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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人类社会逐渐进入以经济全球化为基本特征的崭新时代和我国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面对当前正在出现的大学精神衰微现象，我国逐渐掀起了一个大学文化问题研究学术思潮，其核心是一股大学精神研究热潮，正在以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精辟论断为指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综合创新”的大学文化发展道路，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主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导，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激荡交融中进行文化反省、价值整合和综合创新，探索构建以“人文，理性，创新，和谐”为核心的当代中国大学人的精神家园。
大学精神与大学理想和社会发展是紧密相关的，大学理想是大学人对“培养什么样的人”和“办什么样的大学”的一种崇高信仰，大学精神是大学人在为实现大学理想而奋斗的过程中，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经过历史的文化积淀，逐步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生命信念和价值追求，人文关怀和独立精神是大学精神的基石，大学传统的实质是一种精神和文化传统。
1.大学精神是历史的文化积淀
“大学之为大学，不仅在于其体量之大，学术之高深，更在于作为高层次人才‘加工厂’、高新科技‘孵化器’和新思想‘策源地’的大学氛围中所渗透和流淌着的那种厚重而无形的精神底蕴和启迪创新的内在机制，这是大学的魂魄，亦即大学的精神”。“我们认为大学之魂即是大学精神，既是一所大学在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历史、文化积淀的产物，又是该所大学在办学初始及办学过程中始终着力培育的一种价值观；它是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是在丰厚的人文精神基础上的一种科学精神与思维方法的聚合物，又是一种具有时代精神烙印的社会文化与该所大学特定的具有鲜明个性的校园文化相融合的产物”（摘自《塑造大学之魂》，UIS课题组著，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 年 8 月）。
2.大学精神是一种独特的生命信念和价值追求
“大学是人生超越庸常的阶梯，是拥有现世人生的境界。它超越庸常，在于不为世俗所牵引。它拥有现世人生，在于引领时尚之主潮。就此而言，大学本身就是一种精神、一种理念”。“所谓大学精神，是指一所大学最为核心和高度抽象的价值追求和品格特征。大学精神，就是一所大学体现出来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和整体精神风貌”。“世界和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早已证明，大学精神有价值导向、精神陶冶、规范约束、群体凝聚、社会辐射等一系列极其重要的品质与作用。因此，大学精神是一所大学的灵魂，是学校综合实力的凝聚点，是学校参与竞争、求得发展的生命力底蕴之关键所在”（摘自《中国大学精神论》，张光强、牛宏泰，载于《高等农业教育》，2009 年第 2 期）。
3.人文关怀和自由独立是大学精神的基石
“大学精神与教育目的密不可分，教育的终极目的在于和谐性，包括人性的完善、提高和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两个方面”。“大学又是思想最活跃、最富有创造力的学术殿堂，是新知识新思想的摇篮”。“一所优秀的大学，总是云集了一大批学术大师和优秀学者，他们将生命和学术联系在一起，正是这样的学者，才能真正体现大学之精神，推动学术和思想的发展，使大学里形成一种崇尚学术的风气”。“一言概之，即陈寅恪先生所言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它是大学精神的奠基石，而以时代特色为依托的创新精神则是大学精神的精髓。大学毕竟是大学，她不应仅仅满足社会现实功利的需要，更应该充满对人生最美好、最真切东西的向往，充满对人类最崇高理想的热切追求”（摘自《凝聚中大精神——“中大精神与校园文化建设”大讨论文集》，李尚德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 年 10 月）。
4.大学传统的实质是一种精神和文化传统
“大学的传统，其实是一种精神和文化传统。如果将西欧的中世纪大学作为现代大学的起源，那么人类的现代大学史已历经千年”，“人们将大学的文化精神概括为自由精神、批判精神、超越精神、人文精神”。“但是，大学所孕育和张扬的文化精神传统，在现代社会却遭遇到工具理性主义文化的全面包围”。“大学精神在现代的退化，与人文精神和人文教育在大学中的失位有着某种共生关系”。“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之间出现了难以逾越的鸿沟，人文精神教育被压制”。“但人们一刻也没有放弃对大学的期望，希望大学在文化的创生和发展中走出工具理性主义的迷茫，铸就新时代的大学文化精神，在拯救人类精神中发挥更大作用”（摘自《大学的文化精神与使命》，张应强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年 10 月）。
由此可见，大学精神是大学的魂魄和大学人心灵中的精神家园，它渗透在大学以治学育人为核心的一切活动领域和以物质存在为基础的一切存在之中，以无形的精神力量深刻地影响着有形的活动和存在，它的形成和发展既是教育本质和办学规律决定的，又受到文化传统和时代特征的深刻影响。对于一所大学来说，经过长期教育和办学实践逐渐形成的这种大学精神存在于校园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和全体师生员工的心灵之中，是一种巨大的向心力、感召力和凝聚力，是办好大学的强大精神力量。即使人离开了这所大学，但永远离不去的就是存在于大学人心灵中的这个精神家园。
在我国，“道”指的是规律、道理和精神，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道理是客观规律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精神是一种生命信念和价值追求。由此可见，我国的“大学之道”与西方的大学理念、大学精神是相通的。比较起来，我国的“大学之道”比西方的大学理念、大学精神更加本土化，更富有哲理。
