，并不断调动起全身心的动能去为梦想而奋斗的思想巨匠和哲学大师。阅读船山的著作，到处可见船山自己对梦和梦想以及如何实现梦想的诸多描述，诸如“春寒何事欺晓梦”“梦未圆时莫浪猜”“梦里青山留我住”“谁道穷通一梦中”“他人有梦难代说”“胡蜨香迷梦不成”等等。船山梦是船山魂的生动呈现，表征着他精神世界的上下求索与不断建构，亦成为其人生与时偕行的精神寄托和价值引领。尽管现实生活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他的梦想，可他还是能够一次次从梦中醒来又一次次如同“精卫填海”一样继续构筑自己的梦想，并始终不渝地追逐自己的梦想，希望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他的一生是为梦想而奋斗的一生，船山精神与船山梦交融激荡，彰显出船山的家国情怀、民族大义和对文化复兴的冀望。
船山梦恰似一幅长袖画卷，以“晓梦”始，中经“续梦”和“噩梦”，而以“筑梦”终。其实“筑梦”之终亦是一种新的开始，内涵着新的图谱和精神风骨。由是可见，“筑梦”只是肇始了新的梦境人生，其气量、格局与志向所凝结的画面可谓动人心魄，令人感慨万端、心潮澎湃。
船山的“晓梦”萌生于他的少年时期，并成为他青年时期的奋斗目标和价值追求。此即是试图通过科举考试实现自己“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能够为朝廷和社会做出一番事业。严格地说，他的“晓梦”是受其父兄和家学的影响，考取功名、入朝为官是其主要的内容。船山的太祖王震武文并举，既“掌卫事戎兵克诘，尤笃志经术理学”，于是王家以“束脩文教”开启家学渊源。高祖王宁“以文墨教子弟”，企望家族子弟凭借科举考试的途径而实现读书做官的人生理想。曾祖王雍“以文名著南楚”，由乡贡“升江西南城县学谕”。祖父王惟敬“崇志节，尚气谊，隐处自怡”，俨然雅士儒风。父亲王朝聘因“以武夷为朱子会心之地，志游焉，以题书室，学者称武夷先生。”
虽然王朝聘“宗濂洛正传”“讲性命之学”，却一反明末空谈心性的学风，他“敦尚践履，不务顽空”，以“真知实践为学”。叔父王廷聘文学造诣颇深，尤工于诗，“古诗得建安风骨，近体逼何李而上。”船山的长兄王介之是一位乡居饱学之士，对经学很有研究，著有《周易本义质》《春秋四传质》等书。这种家学渊源使船山自小受其陶冶与影响，进而在心中植下了通过科举考试以报效朝廷和国家的人生梦想，此即是他自称的“晓梦”。这种晓梦自4岁入塾发蒙便由其长兄在教读中逐渐启发而萌生，10岁时在其父授以五经经义中初步形成，14岁考中秀才后有了个性的自觉，这种自觉赋予他16岁学诗时“阅古今人所作诗不下十万”。
尽管他15岁开始到武昌考举人三次受挫落第，但科举梦的敦勉砥砺却使其不因落第而灰心，而是愈加勤奋研读，24岁时终于以《春秋》第1考中第5名，受到督学高世泰，考官欧阳霖、章旷等的器重。这年冬天，船山自武昌返故里，尊父命与长兄取道水路赶赴北京参加会试。舟至南昌时得知李自成农民军已经席卷河南，攻克南阳，复围开封，大败明官军，随后又攻克襄阳，分兵西破荆州，东下黄冈。与此同时，张献忠农民军也正横扫安徽，继由安庆进逼蕲水，连克楚地数县。船山兄弟知悉北上道路阻梗不通时只得泊舟度岁，等候时机再北上。次年正月初一，船山兄弟船泊章江，船山写下了纪行诗二首。其一曰：“闲心欲向野鸥参，更听鱼龙血战酣。何事春寒欺晓梦，轻舟犹未渡江南。”
诗中“鱼龙血战酣”显然是指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与明官军展开的血战正激烈强悍，“何事春寒欺晓梦”是说船山已经预感到自己的科举梦将被这种中原多故毁灭，兄弟二人相商只好放弃北上的“晓梦”，遂由吉安转云阳，下洣水返回故里。途中作《江行代记》八首，其中多处诗句言及“梦”，如“何事孤城鸣夜杵，停舟未遣梦魂安”“客梦莫矜江汉水，原因幽险积乾坤”“莫笑吴侬归梦少，金堤频决井闾荒”……这种无法使梦魂安宁、归梦无望的人生际遇完全在于幽险积于乾坤而导致的“金堤频决”，其中第八首更揭示了晚明社会天崩地解的社会情势及其对他的晓梦的摧折：“虔兵入卫气骄横，归路庐陵屡夜惊。取次渚宫成贼垒，萧条淮北尽空城。家山尽望怜征雁，豀路含愁听早莺。还恐南枝棲不稳，晓来星影射长庚。”
