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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议论大学精神的文章很多。对于什么是大学精神，怎样建设大学精神，见仁见智，意见纷纭。这是件好事，对于构建现代大学，提高大学的教育水平与质量极有裨益，为此，我也谈点自己的看法，供大家批评讨论。
什么是大学精神？有些学者从大学的使命、任务，到管理与办出特色等大学要遵循的思想原则通统包罗进来，如教授治校，勤俭办学等，这就淡化了真正的精神。也有些把使命、职责、任务和功能等本身作为精神，比如，育人为本。这种把实体功能与形而上精神的混淆降低了精神的特殊重要性。本文认为，大学精神应当体现出大学实现其区别于其他机构的基本使命、职责、任务和功能等所需的核心价值观、指导思想、理想、气质和灵魂。
因此，要定义大学精神，必须明确大学的使命与职能，大学作为一个社会机构的属性。显然，大学属于文化机构，其基本职能是教育、育人。而教育是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上一代人施加给下一代人的活动，是延续人类的最重要活动。教育有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之分，中小学与大学之分。从维系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角度看，基础教育（中小学教育）主要职能是使新一代人能投入社会生活，保障社会正常运行，维持人类生存；而高等教育则不仅要维持人类生存，更负有发展的职责。所谓“人类发展”实质上就是“文化发展”，因为在我看来，“文化”就是“人化”，反映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基本特征。所以教育又是人类继承与发展文化的活动。而大学教育不仅肩负着培育青年人能投身于未来社会生活，维持其运行与繁荣，更寄托着使未来比今天更好、社会更文明的瞩望。这样，育人，延续和发展文化就成为大学的核心使命与职能，我们要从这里来探索大学精神。
“文化”的定义不下几百种，但我认为最贴切的就是“人化”。那么，人类区别于兽类的本质特征是哪些呢？参考了夸美纽斯的教育思想，我体会，从发展的角度，人的本质特征有三条：一是有坚定的信念，即核心价值观，虔诚的信仰，懂得人活着的意义和价值；二是人有知识，包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知，懂得事物存在、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规律，能按照客观规律行事，并有不断扩充知识的愿望；三是人有道德，知道人际关系、人与环境关系的准则和行事规范，以维持社会安定繁荣。这三条也可说是文化的基本元素，或文化要素。
这里，信仰是首要的。正像西班牙思想家奥尔加特·加塞特所说：“信仰体系就是时代的文化”，“信念是每个人生活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人的基本价值信仰应是：1.人生而有权利享用大自然所赐予的资源；但同时又有义务来珍惜、爱护自然资源；2.人生而有权利享用他人（社会）所提供的服务，但同时又有义务服务他人（社会）。这两条都是互相的：互动、互爱和互惠，它们决定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这些价值观念象征和体现着“正义”。原则上，正义涵盖平等、公正、仁爱等观念，这里所谓“原则上”，是就抽象和笼统意义说的，事实上，由于种种原因，在程度、范围等方面会有差别的。比如，天生残疾人就享受不了某些自然资源，像盲人感受不到天然美景；对某些危害人类的坏人不能施以仁爱等。人违反了正义原则，比如，滥用、挥霍、浪费自然资源，就是“罪过”、就是“恶行”，就要受到惩罚。人需要建立坚定、虔敬的这种信仰，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在人对自然和社会规律没有整体、全局和历史的认识以前，人们只能皈依宗教，虔信上帝或天命，认为这种因果报应是上帝有意安排的，怀有敬畏之心，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当人对自然和社会的整体规律有了清晰认识后，就会在科学的基础上建立正义的人生信仰。然而，事实证明，这种信仰往往并非完全建立在严格的科学论证之上的，而是通过人类历史积淀的大量实证中领会和感悟得到的。大学的文化素质教育或通识教育，就是要通过古今中外先哲前贤对哲学、历史、文学、艺术、自然和社会等深刻思考和睿智体验，使学生建立起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信念，从而确立与其文化水准相应的做人做事的基本态度与准则。这种信仰是深入灵魂的、坚定的、虔诚的、敬畏的，是人一切实际行为的前提和出发点。