我国长期处于“以人的体力劳动为基础的”农业经济社会，以孔子儒学及其“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教育理想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一直居于我国社会文化形态的主导地位。我国先秦时期《大学》是系统地阐述孔子儒学“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教育理想的哲学著作，《大学》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要求受教育者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尤其是通过“修身”成为道德完善的君子和士，然后以天下为己任，齐家，治国，平天下，服务和推动社会前进。
由此可见，“大学之道”揭示的是大学教育的本质及其规律，其核心是“明德济世，修齐治平”，其灵魂是“人文化成”。《易经·贲卦》指出“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傅璇琮、李克主编的《四书五经》（万卷出版公司，2009 年 9 月第一版）一书对《易经·贲卦》这句话的注释是“下观人类文明，可以推行教化庶民促使天下昌明”。由此可见，“人文化成”有两重含义：一是通过人文教化人促使庶民成为道德完善的君子和士；二是庶民被教化成为道德完善的君子、士以后，能够以天下为己任，通过“齐家，治国，平天下”，建设文明和昌盛的社会。由此可见，“人文化成”是中国传统大学精神的精髓，其核心是“推行教化庶民促使天下昌明”，从而促使我国传统大学成为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和人才养成的重要基地。
我国古老的“大学之道”及其蕴涵的我国传统大学精神的精髓是建立在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的基础之上的，它后来虽然历经变迁，但作为孔子儒学为核心——“仁者爱人”和“齐之以礼”——却是一以贯之的，对于养成我国历代君子、士的人格理想和长期维护我国这样的泱泱大国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对于我国古老的“大学之道”及其蕴涵的中国传统大学精神的精髓，我们应当深刻地理解和自觉地坚守，这是一笔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
早期的西方大学曾经长期处于“象牙塔”之内，远离社会之外从事传授知识的教学活动和纯科学研究，其基本精神是恪守古希腊“知识即目的”的理性追求和“为科学而科学”的价值准则。中世纪以后，高深学问及其构成的学科成为大学的细胞和承载大学职能的基础平台。
作为一个“学者行会”，大学是学者们自由追求学术、探讨高深学问和进行精神自由交往的场所，他们通过向教会和世俗王权斗争得到诸多权利，终于确立了“学术自由，学校自治，学者中立”的著名原则。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等一系列思想解放运动之后，随着理性逐渐成为人类认识自然和驾驭自然的认识论基础，自然科学逐渐从自然哲学中分化出来形成了独立的学科，大学不仅是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和人才养成的重要基地，而且成了人类知识的集大成者和人类社会的知识权威。
19 世纪初叶工业革命蓬勃兴起之后，面对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的严峻挑战，德国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家威廉·冯·洪堡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以 1810 年柏林大学的创立为标志，把学术研究功能引入了大学。从此，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活动正式进入了大学这个知识殿堂，具有“探索未知”和“达至修养”的双重价值，成为大学存在的价值基础。20 世纪以后，以美国为主要代表，大学走出“象牙塔”逐渐融入社会中去，现实社会不仅要求西方大学继续坚持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活动，努力实现“探索未知”和“达至修养”的双重价值，更要求西方大学重视学术研究，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和创造未有的新世界，直接为人类谋福祉。随之，西方大学逐渐发展成为人类最富有创造力的知识殿堂，“创造力”成了西方大学的价值所在。
回顾总结西方大学从处于到走出再到超越“象牙塔”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象牙塔”是西方大学精神永恒的象征，其核心是坚守古希腊以来“知识即目的”的理性追求和“为真理而献身”的独立精神，这是西方大学存在的价值基础。
19 世纪初叶以后，我国进入了封建社会后期。一方面，在西方，随着工业革命的蓬勃兴起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大为增强，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现代文明取得了长足进步。另一方面，在我国，由于以孔子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比较闭关自守和因循守旧，主要是固守封建宗法制度和忽视现代科学技术，因而逐渐落后于西方。特别是 1840 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我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面对帝国主义列强坚船利炮的猛烈轰击和西方现代文明的严峻挑战，迫于内外的巨大压力，晚清政府于 1905 年做出了“废科举，兴学堂”的重大决策，带来了近代以来我国教育战线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和与之相适应的高等教育划时代变革。
在这场伟大变革中，以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和竺可桢为杰出代表的我国一批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和教育家们高举“教育救国”的伟大旗帜，在近代中国广泛传播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西方现代文明和以“学术自由，教育独立”为核心的西方大学理念，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初步融合，如“兼容并包、海纳百川”之于北京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于清华大学、“允公允能，服务中国”之于南开大学和“求是之光，海上灯塔”之于浙江大学，为在我国建立和发展近、现代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在抗战期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组建的“西南联大”，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形成和坚守“刚毅坚卓，学术自由，教育独立，关注社会”的联大精神，成为我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一座真正的丰碑。
