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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尼布尔一生作品不断，他的神学著作的内容浩瀚。回顾他作为基督徒和神学家的一生不难看出，他用自己人生的“循环”准则在持续不断地支撑着自己发挥着他的使命作用和创造价值。他说：“我一直坚信，循环是一种永恒的运动，正如在历史生活中对转换的呼声是美国一直的呼声一样。” [1] 多年来，尽管他的神学研究工作的研究重点在不断转移，神学道德研究工作的研究层面在不断跃迁，在传教过程中传教战略不断改变，但他都始终围绕着一个宗旨，那就是为教会在特定历史时间和空间中的社会复兴而服务的宗旨。他认为，基督教及其教会在教条方面、道德方面以及传教士方面和在自身的地位方面不是永恒不变的，它会随着不同的历史时期而演变，并根据基督教自身的发展规律不断的增添新的内容。但无论这些内容怎样更新和转换，它们都会紧紧围绕“上帝在具体事件和环境中在做什么、在要求什么”这条主线来展开。准确地说，根据H.R.尼布尔的说法，神学和伦理学的改革不仅是基督徒无止境的朝圣目标，也是基督教神学家们无止境的职业选择。
1962 年H.R.尼布尔逝世以后，他越来越多地被基督教世界的人们赞誉为“20 世纪北美洲神学家中的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 [2] 这个赞誉，不仅肯定了他神学思想成果优秀的一面，也同时反映出了当时美国本土神学的两个特性：
一方面，当时虽然没有公认的神学权威为当时的人们指引出神学的前进方向，但是却不乏重塑当时宗教意识的人士。今天的神学学者还记得，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出现过的那些神学家——莱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和H.R.尼布尔（H.Richard Niebuhr）——是他们重塑了北美文明中的宗教意识文明。
另一方面，神学和宗教学研究的新发现，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认识神学的文化根源和对神学进行文化反思对世俗生活的意义。由于人们对美国的宗教与神学的关注，美国本土的神学家们站了起来，他们不仅把历史上的基督教及其对欧洲历史的影响理解为基督宗教发展的一个阶段，也把基督教神学的发展当作了现代文化发展的新任务。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莱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和H.R.尼布尔（H.Richard Niebuhr）的神学思想在 20 世纪的美国神学家中诞生了。他们对当时那个时代的神学发展做出了行之有效的改革，他们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基督徒的信念和基督徒的信仰生活。要对他们二者进行比较有一定困难，因为他们二者的神学区别，就像两个男孩在合奏一首乐曲，一个演奏长号，一个演奏长笛。年长者的想法大胆、严格、有些悲观；年幼者的想法精细、热烈、很是丰富。但是，H.R.尼布尔以及他的哥哥莱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对北美的教会和社会的思想性贡献同样之大。
H.R.尼布尔一生的最大希望是他的神学研究成果能够变成宗教改革和社会改革的核心动力。他反对任何绝对化的信念，他深信宗教信仰意义上的自保意识是一切错误和罪恶的导源。基督教的神学和伦理学能够而且必须从它们带有共同特征的立场上来证明上帝，但这种证明方法的使用，不允许基督教存有优等性和排外性。没有哪个神学或伦理学能够满足不断发展着的个人信仰和社会信仰的需要，哪怕只是提供一个标准，即便是曾经达到过一定高度的著名神学家们也不可能。要想满足社会信仰不断发展的需要，就必须对神学进行改革。对于H.R.尼布尔来说，神学改革的核心对象就是对上帝的认知，对那个随时随地都作为我们的创造者、审判者、拯救者而存在的上帝的认知。