在这样的基础上，人为了生存必须拥有对生存环境的知识，即对自然和社会的正确认识。这包括对事物的存在、运动、变化、发展和事物之间的区别的辨认，建立概念、范畴和对因果关系和规律的认知，从而知道周围“有什么”“是什么”和“为什么”。没有知识，人类就跟兽类一样，在地球上处于自发自在的状态，有了知识，人类就能够自觉自为、掌握自己命运，成为高等动物。人的绝大部分知识是依靠千万年来祖祖辈辈的积累，并通过教育传授下来的。多亏优胜劣汰的生物遗传进化规律，人生而具备好奇天性，永远不满足于已有知识，即使已有知识已足够应付日常的生存；人永远怀着好奇要探索未知，要进一步问还“有什么”、还“是什么”和还“为什么”，甚至还问我们“能什么”来探索人类认识的极限。光有对周遭自然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人还不能掌握自己命运，不断提高生命的质量。人还需依靠这些知识、利用自然资源，来制造器物与工具，用以进行有规模的物质资料生产，从而极大地提升了生活质量，并不断增加社会财富，改善人类福利。这样，就出现了工程技术和生产工艺这一类应用学科的知识。不仅如此，还产生了分配资源和组织人员从事生产的学问，以及财富分配和消费的学问；进而还产生了把整个社会组织、管理起来的经济、政治、法律等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所以，知识总是被不断修正、更新和扩增。这需要艰苦顽强的探索过程，这就是追求真理的科学研究。不过真正能做到对人类知识宝库做出新贡献的是少数先知，是精英、是发明家、科学家、思想家，甚至圣贤。培养这些使人类文明不断扩增、进化的人，是高等教育，特别是大学的责任。
随着人类知识总量的扩增，知识分化越来越细密，社会组织结构和人际关系也越来越复杂化；人的活动范围和所享受的福利是极大地扩展了，但约束却也繁琐地增加了。人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是“自由”的：即他具有虔敬的正义价值观的信仰，熟悉相关的自然和社会知识，能够自觉地尊重与遵守与其身份相符的道德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在正义原则下，各种道德规范既有民族的、国家的、社区的、职业的，也有世界的，甚至宇宙的。因此，“自由”其实是不自由。人类文明越进步，知识越丰富，自觉约束越多，“自由”也越少。“初生之犊不怕虎”“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天不怕地不怕”的“为所欲为”，看起来很“自由”，其实是无知的表现，拿生命开玩笑，是要受到惩罚、最没有自由的。以虔敬的信仰为基础，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自觉以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看来不“自由”，实际上是实现了真正的自由。只有人类才知道用道德来节制自己的行为，这就是德行。这种德行保障了人类社会的安定，保障了人们的福利和进步。
所以，文化发展以建立正确的价值观为先决条件，通过探索未知、追求真理来扩展知识，通过自觉遵守相关的道德来增加福利。高等教育以追求人类发展为主旨，就要在提升文化上做文章，把教育落实在“文化育人”上，切实提高全体大学生的文化素质。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精神就要在塑造学生价值信仰、获取知识和追求真理、尊重和恪守道德规范等方面提取与凝练完成这些使命所要遵循的核心价值、理念或灵魂。
“文化育人”既作为教育的核心任务，那么，隐藏在它背后的精神或灵魂又是什么呢？显然，如果把虔诚的价值信仰作为文化要素的第一位，则人文精神应该是大学的首要精神。然而，当我们仔细考察世界各大学在表述大学精神的时候，却很少有直截了当把“人文精神”表述为本校首要精神的。这就说明，当我们为一个国家的大学，或一所具体大学确定精神时，把它仅仅看成是大学为完成其基本使命所体现的核心价值和指导思想还不够，还一定要联系实际，结合时代、民族或国家的形势、学校的定位特色、优势和弱点，凝练出有针对性的、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发人深省的语汇来表述。因此，大学精神是随着时代不同、国别有异的，是因校制宜、各放异彩的。这样，大学精神才真正能在办学和大学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1088 年世界上第一所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在意大利成立，它是一个学生与教师的学术共同体，那里大家自由讨论学问，甚至教师和学生的界限都是不明晰的，谁有学问，就讲出来供大家研究讨论。开始以学习研究语法、修辞、逻辑等人文学科为主，以后又有法律、医学等。后来法国和英国也陆续建立了大学（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等），宗教势力逐步渗透到大学，甚至主宰了大学生活。学者们不仅有深厚的人文根底，而且多是虔诚的教徒。对于他们来说，信仰已不成问题，大学一方面强调古典人文主义的独立人格塑造，另一方面也以扩增知识、追求真理为基本精神。进入工业社会之后，知识的重要性日益显露，大学开始把获取知识作为根本使命。牛津大学出身，后来担任了都柏林大学校长的纽曼（1801—1890）说过：“教育是一个崇高的字眼；教育就是为获得知识做准备”，“知识本身即为目的”。纽曼本人就曾是一位天主教红衣主教，他把信仰寄托于宗教，也并不过于强调道德，而是把“自由教育”作为大学的基本使命。