宋旭红博士、沈红教授在《20 世纪 20、30 年代中国大学的学术独立之路》（载于《现代大学教育》，2006 年第 6 期）一文中深刻地指出：“北大、清华、西南联大的历史发展证明，中国大学的学术独立既蕴涵着西方大学传统中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双重内涵”，“但是其中又有明显不同于西方大学精神传统的中国固有文化的内在精神气质”。“自古以来，中国历代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在文化学术上总是讲究融合，或曰‘会通’。所谓‘和而不同’，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些理念真正体现出中华文化中宽容的精神、辩证的思维和博采众长的胸襟。从以‘兼容并包’、‘厚德载物’为精髓的中国现代大学学术独特的精神上，依然可以看出和感觉到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和历时千年的中国书院以及儒家道家佛家鼎足而立、并行不悖的中华文化特征”。
但是，陈平原教授在《中国大学百年？》（载于《中国大学十讲》，陈平原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年 10 月）一文中尖锐地指出：“清华校长梅贻琦撰《大学一解》，以儒家‘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来解说今日之大学教育，同样凸显古今中西之别：‘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这其实正是本世纪中国大学教育的问题所在：成功地移植了西洋的教育制度，却谈不上很好地承继中国人古老的‘大学之道’”。
众所周知，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在“以人的体力劳动为基础的”农业经济社会里，人文学科曾经长期居于社会文化形态的主导地位。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里，虽然由于生产力比较低下，物质财富比较贫乏，人民群众过着比较简朴的生活，但是，当时人们的精神境界是比较高尚的。19 世纪初叶以后，随着工业革命的迅猛兴起和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人们深切地感受到，现代科学技术在提高社会生产力、促进物质财富增长和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方面的巨大力量。因此，随着人类逐渐从“以人的体力劳动为基础的”农业经济社会向“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基础”的工业经济社会转型，人文学科由于其非生产性、非营利性和非直接应用性，它在社会文化形态中的主导地位逐渐被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所取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后来人们逐渐发现，现代科学技术在提高社会生产力、促进物质财富增长和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的同时并不能带来人文精神的高涨，而且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枯竭等诸多危机。因此，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在社会世俗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两种思潮之间此起彼伏的激烈的矛盾冲突和斗争。反映在大学办学上，历经千年孕育和形成的以“象牙塔”为永恒象征的西方大学精神传统面临着工具理性的严重挑战，知识取向和注重应用在大学教育和办学实践中逐渐居于主导地位，人们不再关注人的精神和道德境界的提升以及探索未知这个大学赖以存在的根基，西方许多学者惊呼“大学处于危机之中”。
面对这一严峻挑战，1978 年美国学者约翰·S.布鲁贝克在其学术专著《高等教育哲学》（王承绪主编，郑继伟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 年 7 月）中开宗明义就说：“用阿诺德.托恩比的话来说，最近数十年的美国高等教育一直处在‘艰难时期’。如果借用莎士比亚的话来描述，那么本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美国便是我们学术‘大为不满’的‘冬天’”。“在这种艰难的形势下，由于教育内在的模糊性”，“已有一些人在失望地谈论高等教育的‘本体危机’，甚至认为出现了高等教育‘合法性的危机’。这些危机——如果它们存在，我相信它们确实存在——需要对高等教育的一些基本概念作一次痛苦的重新评估”。“二次大战后，关于高等教育未来发展方向的争论逐渐激化”。“今天，我们的高等教育哲学流派已经太多了”。“现在，我们缺乏的是把高等教育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接着，约翰·S.布鲁贝克从“每一个较大规模的现代社会，无论它的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是什么类型的，都需要建立一个机构来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心得学问领域”出发，以“高深学问”为逻辑起点，创造性地提出了“使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哲学”，试图在实用主义基础上在认识论和政治论两种主要的哲学基础之间实现某种平衡。
接着，1982 年美国学者德里克·博克在其学术专著《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徐小洲、陈军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年 2 月）进一步指出：“1900 年以前，美国大学都只是些刚刚具有现代雏形的小学校，它们的主要功能是向社会提供强调思想戒律、信仰虔诚和严格管理学生行为规范的大学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学是象牙塔的说法过时了。相反，有一张庞大而复杂的关系网把大学和社会其他主要机构连接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学术保护含义已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在一个被技术创新改变了的世界里，学术自由的范畴是否也应该涉及能研制出具有杀伤力的产品的大学实验室呢？当大学控制了社会上几乎所有重要的就业机会时，它在确定学生上学标准时还会继续强调自主权吗？