诗中揭示出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攻城略地所导致的诸地萧条惨状以及鸟兽都无法安栖的景象。正是这种农民军风起云涌的社会变故打破了船山科举入仕的“晓梦”，船山的痛苦与惆怅可想而知。
农民军起义粉碎了船山的“晓梦”，使得船山对农民军有一种源于心灵深处的鄙视与恨意。船山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春回到故乡衡阳，本想在“晓梦”破碎之后做一个赋闲雅致的田园诗人，可是动荡的时局却使他赋闲雅致的田园生活无法得以正常进行。是年五月，张献忠部攻克武昌，俘获明楚王朱华奎并将其投入江中溺死，并于六月建立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自称“大西王”，继而进军长沙，攻克常德。八月，张献忠率大队人马疾驰南下，攻破衡阳。张献忠年轻的大将艾能奇奉命驻守衡阳，执行“招贤纳士”的政策，指明招请新中举人船山兄弟参加其农民政权建设。船山听到这一消息，立即逃往南岳深山，拒不参加。艾能奇部下四处搜索，将船山父亲王朝聘抓获，软语相劝，以示诚邀之意。王朝聘始终不肯说出船山兄弟藏匿之处，只求一死。船山闻讯后，为了父亲的安危和全家脱身，“乃残毁肢体，舁箦到郡”，固执不许，又经一位在武昌参加了农民军的文友为其说情，农民军才放他们父子回家。事后，船山逃匿到南岳的黑沙潭，作《九砺》以明志，声称“从贼者斥国为贼，恨不与俱碎，激而作此”。“‘九’，仿《楚辞》，‘砺’仿宋遗士郑所南《心史》中诗。自屈大夫后，唯所南《心史》忠愤出于至性，与大夫相颉颃。”船山所作的《九砺》诗稿在动乱中尽失，仅约略记忆一首，其中有“利剑不在手，高旻从汝谤。一闻心已寒，屡听魂空漾。诉天求长彗，一扫云霾障。回问汝何心，面目还相向。不见汝妻孥，昨夜归贼帐。昏睡白日中，哀汝萍随浪。陆地而行舟，寒浞夸其荡。雌剑不弢光，摩挲气益壮”
的诗句，昭示出船山耻于与农民军为伍和洁身自好的心志。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率农民军攻陷北京。明思宗朱由检自缢于煤山，明朝自此灭亡。李自成部进京后迅速腐败。李自成的一个部将霸占了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宠妾陈圆圆，致使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四月，吴三桂降清，引清军入关。五月进入北京，李自成在圆了皇帝梦的第二天仓皇逃离北京，退走山西、陕西一带。这年五月，王船山听到崇祯皇帝自缢煤山的消息，悲痛欲绝，痛作《悲愤诗》一百韵（已佚），“吟已辄哭”。
船山科举考试的“晓梦”被明末农民起义及其明清鼎革的变局无情地摧毁和浇灭了，虽然曾经一度使其产生过失望、沮丧的心绪，但是自幼研读儒家经典、崇尚孔孟志向德操的他很快从个体前途的迷思中清醒过来，自觉地将个人的命运与前途同国家、民族的命运密切联系起来，开始了救亡层面的“续梦”。这种救亡层面的“续梦”即是续的汉民族复兴之梦，或者说反清复明之梦。“续梦”使得船山在明亡以后的一段时间积极参加反清复明的有关活动，并于衡山方广寺起兵抗清，失败后投奔南明永历政权，企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复兴汉民族尽一份力。由此而言，“续梦”之续，续的不是个人的科举入仕梦，而是续汉民族救亡和复兴之梦。1644年初冬，船山一家迁居南岳双髻峰下，在黑沙潭畔筑一茅屋，名曰“续梦庵”，以期“残梦续新诗”。