这里的“自由教育”是指用“心智、理智和反思的操作活动”；实际上，他指的是学习人类全部知识体系，它是不可割裂的，是整体的，并且只是可以“享受”，却“不会带来任何结果”。他反对专业化，认为“它显然易于使心智变得狭窄”，并说“实用知识是不足称道的。”纽曼所要培养的是“通才”，是“绅士”。他说：大学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社会理智的格调，培养大众的心智，净化民族的情趣”。他排斥科学研究作为大学的任务，认为“研究工作只为少数人，而不是为了多数人”，并说“探索与教学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功能”。“自由教育”观念是传统大学的一种重要精神。差不多与此同时，以洪堡（1767—1836）为代表的德国大学模式则与此不同，洪堡在 19 世纪初筹建柏林大学时提出了一系列大学基本观念，其中最重要的有：大学兼有探求科学和修养个性与道德的双重任务，“其根本目标则在于促进学生乃至民族的精神和道德修养”；但他认为唯有通过科学探求活动才能达到“修养”的目的。和纽曼一样，这里所谓“科学”探求也不包括专业性和实用性的技艺，而是“纯科学”。然而，他强调的研究与教学统一的原则却与纽曼大相径庭。洪堡强调科学在大学的核心地位，教师和学生都必须从事科学研究，而“科学是尚未穷尽、且永远无法穷尽的事物”，因而“始终处于探索之中”。从单纯传授知识到创造知识，并且在探索和创造中来完善人格，这是洪堡比纽曼的高明之处。此后，追求科学、探索真理成为所有大学的核心价值。从这个价值观出发，自由和寂寞就成为大学的组织原则。洪堡说：为了纯科学活动，“自由是必需的，寂寞是有益的”；在大学的组织中，“寂寞和自由……为支配性原则”。正是从科学研究出发，要体现“寂寞”和“自由”原则，大学就必须独立于国家政府管理系统与社会经济生活，以保证科学探索按照其自身的内在规律与需要行事。于是，修养、科学、自由、寂寞成为德国古典大学的四大核心观念，它们对后世各国大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基本上成为各国大学所共同遵守的大学理念。这些理念形成了传统大学的基本精神，特别是追求科学和真理的精神，并使大学享有“象牙塔”的美名。
美国大学充分吸收了欧洲古典大学的基本理念，但又做出了重要发展。这里大体上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实用主义哲学观，二是社会经济发展对大学的迫切诉求，特别是许多州立大学和“赠地大学”的出现，政府要求大学做出回报，对州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于是，应用科学在大学急剧发展，打破了欧洲大学的“纯科学”观念，传统大学“学”与“术”分开的现象结束了。大学与社会联系就密切起来，大学“象牙塔”的形象也破灭了。1930 年，弗莱克斯纳（1866—1959）出版了一本《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的书，提出了“现代大学”观念。他看到了大学随着社会进步所发生的深刻变化，纽曼时代大学为满足个人需要，培养“通才”的条件已经消失，而只有专家了。“现代大学”的基本思想认同“大学是民族灵魂的反映”，“应不断满足社会的需求”的理念；弗莱克斯纳“主张大学与现实世界保持接触，同时继续不承担责任”。尽管他一再强调大学研究的“作为科学之科学，是不关心功用和效果的”，但又说“他们必须继续思考，在这方面他们的责任是最重要的”。他的“现代大学”观念被 1952—1966 年曾先后任加州伯克利大学校长和加州总校长的克拉克·克尔讥为“写书时很快就过时了”。那时，大学成天忙于各种庸俗化和机械化的事务，成了“大众服务站”，出现了教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大学三项功能的说法。克尔把这样的大学叫作“多元化巨型大学”。这种大学已不是弗莱克斯纳所说的统一有机体“现代大学”了，而是有若干社群——本科生与研究生，人文学科、社会与自然科学，基础、专业学院与职业、技术学院，还有管理者，要与外部的议员、政府官员、实业家、农场主，等等不同性质的人员和校友打交道，他们之间有利益冲突，通行着不同原则，互相矛盾，却共存于一体，行政管理机构的作用凸显出来，校长成为既是引路人、领导者，又是调解者。20 世纪早期哈佛大学学习德国洪堡的大学理念建立起来的 3A原则（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和学术中立），到后来实际上已经无法坚持了，大学越来越世俗化，物质化。在1971—1991年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博克写了一本名为《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的书，生动叙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大学所发生的变化：大学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大学既依赖于社会，同时也为社会政治、经济和科技进步做出巨大贡献，大学从社会的边缘逐渐走进社会中心。到了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时代，大学作为技术进步的孵化器、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或动力源、决策咨询的思想库的声音十分高涨，不绝于耳。然而大学赖以贡献社会的基石，还在于知识的不断扩增和科学创新。因此大学的基本精神没有变，但社会责任凸显出来了。