当大学持有大量的公司股票，它面对有关美国公司经营行为的争论还会保持‘中立’立场吗”？徐小洲和陈军在这本书的《译者前言》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一直处于一种互动状态。一方面，高等教育越来越依赖政府、企业、基金会和个人等外来的经济资助；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美国政治、经济、科技的进步”。’有的人对这一状态感到精神振奋；也有不少人表示忧虑。人们应该如何看待大学走出象牙塔？在现代社会里，大学在难以回避社会影响的条件下应该如何保持其基本学术价值？大学应该如何对社会问题做出积极的反应？除了学术功能以外，大学应该如何处理其非学术行为？这些问题既是高等教育理论界探讨的焦点，也是大学实际运作经常面临的问题。《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正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在这本书中，博克旁征博引，显示了作者对高等教育研究的深厚功底，并有力地论述了他的一些独到见解。因此，该书出版后，在西方高等教育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成为表述大学继教学、研究功能后履行社会服务功能的经典之作”。
但是，约翰·S.布鲁贝克在这本书中不得不承认，“尽管对高等教育来说，以德国研究大学的哲学为榜样的价值自由的认识论的逻辑非常具有吸引力，然而历史看来明显有利于高等教育的政治论哲学”。他甚至警告说：“不过，学术体系一定不能完全变为商业性质，不能仅仅生产文凭和知识。我们希望政治化永远不要发展到教育和权力不分的地步”。德里克·博克最后也指出：“教育和研究也许不是抨击社会丑恶现象最明显、最英勇的手段，但从整体上看，它们却是最可靠的方法，因为大学能够以此解决在一个充满苦难和非正义行为的世界里继续默默探索知识时所涉及到的道德问题。如果大学能以旺盛的斗志和坚定的决心遵循此项方针，那么即使是最愤怒的批评者最终也逐渐会体会到大学对社会所做贡献的全部价值和影响力”。遗憾的是，约翰·S.布鲁贝克 1978 年发出的这个警告今天已经变成无情的现实，德里克·博克 1982 年提出的这个希望也被现在无情的现实所粉碎。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人类社会逐渐进入以经济全球化为基本特征的崭新时代，在社会生产力得到迅猛提高、物质财富获得巨大增长和人民群众生活逐渐富裕的同时，在西方世界日益明显地出现了一种以“崇尚物质，忽视人文”为主要内涵的文化生态危机，其实质是一种信仰危机。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日益深刻地影响着当前世界高等教育和今日大学，大学组织正在从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和人类社会的知识权威逐渐向技术人才和科技成果的生产基地蜕变，以“象牙塔”为永恒象征的西方大学精神传统正在随着外部世界各种力量的介入而日趋淡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98 年发表的《21 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与行动》尖锐地指出：教育和大学“必须进行最彻底的变革和创新，以使我们目前这个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价值危机的社会可以超越一味的经济考虑，而注重深层次的道德和精神问题”。这种情况充分表明，大学精神的衰微正在成为当前世界性的话题，其实质是一种价值危机。
新中国建立以后，尤其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从‘拨乱反正’到‘三个面向’”是近代以来我国教育战线进行的又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和与之相适应的高等教育划时代变革，经过曲折终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我国大学走上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康庄大道，我国实现了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战略转变，为近 30 多年我国的经济腾飞、国力增强、物质丰富和民生改善提供了强大的人才和智力支撑，正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继续奋斗。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改革从以政府为主体和以宏观领域为重点向以大学为主体和以微观领域为重点进行战略转移，在前进的道路上日益明显地暴露出众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突出表现是教育活动本义的缺失、大学的创造力不足、官僚化气息对大学的侵袭严重和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教育、学术腐败现象。这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集中起来充分说明，当前我国正在出现一种大学文化缺失现象，其核心是一种大学精神衰微现象。随之，在我国逐渐兴起了一个大学文化问题研究学术思潮，其核心是一股大学精神研究热潮。
1.强烈呼唤回归教育活动的本义和坚守大学精神的精髓
这股大学精神研究热潮兴起之初，人们纷纷撰文强烈呼唤回归教育活动的本义和坚守大学精神的精髓。肖雪慧教授在《教育：必要的乌托邦》（载于《中国问题》，李静主编，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 年 1 月）深刻地指出：“教育的价值是多重的。无论对国家、社会还是个人或人类整体，教育的价值都既有功利性的一面，又有非功利性的一面”。“教育的多重价值应该得到全面体现，否则整个教育体系将是病态的”。“中国教育的问题，可以说与我国教育价值理念的狭隘性是分不开的。这种狭隘性首先表现为把教育的价值确定在国家、社会这一环，而忽视个人与人类整体这两端”。“狭隘性的另一突出表现是排斥教育的超功利意义，而把教育的价值定位于纯功利性方面”，“要求把学生培养成为适应特定社会既定目标的工具，因此，培养中心自然放在工具性技能和知识上，而不在人的品格发展和潜力开发上”。“在这样一种彻头彻尾的实利主义教育观中，教育的超功利意义没有立足之地，导致了我国教育功能的萎缩和扭曲”。杨东平教授在《重温大学精神》（载于《大学精神》，杨东平著，辽海出版社，2000 年 1 月）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主要是向西方学习的产物”。“中国大学精神的发育和大学制度的形成，有着与西方国家很不相同的情境和路径。一方面由于中国的高等教育源自晚清洋务教育，是从发展军事和工业的实际功利出发和主要由政府推动，具有浓厚的技术主义、工具主义背景”；“另一方面，随着意识形态的变化，自由主义的教育精神渐为国家主义、权威主义所挤压”。“和世界大学相比，当前中国大学的问题和处境仍然是十分独特的。大学里运行着官、学、商三种国内、目标完全不同的机制，大楼多于大师，设备重于人才，仍是普遍的事实”。“计划体制、官本位的弊端和政治挤压依然存在，而商业化的侵蚀和对教育的扭曲已经触目惊心”。