船山在“续梦庵”开始研读《周易》，撰成《周易稗疏》四卷，试图从易经中总结人事变迁的道理。同时他密切关注时势，冀望能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乃至生命为复兴民族的志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清军占领北京后，建立了清王朝，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令，如剃发令、圈地令、严禁逃人令，激起全国各地人民强烈反抗，举兵抗清者风起云涌。顺治二年（1645年）春，清军分三路挥师南下，四月攻克扬州，屠杀全城人民，演出了一幕“扬州十日”的惨剧，兵部尚书史可法壮烈殉国。五月，清军渡江破南京，弘光皇帝朱由崧逃至芜湖被擒，崇祯皇帝自缢后组建的南明弘光政权仅仅支撑一年，至此覆没。船山闻讯，又作《悲愤诗》一百韵。是时刘宗周绝世死难。六月，清军又南下苏、杭，烽火达于钱塘江。清军实行“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政策，大肆杀戮，制造了“血洗江阴”“嘉定三屠”等骇人听闻的历史惨剧。面对清军残酷屠杀的暴行，船山滋生了“反清复明”的民族意识，把对农民军的仇恨转向了清朝统治者及无耻降清的败类，并寄希望于联合农民军来共同抗击清军。清顺治三年（1646年）夏，船山只身赴湘阴，以一介书生上书当时任湖北巡抚的司马监军章旷，提出协调南明督臣何腾蛟、抚臣堵胤锡之间的矛盾（南明政权的湖南巡抚与湖广总督关系不合）和联合农民军一道抗清以挽狂澜之方略，但是章旷却不以为然，船山只能失望而归。船山的《盛夏奉寄章峨山先生湘阴军中》诗云：“戎车六月正闲闲，救日朱弓向月弯。铜马已闻心匪石，巴蛇敢恃骨成山。中原冠带壶浆待，闵海丝纶棨戟颁。师克在和公自省，丹忱专在念时艰。”
此诗认识到要取得反清复明的胜利，必须联合各种力量协同作战，并表白自己的耿耿忠心即在于如何想办法攻克“时艰”。顺治三年十月，明朝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等人拥立明桂王朱由榔监国于肇庆，未几称帝，以次年为永历元年。船山准备投奔永历政权，以求有所作为。顺治四年四月，船山获悉永历帝至湖南武冈，便与好友夏汝弼由湘乡间道奔赴，行至湘乡西南90里的车架山时遇淫雨弥月被困于山中，故未能遂愿。船山后来写有《放杜少陵文文山作七歌》的诗篇，披露自己“我与从之道阻修”的痛苦心境，其“力与天吴争横流”
的复国之志跃然纸上。这年清军分两路南下，一路由降将李成栋指挥，大举进攻两广，连陷肇庆、梧州，南明永历政权退守广西一隅；一路由降将孔有德带队由江西攻入湖南，攻下湘阴、长沙。五月，清兵进逼衡阳，船山全家逃散，父亲、二叔、二叔母和仲兄均在战乱中相继去世，船山本人四处逃难，与好友夏汝弼转匿人迹罕至的湘乡白石峰上，国仇家恨，难以言表。父亲王朝聘临终时嘱咐船山兄弟：誓不降清，遗体不得过城市“与腥膻相涉”，又以始祖骁骑公随朱元璋起义兵逐元之事，勉励船山起兵抗清。
顺治五年（1648年）春夏间，船山避居南岳莲花峰，精心研求易理，同时关注抗清形势的发展。这年抗清形势有向好的迹象，清将金声恒、李成栋外震慑于烽烟四起的义军，内不满于清贵族的猜忌，先后举兵反正投明。大顺农民军组成的“忠贞营”奋起反攻，大败清军于湘潭地区，收复了益阳、湘潭、湘乡。何腾蛟率师在两湖发动全面反攻，出现了南明第一次抗清高潮，永历政权由浔州迁至肇庆。在抗清形势发生新变化的鼓舞下，船山与好友管嗣裘、夏汝弼等人在南岳方广寺举兵抗清。这次起兵因湘潭人尹长民引清军袭击而遭致失败，管嗣裘一家老小遭到杀害，被株连而死的达数十人。衡山起兵虽然失败了，但是船山并未消沉，而是继续怀揣着反清复明的梦想投奔南明朝廷，几经周折，终于到达肇庆，官授行人司行人之职。船山的“续梦”其实续的就是反清复明之梦，希图通过自己的孜孜以求和不懈奋斗实现复兴的梦想。