由此可见，随着社会发展大学观念在不断变化，大学精神必须反映这些观念的核心价值，即有坚持保守，也有相应演化。近千年欧美大学发展的历史，特别是近二百多年以来的历史，为大学精神的演化展示了一条明确的线索：从开始强调提升个人修养和知识水准的人文主义精神，到注重为追求科学真理而强调的独立和自由精神，再到接触现实，服务社会，又高唱“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大学精神演变的这条线索，具体到各所大学，则会因它们的定位和情况不同而有不少微妙差别，这里难以赘述。但是它们总体上为我们当下思考中国大学精神的培育与塑造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理论依据。
尽管我国高等教育可以溯源于西周辟雍，但现代大学制度却不是土生土长的，是舶来品。因而它的办学理念和基本精神与上述西方大学的观念和精神应该是一致的。然而，中国设立大学的宗旨与背景和西方大学有巨大差别，这使中国大学的办学观念和大学精神与作为“老师”的西方大学相比，存在着不少差异，值得我们思考、研究与总结。
中国大学出现于 19 世纪末，是维新思潮和洋务运动的产物，是在国家遭受西方列强（包括日本）的侵略压迫，在民族沦丧的紧急关头作为一种救亡图存的措施而开办的。19 世纪后期中国的知识精英和清政府普遍接受了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通过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与先进技术来坚甲利兵，振兴实业，达到强军救国的目的。1862 年北京设立了同文馆，开始有了新式高等教育。不过只在 1894 年中日甲午海战惨败以后，才引起朝野震动，各地纷纷设立大学堂。其中1898 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是第一所由政府创办的新式综合大学。那时候这些高等学堂的办学指导思想都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教育应仍以中国传统儒家的三纲五常为核心观念，而把西方的科学技术是用作为工具来学习的。因此，尽管以西方为师，在办学理念上与欧洲大学以塑造独立人格，追求知识为目的大相径庭。1902 年的《京师大学堂章程》明确其设置目的是“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并且要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清政府服务、强国富民的主旨跃然纸上。
值得一提的是 1904 年京师大学堂首任“总监督”（相当于校长，此前京师大学堂的领导人称为“管学大臣”，相当于教育部长兼京师大学堂堂长）张亨嘉就职典礼上对学生的八字训词“为国求学，努力自爱”很值得玩味。它说明学生的核心任务是“求学”，这包含：获取知识、研究学问、探求真理和学会做人。其中需要特别珍视的有两点，一、学生求学目的是“为国”，体现了爱国精神，这在当时实际是要学生做好臣民，与西方强调独立人格，以知识为唯一目标迥异；二、大学学习与中小学截然不同，大学生已经成人，不再是简单地“被教育”了，而要自觉主动地去接受和享用大学所提供的教育。这第一点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独有的特色和精神。但同时也反映出中国高等教育从一开始就带有浓重的工具性。这是与西方大学的极不相同之处，既反映了中国大学的优点，导致了后来中国大学的某些问题。
辛亥革命后国家继续受凌辱的地位迫使中国知识精英认真反思“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1917 年蔡元培先生执掌北大，几乎全盘引进了欧洲大学，特别是德国大学的观念。他首先指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他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大学教育的言论，并照此实践。他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他“循思想自由原则，采兼容并包主义”，聘请各种不同学术流派、具有真才实学的学者来北大任教。他按照“纯科学”观点把“学”与“术”分开，“以学为基本，术为支干，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但他并不重“学”轻“术”，认为“两者有性质之别，而不必有年限与程度之差，”只是分工不同。他要学生认识“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要自动研究学问，才能够发达个性，个性发达才有创造的能力”。