2.深刻揭示大学精神衰微现象在当代中国出现的众多根源
一般地说，大学的发展、变革主要受到政治、经济和大学自身三个方面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在这股大学精神研究热潮刚刚兴起的时候，人们把当前我国之所以出现大学精神衰微现象的矛头直接指向近代以来我国文化革新进行得有失偏颇和新中国建立以后意识形态的严重制约。王长乐教授在《大学问题的深层原因是文化革新缺失》一文中深刻地指出：“由于我国曾经经历过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因而封建文化的历史悠久且根深蒂固。我国社会在整体上正式对封建文化进行批判的运动是著名的‘五四运动’，该运动也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然而，相对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我国的新文化运动不仅在时间上滞后，而且在运动的深度上也远远没有达到民智启蒙及文化革新的目标”。“建国后的文化运动在精神主旨上并没有多大变化，亦即是延续了将文化视为权力工具的状态和趋势”，“而且还在‘革命’的意识中转圈子”。“这种文化对教育，尤其是对大学的影响深刻而复杂”。
随着这股大学精神研究热潮的深入发展，张应强教授在《现代大学精神的批判与重建》（载于《大学的文化精神与使命》，张应强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年10 月）一文中深刻地指出：“历史进入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社会正经历着重大的社会转型——从计划经济时代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大学生存与发展的背景与条件正在发生急剧变化，高等教育发生转型正在孕育之中，大学与市场、大学与社会、大学与政府的关系面临重新定位和建构，变革中的大学在寻求合法性存在的社会基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变迁，会影响到大学的性质，也会改变人们对大学的期待，大学精神的研究热潮正是一种对大学性质变迁的关注和大学期待的表达”。
面对这一复杂情况，眭依凡教授在《大学庸俗化批判》（载于《大学的使命与责任》，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 年 7 月）一文中冷静地指出：“尽管政治和市场是构成大学发展变化的重要影响力，但是，来自大学自身力量对大学方方面面的影响是绝对不能低估的，因为市场和政府只是影响大学发生变化的外因，对大学最后如何变化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内因即大学自身”。“如果大学是自省的，大学就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追求特定学术目标的机构，只有通过学术领域的卓越才能保持自己的自豪，为此它必须忠诚于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如果大学是自重的，大学就不会把自己混同于官僚机构或商业组织，亦会自觉地抵制来自官场和市场力量的干扰，并付出努力甚至牺牲一定的物质利益为代价，以保护自己应有的学术自治及学术自由的权力，捍卫大学应有的学术尊严；如果大学是自律的，大学就会建立并完善必要的学术规范制度，以此既自觉规范大学整体的行为又严格约束大学个体的行为”。“若此，大学庸俗化还能有滋生的土壤”？
随着大学文化问题研究学术思潮，特别是大学精神研究热潮的深入发展，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当代中国之所以出现大学精神衰微现象，近代以来文化革新进行得有些偏颇和新中国建立以后长期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领导体制是重要原因，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是直接动因，促使矛盾的进一步激化，根本和关键还在于我国大学缺乏应有的文化自觉。
3 .“以人为本，实现和谐”是当今时代的最强音
面对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和今日大学出现的价值危机，作为人们反思的最高表现形式，当前在我国哲学研究领域中逐渐出现了一股回归“人的本性”的思潮。我国一些学者认为，人学研究崛起最现实、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现代化进程中一系列问题和矛盾的激发归根结底是个“人的本性”问题。我国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废科举，兴学堂”掀起的现代化浪潮固然促进了我国近、现代意义上大学的诞生，但却没有很好地承继我国人古老的“大学之道”，加上近代以来我国文化革新进行得不够彻底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的严重破坏，使得“人的个性”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充分地发挥。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虽然人的主体意识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调动，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但是，由于教育活动的本义长期被忽视，同样面临着人的个体意识的过度膨胀和创造精神不足并存的局面，带来了人的异化和物化的深刻危机。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是在人得以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和谐，实现社会和谐的根本在每个人都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就是一切以人为中心，确立人在自然、社会以及伦理道德中的核心地位，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天人合”一，表现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就是“政通人和”，表现在人际关系上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反映在我国古老的“大学之道”上就是“推行教化庶民促使天下昌明”。