船山的“续梦”是在清兵入关的历史情境下开始的反清复明之志业，“续梦”也使他做出了投奔南明永历政权的选择。令船山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原本以为可以凭借永历政权实现自己反清复明伟大志业的“续梦”，却没想到这段经历成为他人生最大的“噩梦”。经过千辛万苦投奔永历政权后，船山并没有看到光明的前途，原初一番续梦的理想被小朝廷争权夺利的派系之争、腐化堕落的官场风习所击碎，在永历政权的一段时日正是他的噩梦之途。“噩梦”是船山写的一部著作的书名，系船山反清复明的梦想破灭之后，由对明朝的眷恋转向对汉民族自取其辱的深刻反思的一部著作，旨在总结拥有儒家文明的汉民族失败的惨痛教训，以警醒世人，寄希望于后来者。“呜呼！吾老矣，惟此心在天壤间。谁为授此者？故曰《噩梦》。”
“噩梦”更是船山在永历政权经历痛苦生涯的真实写照。他忠心耿耿然而被权臣陷害，深陷大狱，险至死地，获救后为避清廷缉害，隐居祁、邵、衡三县之界的耶姜山，后因清兵搜捕，流亡于零陵、郴州、耒阳、常宁一带，曾变姓名为瑶人，寄居荒山破庙中。
顺治六年春，船山由肇庆经梧州至桂林抗清派瞿式耜的防守区。是时，由于南明诸将领互不合作，致使两湖战局逆转。清兵陷湘潭后，何腾蛟被俘遇害，南明全线溃退，未几李成栋亦败死于信丰。想到永历小朝廷之颓势，船山感念时局多艰，遂作《桂林偶怨》诗。夏天，船山自桂林返回衡阳，先往南岳整理残书，继而赴县西长乐乡侍母（兄介之奉母匿居于此），不料“土人弄兵”，家遭洗劫，老母谭太夫人嘱其迅速离开衡阳，船山于同年秋再赴肇庆。是时永历政权内部党争愈演愈烈，东阁大学士王化澄勾结太监夏国祥等为吴党，他们贪赃枉法，玩弄权柄以排斥异己，将当时志在振刷的金公堡、袁公彭年、丁公时魁、刘公湘客、蒙公正发指为“五虎”，廷杖下狱，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在此关键时刻，船山抱着力挽狂澜“死生已尔”的决心，认为如此则君臣义绝而三纲斁，力图伸张正义，与管嗣裘同去恳请大学士严起恒“匍匐求贷”，以营救身陷囹圄的金宝等人，并三次上书弹劾王化澄一伙结奸误国。王化澄恼羞成怒，蓄意制造“百梅恶诗”案（王化澄利用攸县一狂人写了百梅恶诗，假冒王夫之名写了一篇序），“将构大狱”。后经大顺农民军领袖高一功仗义营救，才未遭毒手而得以逃往桂林依瞿式耜。八月，清兵逼桂林，瞿式耜壮烈殉国，船山一家随同难民逃往永福，遇霖雨困于水岩，绝食四日，几乎死去。《桂林哀雨》有诗句“泥浊水深天险道，北罗南鸟地危机”，“峒云侵夜偏飞雨，宿鸟惊寒不拣枝。天吝孤臣唯一死，人拼病骨付三尸。”
深刻地道出了船山与继妻郑氏在桂林哀雨中的艰难处境及其同生共死之心绪。顺治八年正月，船山携眷间道返回故乡衡阳，回家后方知其母谭太夫人已于去年八月去世，悲痛有怀。九月，李定国攻克衡阳，专门派人招请船山共议兴复，此时好友管嗣裘已在李定国军中，他也力劝船山。船山辞谢了李定国的招请，后与兄介之隐匿祁邵的耶姜山，开始了三年艰苦备尝的流亡生活。船山先避居零陵北洞的钓竹园、云台山等处，继又移居常宁西庄源，“随地托迹”，借住在瑶民山洞中，“变姓名为瑶人，隐士王东卜先生文俨常馈公粟”
，生活极为艰苦。流寓常宁西庄源时，为谋生计，船山“为常宁诸从游者说《春秋》以给晨夕”（据初刻《夕堂永日绪论》后载曾载阳、曾载述附识有云：“严寒一张麻衣，厨无隔夕之粟，因为常宁诸从游者说《春秋》以渡晨夕。”）。次年，又转徙到晋宁山中，借住僧寺，仍为从游者说《春秋》，主要阐扬《春秋》中“夷夏之防”的民族大义，并于晋宁荒山破庙中撰写《周易外传》《老子衍》两部别开生面的哲学名著。顺治十三年三月写成《黄书》，这是船山写出的总结明亡深刻教训的政治伦理著作，其中“哀其所败，原其所据”，深究华夏民族坎坷命运的内在因由，并提出了自己“斗见维辰”“文明以应”“公其心，去其危，尽中区之智力，治轩辕之天下”以及“扶长中夏”的主张。几年流亡湘南，船山“或在浯，或在郴，或在晋宁，或在涟邵”