他的这些思想既体现了“自由教育”观点，也是德国大学四大观念中国化的另一种说法。在这种新风气影响下，新文化运动“科学”“民主”的大纛高高举起，“打倒孔家店”口号流行，这标志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敢于与旧观念决裂，西方纯科学的精神也开始在中国得以传播。后来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集中地概括了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可以说，此后“科学”两字才在中国留下深刻痕迹。但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儒家传统，讲究“经世济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用主义，“纯科学”的科学精神至今并未在多数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扎根，为求真理所必要的独立、自由、寂寞、怀疑和批判等精神都远远没有真正在中国立足。不过从此科学精神还是在中国大学里埋下了种子。
与此同时，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公大于私，以国家为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宽阔胸怀和担当精神从未泯灭。这一方面是传统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长期以来一直遭受到外国列强的欺侮凌辱，激发出知识分子强烈爱国心。这种以国家为重的精神在欧洲大学是缺乏的，欧洲古典人文主义和“自由教育”强调人格的培养，是以个人为中心的，由个人推及服务社会，正像爱因斯坦在“论教育”中所说：“学校的目标必须是培养能独立行动和思考的个人，而这些个人又把为社会服务视为最高的生活目的”。把国家放在独特的重要地位，大学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只有中国。这是中国大学的优点，有时也是许多问题的根源。优点，是大学成为救国、兴国和强国的重要手段，受到普遍重视，一直熏陶着中国知识分子以民族国家为重的担当精神；问题是大学成为依附、从属于政治、经济的工具，失去其独立品格。但不管怎样，爱国精神和担当精神应是中国大学的优秀传统和重要精神支柱之一。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的出现，社会对大学在科技和思想创新中发挥作用的要求越来越急迫。这看来似乎会更加强化大学对政治和经济的依附，但实际上反而彰显大学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之重要。因为“有用”的创新必源于“无用”的创新，任何产品、工艺、材料的技术创新必源于思想、观念、知识的科学创新和文化创新，而科学，探求真理，必须依靠独立（寂寞）和自由。大学作为研究高深学问，传承和创新文化的机构，自然就必须发扬独立与自由之精神，并为此大声疾呼！
从研究高深学问、探求真理所必需的独立和自由精神衍生出来的还有包容性和深沉性，以及牺牲精神。既然是探究，就要允许各种不同意见、言论发表出来，进行争辩，从争辩中分清是非曲直。因此大学必然是“网罗众家”的，既容忍质疑和批判，也允许争论和辩驳。正像蔡元培所说，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虽彼此相反，而听其自由发展”。其实，英文大学（University）一词从词源来看，就包含“多元同一”的意思。因此包容精神成为大学的重要“亚精神”。深沉精神也是高深学问的必然要求。大学的一言一行必须经得起理性思维的严格审考，有理有据。大学绝不能容忍市井的浅薄与浮躁。因此他可能是孤独的，寂寞的。在当前社会浅薄浮躁风气甚嚣尘上情况下，这种精神特别珍贵。大学的牺牲精神也是为追求真理所要求的，真理是靠少数人深钻精研得来的，所以一开始总是在少数人手里，而不被多数人所理解。因此，坚持真理是要冒风险的，也会受到迫害的，轻则牺牲个人福利、声誉、地位，重则关乎性命。北大前校长马寅初提倡牺牲精神是“北大之精神”，他以自己坚持人口论为榜样，实践了这种精神，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捍卫真理的崇高形象。不仅如此，探索本身就是一个冒险活动，成功的概率远低于失败的。为此，牺牲就成为探究科学所必需的精神准备。牺牲精神总是伴随着失败而与独立和自由的精神共生，并以此完善道德。
以育人为核心使命的大学，在当代，仅仅注重西方传统大学所追求的人格修养还不够，还必须强调“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人是各式各样的，人与人之间是绝不全同的；人各有优势和弱点，只要每人都能把自己的优势和潜能发挥出来，做到“人尽其才”，就一定可以建成“创新社会”。因此，尊重与培育独立人格，就要充分发挥人的天赋优势和潜力，使之贡献社会。大学要树立人才是多样化的、人人都能成才、成不同之才的观念；要充分尊重、珍惜、并学会识别人才，因材施教，为他们的成长创造条件、留下空间、搭建舞台。马克思说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12] ，这样，个人发展就会与社会和人类文化发展互动协调起来。这给大学的人文主义精神内涵增添了新的内容。