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社会思想的核心就在人，在追寻一个怎样的社会更有利于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并且指出“未来的新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人类社会是不断地向前发展的，不仅要有富足的物质生活更要有高尚的精神生活，富足的物质生活应该和高尚的精神生活协调发展。但是，众所周知，这样一种高尚的精神生活和富足的物质生活协调发展的理想社会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的，这就离不开科学和以“象牙塔”为永恒象征的西方大学精神传统，有了这种“象牙塔”精神，人们就不仅能够通过科学活动“探索未知”，还能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通过学术研究改造世界和创造未有的新世界。由此可见，“以人为本，实现和谐”是人们应当为之奋斗终身的一种崇高信仰。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实现社会和谐的根本在人，它的最终目标是促使作为“个体”的人和作为“整体”的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这个“人文目标”离不开“科学理性”的强力支撑，我们必须自始至终坚持“人文目标”与“科学理性”的辩证统一并促使二者和谐发展。这既是实现人类社会发展的崇高理想所需要的，也是一所真正意义上大学应当坚守的“永恒之魂”。无数事实反复证明这样一个真理：一个民主、文明、公正的社会不能没有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相对独立的、享有充分学术自由的、能够理智地应对外部世界种种挑战的、不屈从于任何外在权威并能够摆脱任何外在诱惑的精神气质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的存在。否则，社会创新和发展的动力就会受到削弱，社会就会流于鄙俗，成为人欲横流、精神颓废和理想暗淡的名利场，这就是普遍意义上大学应当坚守的“永恒之魂”仍然存在于当今社会的价值和意义之所在。
4.从“高深学问”到“大学文化”是个质的飞跃
朱人求教授在其学术专著《儒家文化哲学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 年 2月）中深刻地指出：“在西方，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发展，科学理性与人道目标之间发生了冲突，出现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思潮的对立。尤其是一战、二战的爆发把科学理性的负作用充分暴露了出来，科学技术虽然给人类带来了高度的物质文明，也带来了精神状态的严重颓废和衰落，带来了深刻的社会问题和文化危机。可以说，正是社会历史发展本身，促使西方一些哲学家、社会学家把精力集中到文化问题上来，注意探讨文化的本质，提出文化反省的要求，于是，文化哲学应运而生。因此，西方文化哲学产生的实质在于，重新检视西方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与危机，注重价值理性与科技理性的整合，积极开拓人类文化发展的新方向，把文化问题直接摆到了哲学的面前”。随着大学文化问题研究学术思潮在我国的进一步发展，促使我国众多学者把主要精力逐渐集中到大学文化问题研究上来，注意探讨“大学文化的独特本质及其发展规律”。通过研究，人们逐渐深刻地认识到，大学精神衰微现象是同大学本质和使命的失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重建大学精神不仅要回归和坚守教育活动的本义和大学精神的精髓，全面揭示我国之所以出现如此严重的价值危机的深刻根源，更要从历史的轨迹和文化的视角对“大学的本质及其应当承担的重大使命”进行深刻的再认识，从而恢复大学作为功能独特的文化组织的本质特性，确认时代赋予大学精神教化和探求未知的终极关怀和神圣使命。我们认为，在当代，面对以“崇尚物质，忽视人文”为主要内涵的全球性文化生态危机的严峻挑战，仅仅坚守大学是一个传承、研究、融合和创新高深学问的高等学府已经抵挡不住来势汹汹的以“崇尚物质，忽视人文”为主要内涵的全球性文化生态危机的全面包围了。当前大学面临的严峻挑战早已超出单纯的学术范畴，深入到了道德和精神领域，其实质是文化领域，当今时代强烈呼唤我国大学实现再一次的文化觉醒。于是，《大学文化哲学——大学文化既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信仰》在当代中国应运而生。这本《大学文化哲学》，以“马克思社会思想，其核心就在人”的精辟论断为指导，以“大学文化”为逻辑起点，以“大学文化既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信仰”为核心，从整体上初步构建了一个大学文化哲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我们认为，从“高深学问”到“大学文化”是个质的飞跃。从 2002年 4 月《现代大学文化学》的出版到《大学文化哲学——大学文化既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信仰》的问世是当代中国大学实现新的文化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反映了高等教育哲学在当代中国的新进展，是当代中国大学人为构建当代中国大学人的精神家园的哲学基础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
构建当代中国大学人的精神家园，需要回归“教育：必要的乌托邦”的基本精神和坚守普遍意义上大学的“永恒之魂”，但这并意味着要让当代中国大学重新回到欧洲中世纪和我国先秦时期。人类的大学史，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部大学精神的变革史，在“不变”中求“变”，“不变”就是始终坚守“教育：必要的乌托邦”的基本精神和普遍意义上大学的“永恒之魂”，“变”就是积极适应时代文化变迁和社会重大转型，在坚守中实现新的超越，这是大学精神变革的基本规律。实现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是在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的和谐，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奋斗过程。在经历了“人文主导”和“科学主导”两个阶段并在当今时代出现了“科学理性”偏离“人文目标”价值冲突的新情况下，当代中国大学人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以人为本，实现和谐”是当今时代的最强音，应当以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精辟论断为指导，通过改革创新和艰苦奋斗，在“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相互融合”的基础上从根本上突破“工具理性的全面包围”，构建一个以“人文，理性，创新，和谐”为核心的当代中国大学人的精神家园，为实现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崇高理想继续进行坚持不懈的奋斗。