，饱尝了人间颠沛流离之苦，诚如《寒》诗所言：“借书败蕉叶，索字黄菅梗。一倍粟生肌，霜衾未恁冷。”
虽然这是他人生的“噩梦”期，所遇痛苦常人无法想象，但是也为他体察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劳苦大众的悲惨生活，了解当时社会现实以及仍还滞留在落后生产方式的苗、瑶苗等少数民族的社会状况，提供了机会，对他的思想认识和学术观点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进入永历政权的“噩梦”开始，到“五虎”事件挺身而出得罪权贵险些丧命，再到逃离永历政权去桂林依瞿式耜，以及瞿式耜殉国后流亡湘南，船山的“噩梦”可谓接连不断、险象环生。可是，船山并未被“噩梦”击垮，而是在“噩梦”惊醒之后开始了“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更加宏大并富有深远文明史意义的筑梦。这一筑梦不再是年轻时的“晓梦”，也不再是青壮年的“续梦”和“噩梦”，而是从中华文明史和古今之通义的高度反思历史，创新哲学理念，提炼可资未来文明复兴所需要的价值理性并揭示出中华文明“衰而复兴”“阙而复振”的道德机理及其规律性，本质上是一个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谋一光明未来的理论建构和体系建构之事业。
顺治十四年四月，船山带着妻子郑氏和未满周岁的幼子王敔返回到南岳莲花峰下的续梦庵故居，结束了三年多的湘南流亡生活，开启了他在思想文化上艰辛筑梦的岁月。数载离乡背井，流离失所，船山屡经危难，艰苦备尝，于“噩梦”警醒后，并未失去信心和希望，而是将此前的“晓梦”“续梦”和“噩梦”加以反复回味，深度咀嚼，从而为在思想文化上“筑梦”奠定了精神信念的始基。《冬遇》有诗句“风雨恣所狎，金石等不渝。坚脆各叛纪，正襟守中枢”“聊息朱鸟丽，梦无金简书”“悦心道已广，栖贞邻岂孤”，
表明了船山不为恶劣环境所左右的弥坚心志及愈挫愈奋的精神状态。九月撰成《家世节录》，在当时“觏兹鞠凶，国绪如线，家亦以殄”的情况下，仰述家风，缅怀先世之业绩，砥砺自己之继往开来，亦有着独特的精神激励和伦理熏染之功用。船山在续梦庵居住期间，曾赴小云山刘近鲁处访问，获悉刘氏藏书达六千余卷，遂常往借读，潜心研讨。并曾在刘近鲁家开馆授徒，又与刘结为姻亲，为长子攽娶刘女。自归衡阳后，陆续有故旧子弟前来问学，先后就学门下者有十数人。顺治十七年（1660年），船山由南岳续梦庵徙居衡阳金兰乡高节里，于茱萸塘筑茅屋，编篾为壁，名“败叶庐”。康熙元年（1662年），船山居败叶庐，闻永历帝被吴三桂缢死于昆明，作《三续悲愤诗》一百韵。获悉大西李定国“宁死异域，永不降清”之坚贞不屈，为李定国等农民领袖在《永历实录》中立传，其中李定国列传描写李定国“眉目修阔，躯干宏伟，举动有仪度”，“定国既平西粤，整饬军政，于民一无所犯。”康熙二年，撰成《尚书引义》初稿，从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上，深刻总结明朝覆亡的惨痛教训，深刻揭露了陆王心学空谈心性的弊端并对老庄和佛教唯心唯识论展开批判，对“能”“所”关系、知行关系、义利关系以及人性论等均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论述。康熙四年，船山借在刘近鲁家开馆授徒的机会，写成了《读四书大全说》，次年写成《四书训义》，二书对儒家四书及宋明理学的四书学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对程朱陆王各家异同的考辨，对中国传统哲学和伦理学中的理气关系、道器关系、心物关系、知行关系、义利关系、理欲关系以及仁富关系、本末关系等均做出了批判性的总结和创造性的阐说。