作为传承和发展文化的大学，要特别重视文化首要元素——虔敬信仰的培育。上面说过，欧美大学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以虔诚信仰是前提，把追求知识和科学真理作为核心任务。他们认为信仰应该在基础教育和大学通识教育中完成，或学生中许多人本来就是虔诚的宗教徒，因而在大学理念中，信仰概念有时并不显现。这是当代中国社会一个严重问题，会阻碍社会稳定和前进。大学必须通过文化素质教育或通识教育，通过对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等学习和对先哲前贤经典著作的深度研读，使学生深刻领悟人类历史发展的大势，笃信正义价值观，坚信正义事业的不可战胜，从而铸造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建立在正义观念上的虔敬信仰是当前中国大学人文精神的重心。
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国际化的时代，大学的爱国主义精神应有相应的新解释和新演进。我们应当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因为它目光短浅，有悖于世界潮流。大势是：国际交往日益频繁普及，信息交流日益简捷畅通，文化日益多元化、多样化和多变化，地球日益变小了。大学是国际交流的重要平台，大学生必须学会从全球视野看问题，肩负把中华文化推向世界、为世界文明宝库增添珍藏、促进全球繁荣的使命。因此，爱国精神应该拓宽上升到全球精神，从建设和谐社会向实现和谐世界迈进。
这样，在继承中外大学精神基础上，当代中国的大学精神应该是：追求知识和真理的科学精神，其中主要是：独立和思想自由精神，也涵盖包容精神、深沉精神和牺牲精神；追求独立人格和人的发展的人文精神，其中重要的是要包括正义观念上的虔敬信仰和尊重人、珍惜人才的精神。大学精神应该体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完美融合。若用先哲的话来概括，那么，宋代思想家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或许可以反映这种精神，不过这里我们或许需要违背本意，把“为天地立心”借来解释为自然社会万事万物的运行寻找规律。
以上概括是笼统的，一般化的；各大学应该根据自己的定位、历史和特色，寻找符合自己的，个性化的大学精神。这种精神可以用简洁、醒目的文字和语言表述在各自的校训、校歌或其他学校正式文件中。
本文从文化角度探讨和审视了大学精神。文化本质上就是人化。教育通过育人承载传承和发展文化的使命，其中高等教育更多地负担着发展文化的功能。文化的要素有：一、虔敬的价值信仰；二、对自然、社会的知识，及对知识应用的知识；三、建立在价值信仰和知识基础上的德行。在早期大学发展中，在古典人文主义影响下，信仰隐性地发挥着基础作用，大学教育强调独立人格的塑造和“通才”的培育。进入工业社会，扩增知识、发现真理作为发展文化的重任，其作用被凸显出来，因而科学精神成为大学的基本精神，这种精神的核心是独立和思想自由。但是，信仰和德行作为前提和基础，在不同国家和大学，或隐或显地表达在大学精神中。美国大学使大学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大学对社会科技、经济发展发挥了日益巨大的推动作用，出现了教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大学三大任务的提法，大学的社会责任成为新时期大学的重要精神内涵。然而以独立和自由为核心的科学精神仍是大学基本精神，不过，它是与信仰、人格、修养、德行和服务社会的人文精神完美融合的。
中国大学是借鉴西方而产生的，他们沿用和吸收了西方的大学精神。因此，以独立和自由为基本内容的科学精神与信仰、人格为基本内容的人文精神的完美融合也应该是中国大学的基本精神。然而，在特殊环境中诞生的、具有深厚民族文化底蕴的中国大学还应该具有自己独特的精神，这里涵盖：包容精神、牺牲精神，和尊重人才、因材施教精神，以及爱国精神、担当精神和全球精神等。每个大学可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表述自己特有的大学精神。
最后要说明，本文所说的“大学”，特指本来意义上的研究型综合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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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本文蔡元培的言论均转引自：梁柱.蔡元培教育思想论析[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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