1.人文：生命信念和精神境界
人们一般认为，“人文”指的是一种精神境界，其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和人与自己的基本态度，树立正确的自然观、人生观、道德观和自律观。人对自然的基本态度应当是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促使人类社会得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人对社会的基本态度应当是坚持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的辩证统一，在为实现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得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而奋斗中求得作为“个体”的人实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人对他人的基本态度应当是把“仁者爱人”和“齐之以礼”作为一切伦理道德的基础，竞争应当是在公平和诚信基础上的竞争，并且在竞争的同时实现合作双赢。人对自己的基本态度核心是正确认识和控制自己，既要有自知之明又要充分发扬人的个性。由此可见，“人文精神”实质上是如何做人的“人文修养”。必须着重指出的是，“人文”不仅是一种精神境界，其本质是一种生命信念。作为一种生命信念，“人文目标”具有双重价值：一是“推行教化庶民”；二是“促使天下昌明”。在当代，我们应当确立“生命信念和精神境界辩证统一”的新人文观，它不仅具有普世价值，而且带有永恒性。当前之所以出现以“崇尚物质，忽视人文”为主要内涵的全球性文化生态危机，其理论根源就是违背了“生命信念和精神境界辩证统一”的新人文观。
2.理性：价值基础和科学修养
现在人们一提到“象牙塔”往往是一种贬义，似乎离当今的现实非常遥远，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以恪守古希腊“知识即目的”的理性追求和“为科学而科学”的价值准则为核心的“象牙塔”精神是人们应当永远坚守的一种纯洁、崇高的精神，它要求人们崇尚理性甚于崇尚金钱，关心人类的根本利益甚于关心眼前利益，关注永恒甚于关注时尚，相对远离实际生活而沉溺于沉思生活，把“维护理性之清明和良心之纯洁”作为人生追求的一种境界。我们认为，从根本上说，“理性”和“科学”是紧密相关的。离开了“科学”就不可能有“理性”，坚持“科学理性”的本质就是在价值判断的基础上坚持和追求真理，它是大学存在的价值基础，其最高境界是一种科学修养，它要求人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够运用智慧，冷静而理性地思考和恰到好处地处理问题，这同样是一种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否有“理性”不仅是人与其他动物之间的本质区别，更是一个人、一所大学、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所以，艾伦·布姆鲁称“大学是一个以理智为基石的国家的神殿”，他甚至说“如果没有大学，所有理性生活的美好结果都会跌回原始泥泞之中，永远不能翻身”（摘自《大学教育回归人文之蕴》，张祥云著，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 年 8 月）。因此，在当代，我们应当树立“追求真理和科学修养辩证统一”的科学理性观。
3.创新：不竭动力和时代精神
人类社会和一切新生事物都是不断地向前发展着的，尽管有迂回，有曲折，甚至有暂时的倒退，但是，人类社会和一切新生事物总是以一种不可阻挡之势向前发展着。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它渗透在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一切层次和一切方面。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所以，创新既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一所大学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作为一种意识，创新不仅源于人们“闲逸的好奇”心理，更源于拳拳学子的“报国之心”，“创造力”更是现代大学的价值所在。尤其是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创新正在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知识创新更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下，各国为掌握国际竞争主动，纷纷把深度开发人力资源、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作为战略选择。大学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因此，为了掌握国际竞争主动权，我国应当顺应当今时代的发展潮流，把充分发挥我国大学在深度开发人力资源和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中的重大作用，作为应对当今世界面临新的严峻挑战的重大举措。由此可见，创新不仅是大学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更是当今时代的强烈呼唤，体现着一种崭新的时代精神。
4.和谐：崇高信仰和终极目标
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人类社会发展的崇高理想是实现和谐，实现社会和谐的根本在人，最终目标是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作为“个体”的人和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都得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和谐文化”的本质是一种信仰，它要求始终坚守在长期奋斗中逐渐形成的以“推行教化庶民促使天下昌明”的人文关怀和“为真理而献身”的独立精神的和谐统一为核心的大学精神传统。但是，实现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奋斗过程。随着人类从“以人的体力劳动为基础的”和“以人文为主导的”农业经济社会向“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基础的”和“以科学为主导的”工业经济社会转型，特别是随着人类社会逐渐进入以经济全球化为基本特征的崭新时代和我国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在世界范围内和我国日益明显地出现了一种以“崇尚物质，忽视人文”为主要内涵的文化生态危机，以“人文关怀和独立精神的和谐统一为核心的”大学精神传统遭遇到了工具理性主义文化的全面包围，出现了“科学理性”偏离“人文目标”的价值冲突，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经过研究，我们认为，根本出路是以“马克思社会思想，其核心就在人”的精辟论断为指导，回归“人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在“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相互融合”的基础上进行价值整合和综合创新，在坚持“人文目标和科学理性的和谐统一”中实现新的超越，开辟人类社会和谐发展更加光辉的未来。