康熙七年秋至八年夏，船山在以往研究之基础上，结合自己对春秋“微言大义”的理解，写成《春秋家说》《春秋世论》二书，后又写成《春秋左氏传博议》。这三部关于《春秋》的著作，名曰说经，实为引古酬今、史论结合之著作，不仅批判了历史退化论的主张，坚持历史进化论，而且较为深入地揭示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势）和历史发展规律（理）的辩证关系，提出并阐发了“理势合一”等颇具唯物史观雏形的理论命题。是年冬，船山由败叶庐迁往新筑草屋“观生居”，并自题观生居堂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
，表达了自己愿为民族文化的复兴去做别开生面的创新工作，而对自己的七尺身躯则只求能活埋于天地之间，可谓其心可鉴，其志可嘉。康熙十年，船山撰成《诗广传》一书，借解诗来表达自己的哲学伦理和美学思想，深刻阐述了自己的理欲统一观和“均天下”的政治伦理观，并对命受性生的人性论做出了进一步的阐释论证。康熙十二年，船山作《唐钦文六秩寿言》，提出“君子之尤重乎得见恒者也”的养生观，撰成《礼记章句》初稿。是年七月，康熙颁布撤藩令，吴三桂遂于十一月打起“反清复明”的旗号，发动武装叛乱，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并于次年正月攻入湖南，很快抢占了西由澧州东至岳阳的一条战线，连下常德、衡阳、长沙等地。二月，广西将军孙延龄举兵反清，继而耿精忠也反于福建，郑经在台湾也发出讨清檄文，由台湾入闽浙，连取泉州、漳州等地，一时“东南西北，在在鼎沸”。是年船山几次外出观察形势，去湘乡、南岳、衡阳等地访问故旧友朋，并为当时反清复明的形势所鼓舞，撰有《双鹤瑞舞赋》，表露出其对“共举大明之文物，悉还中夏之乾坤”
寄予希望。康熙十四年二月间，船山从衡阳至长沙，船泊水陆洲，刘思肯为其画像，船山赠诗有云：“凭君写取千茎雪，犹是先朝未死人。”又在湘阴做短暂逗留，再渡洞庭到岳阳，后返回衡阳，六月与章有谟等同登衡阳城南回雁峰，八月又与蒙正发赴江西，九月抵还阔别两载的观生居，旋于深秋迁于荒僻的石船山下，筑草堂而居之，并自题堂联云：“芷香沅水三闾国，芜绿湘西一草堂”，自称“卖炭翁”。康熙十五年八至十月，船山往湘潭、长沙拜会友人，曾有诗“壮魂飞驾昭山云，荻叶敲蓬惊梦转”
“麟洲梦觉余香雪，鹤发身轻忆凤笙”
“乾坤何梦到清画，生死难忘只翠微”
，表达了他既对反清事业寄予希望同时又深知“兴亡多事天难定”，以及“此身无主更无依”的无奈和焦虑。特别是当得知吴三桂在占据衡州后，非但不乘机收复中原故土，反而希望清廷与他讲和，让他划江而治以便称皇称帝的个人野心时，更加打消了对吴三桂的种种幻想。船山毅然决然地拒绝为吴三桂写劝进表，逃到深山里作《祓禊赋》，以表示自己的“意不属”。尽管船山的社会政治理想一再破灭，可是船山在湘西草堂隐居的几十年晚年岁月并未消沉，而是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到了学术文化的总结和“破磈起蒙”中，纵使“前心不践”，他还是要执着地去构筑民族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正所谓“故国余魂常缥渺，残灯绝笔尚峥嵘”。在隐居湘西草堂的晚年岁月里，船山克服了贫病交加的诸多困难，相继写出《周易内传》《张子正蒙注》《读通鉴论》《宋论》《楚辞通释》《思问录》等一系列哲学历史著作，系统阐发了自己既“坐集千古之智”又“推故而别致其新”的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论和伦理价值学说，将中国古代哲学伦理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船山《诗广传》有一段论及学人之天职使命和担当意识的话，可以视为船山自己的心志表白，意即有谁能够在上不遇明主、下不得民望的危乱之世仍然能够志存高远，积极主动自觉地去关心天下的拨乱反正和治理问题呢？而且唯恐自己的求善求治不高明精湛而丝毫不在意自己的智慧是否能够得到真正的汲取或采纳呢？有谁身居草莽仍然孜孜研求天下的治理问题，而且求治理之道唯恐其不深远而不在乎深远而招致他人的忌恨呢？船山以自己“仁以为己任”的使命意识和“死而后已”的担当精神为这一段话做出了最具实证性的解释和证明。他在湘西草堂“残灯绝笔尚峥嵘”的艰苦著述，并不是某人的委托或杰出人士的寄望，历史和社会都没有赋予他这样的责任和使命，他之所以要去探寻中华文明未来的复兴之路及其内在机理，完全出于一种理性的自觉和个体对中华文明的担当意识和天职观念，是孔孟儒家“士不可以不弘毅”的责任伦理和“朝闻道，夕死可矣”的信念伦理的双重激励使然。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写道：“夫之荒山敝榻，终岁孜孜，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穷探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悔，虽未为万世开太平以措施见诸行事，而蒙难坚贞以遁世无闷，故为生民立极。”
这种“为生民立极”的价值自觉，和“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悔”的信念伦理是船山在湘西草堂为中华文明复兴筑梦的精神依持和动力源泉。虽然他“灯光半掩堆书卷，砚滴欲枯注药瓶”
的著述生活是凄苦而悲凉的，但他的心中始终怀抱着希望以及筑梦的精神快乐。“情知腊尽雪须消”“鸡声历历曙光微”
，他相信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坚执地相信，我们民族的志士仁人一定能够在“哀其所败，原其所据”的基础上形成振兴民族的价值共识，超越“孤秦”“陋宋”的制度弊端和精神陷阱，找到一条“奠三极，长中区、智周乎四皇，心尽乎来许”“清气疏曜，血脉强固”
的复兴之路。他还以“梦未圆时莫浪猜”的理性致思自励，恍惚在他的面前呈现出一副中华文明复兴的宏大景象，有此他已经感到死而无憾。船山的墓志铭虽然申述在志向和学问两个方面都有未达目的的人生遗憾，但是“故衔恤以永世”的拳拳之心亦如石船山之顽石与天地同在矣！
船山一生是在一次次梦境被粉碎又奇迹般地重建梦想和为梦想不屈不挠奋斗的一生，晓梦未圆之际开始续梦，续梦遭遇失败而不灰心，即便在噩梦中醒来还是依然孜孜去构筑新的梦想和为新的梦想而斗争。在船山的心灵深处和精神世界里，不怕梦碎和梦醒，就怕没有梦想作为人生的原动力，就怕缺乏一种寻梦、追梦和筑梦的勇气、热情和毅力。而且他的梦想的深入、完善和臻美就是在一次次梦碎和梦醒之后的再出发、再构筑、再创造，体现出了由己到群、由具象到抽象、由器至道的超迈和升华性。惟其如此，追梦、寻梦、筑梦彰显出的伦理意义愈发高远而清明，愈发成为他苦难人生和艰辛岁月的精神动力和价值源泉。船山的梦，究其实而言，就是他的理想信念、志向气节，是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的生动体现和精神集结。在船山看来，志是对道的一种体认、坚守和追求，“志道，则壹其志于性天之理，其得为真得，愈进而愈可据。”
“志学者大其心以求肖夫道，则无穷之体皆可由之而至。”
因此，“志大则才大、事业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则气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所以，“志立则学思从之，故才日益而聪明盛，成乎富有；志之笃，则气从其志，以不倦而日新。”