胡显章教授在为《大学文化哲学——大学文化既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信仰》（王冀生著，中山大学出版社，2012 年 4 月）一书作《序》时深刻地指出：“大学文化哲学研究是一个宏大的命题”，“当代文化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突出了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并从人的生命存在方式的高度来界定文化，把握文化的意义与价值”。“我要强调的是，大学在完成文化传承创新的历史使命过程中，应当努力把握两个基本点：一是极力体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这既是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进的需要，也是通过教育发展人的全面潜力，使人全面成长的需要；二是将发展人的精神生命的主动权作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价值诉求，作为转变教育思想的重要目标，也作为国家向创新型转型的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前提与内涵”。
2010 年《红旗文摘》第 15 期刊登了署名“云杉”的重要文章《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深刻地指出：“文化自觉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是对文明进步的强烈向往和不懈追求，是推定文化繁荣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先决条件。历史和现实表明，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上的觉醒；一个政党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自觉的程度。可以说，是否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不仅关系到文化自身的振兴和繁荣，而且决定着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的前途命运。”
通过学习，受到很大的鼓舞。我们认为，提高我国大学文化自觉和实现我国大学文化自强的关键是增强文化自信，当前我们应当重点树立“三个自信”：一是理论自信，永远坚守“大学文化既是大学的血脉和一种存在，更是大学人的精神家园和一种信仰”；二是道路自信，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综合创新”的大学文化发展道路；三是信仰自信，坚信“以人为本，实现和谐”是当今时代的最强音。
2011 年 4 月 24 日《胡锦涛在清华大学建校 100 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明确地提出“传承和创新文化”是我国大学应当承担的重大使命，强调“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要积极发挥文化育人作用”，“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要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努力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积极贡献”。为了完成时代赋予当代中国大学的重大文化使命，我们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牢牢把握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主体，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兴国之魂，加强大学文化研究，推进大学文化建设，特别是积极推进当代中国大学精神建设，大力提高实施《教育规划纲要》的文化自觉，坚持育人为本和提高教育质量，加快创建高水平和世界一流的大学的步伐，积极构建“开放、多元、竞争、有序”的大学格局，进一步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关键是要坚持政府宏观调控下大学组织固有的文化个性，彻底改革行政化的领导管理体制，变“权力型政府”为“服务型政府”，在微观搞活的基础上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提倡和坚持由教育家办学，构建以“人文、理性、创新、和谐”为核心的当代中国大学人的精神家园。这必将是一场极其深刻的思想革命以及与之相应的具有根本意义的教育变革和大学创新，需要政府和大学的共同努力。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着以孔子儒学及其“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教育理想为核心的深厚的文化底蕴的独特优势，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又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和雄心勃勃的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伟大进程，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和智力基础。我们坚信，再经过若干年的改革创新和艰苦奋斗，一个以“人文、理性、创新、和谐”为核心的当代中国大学人的精神家园必将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国大学必将为实现中国特色大学理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人类文明进步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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