日新之谓盛德，富有之谓大业，志向远大的人不仅能够与时俱进，日新不已，成就一种盛德，而且也必然能够使自己的精神世界充实，成就一种富有的大业。就此而论，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人生无美好之德。志道的过程本质上也是一个不断去体认、把握和觉解道的过程，“道莫盛于趋时”，志道也必然要求主体锲而不舍、孜孜以求道，在与道为伍的过程中“体物体身”，“知道而后外能尽物，内能成身”
，进而使自己的视听言动“无非道也”。这就是理想信念或志向的力量，也是船山不断去寻梦、追梦和筑梦的力量。这种力量使得船山“秉烛对读过深夜，诘旦赤日生高天”
，不因物质生活的苦楚而看不到未来的希望。虽然，他的物质生活是苦楚或者说是苦不堪言的，但是惟其有梦可寻、有道可求，他的内心世界又是十分丰富而又快乐幸福的。这也是他之所以能够在“残灯”下“绝笔”依然“尚峥嵘”的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的双重依持和精神支撑！
船山梦起于个人的价值追求和时代的精神感召，同船山家世以及所秉承的人生信念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明末清初“天崩地解”的社会情势有着直接的关联。但是，船山梦在经历了青年时期的“晓梦”破碎，中壮年时期的“续梦”难续和“噩梦”惊醒之后，至晚年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晚年的“筑梦”筑的既不是个人的生活理想，也不是时代的社会理想，而是跨越历史和现实的民族千秋梦想和文明复兴的万世梦想。“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其筑梦的底色和主色调。惟其如此，晚年的船山梦少了个人的情绪宣泄，也没有执着于一家一姓的兴亡事宜，而是沿着“以理御心”“入德以凝道”的历史哲学和道德哲学路径，阐释中华文明“阙而复兴”“衰而复振”的内在机理，发掘深藏于文明堂奥的哲学智慧和伦理精神，彰显那种“化愚为哲”“变乱为治”“转危为安”以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独特神韵和价值魅力。船山晚年筑梦筑的就是中华文明复兴之梦，中华文明虽然在历史的起承转合中遭遇着种种坎陷与危机，但是它的机理和内在精神却能够使其战胜种种挑战与危机，不断在筚路蓝缕中开拓新局面，创造新辉煌！船山在研读中华历史和文明经典的过程中惊喜地发现，熔铸于中华历史和文明经典中的那种“尽人道而合天德”“贞生死以尽人道”以及“以人建极”的人本主义传统，那种“志道据德”以及在现实生活层面所彰显出来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尊道贵德主义传统，那种始终着眼于“天下为公”并以“古今之通义”为至上价值的道义主义传统，那种继善成性、理欲合性、命受性生的人性论传统，那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美德论传统，以及“道器合一”的本体论、“理势合一”的历史论、“知能同功”的认识论、“合两端于一体”的矛盾论等等自会有某种跨越时空的独特神韵和价值魅力。“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幻中”。中华文明复兴是一项人类文明史上具有空前意义的伟大复兴，船山梦以特有的方式揭橥了此一复兴的机理、规模与气象。在经过近代的坎陷与苦难之后，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近百年的上下求索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终于迎来了民族复兴和文明复兴的曙光。船山倘或有知，一定会修改“梦未圆时莫浪猜”的诗句，将其改成“文明复兴我梦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