确切地说，H.R.尼布尔的神学思想成了宗教改革运动的思想借鉴。从他的思想和论点中可以看出，他超越了现实神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公式化形式；他在前人思想伸延的边界，深思熟虑地寻找他自己的神学反思。当然，这种寻找不是参考他人的经验或者论著然后自己顺着这些思路有感而发，而是通过与现实生活中的人进行实际的交流，然后得出了关于上帝问题的回答。他倾听并研究了几乎所有的观点，无论这种思想是正统的还是异端的、圣洁的还是世俗的、理智的还是狂想的，只要它们是关于人的具体信仰状况的内容他都研究。他认为每种论点都或多或少地能够提供那个无处不在、大爱无边的上帝存在的证据。由于他的著作围绕相对性而展开，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他都尽量避开绝对性论断。他坚持认为，我们必须通过取得至高的成就来揭示和寻求关于自身和宇宙的更全面的真理，这一认识促成了他的思想在任何时代都可能成为宗教改革运动所需要的思想性借鉴。
H.R.尼布尔的这种对过去的神学改革的呼声，要求他自己必须与基督教的启示和神学的成就保持一致，以期准确地把握对上帝的理解。无论是从耶稣基督与上帝的交流中还是在基督教的历史中都不难发现，在任何事件上，上帝都一视同仁地、毫无偏见地赐予着生命或者收回着生命（Death-Dealer and Life-Giver）。他认为，作为一个基督徒，就意味着在现实中通过历史上耶稣基督的例子来洞穿它所体现的人们对悲剧和感恩的困惑，这个例子不仅仅是死而复活的例子（crucifixion-and－ resurrection），同时，复活所揭示的生命状态更是永恒的循环。作为一个基督徒，就应该对唯一的上帝所赐予的生命的永恒循环做出回应。
H.R.尼布尔的基督教信仰，深深地根植于他生命的每个细胞中，基督教信仰的光辉在他神学思想的源头闪现。有关H.R.尼布尔对基督的体悟以及基督实践解析的全面介绍，将在下面他的神学和伦理学的思想体系介绍中进行。但是，本章将给出一个关于H.R.尼布尔思想经历的大概轮廓，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信仰上帝的信念驱使下而进行宗教改革的忏悔性和持续性思考的思想特色。
H.R.尼布尔承认，在他的生命历程之中，他对上帝的信仰完全受其个人经历的影响。作为一个美国宗教和社会的改革者，H.R.尼布尔出生的环境对于他的职业、著作和思想影响十分重大。
他出生在一个德裔牧师的家庭中，所以他把德国的传统文化和美国的实用主义文化富有创造性地结合了起来。 H.R.尼布尔更特别的地方在于他同时具备了持续的虔诚心和迫切的求知欲，具备了神学家的慷慨和新教徒的清醒，具备了思想家的谨慎和预言家式的大胆。同时，他的学说更是既恪守圣经又表现出十足的时代性，既像新教徒的思想又包含有基督教思想的普遍性特征。
H.R.尼布尔于 1894 年 9 月 3 日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Missouri）的莱特市（Wright City），父亲是格斯塔夫·尼布尔（Gustav Niebuhr），母亲是莉迪亚·尼布尔（Lydia Niebuhr）。他是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有一个姐姐胡达·尼布尔（Hulda Niebuhr）在芝加哥麦考密克（McCormick）神学院担任了多年的基督教教授；他的哥哥莱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长他两岁，在纽约联合神学院担任多年教授并领导了美国神学在 20 世纪的复活。他的父亲，17 岁移民到美国，在德国裔北美新教徒宗教议会中是一位卓越的牧师。他的母亲是一个德国人的后代。在这个双语的家庭中，音乐、艺术、文学、神学是孩子们每周必修的内容。父母要求孩子们每天用希腊文或希伯来文阅读圣经，并且较早地通过阿道夫·冯·哈乃克（Adolf von Harnack，1851-1930，德国神学家，学者，作家，教授）的文学作品接触到了德国的自由主义神学。
在这种家庭背景下，H.R.尼布尔做出了跟随其父亲和哥哥加入德国福音教会的决定。他于 1908 年成为芝加哥附近的一个宗教学院——埃耳姆赫斯特（Elmhurst）学院的一名大学生，并于 1912 年获得文学士学位。沿着其父兄的脚步，他又在圣路易斯（St-Louis）附近的伊登神学院深造了三年。在此期间，他的父亲于 1903 年去世后，他的母亲到了伊利诺伊州的林肯——以前他父亲曾经服务过的一个教堂中做侍工。1915 年，他从伊登神学院毕业后也去了林肯，他在这住了一年，并在此地一家日报社工作了一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内，他在他父亲曾经服务过的教会遇到了他后来的妻子夫劳伦斯·玛丽·密登道夫（Florence Marie Mittendorf），他们于 1920年完婚，后来分别有了两个孩子。他的儿子名叫理查德·莱茵霍尔德（Richard Reinhold），他的儿子继承了尼布尔家族的传统，目前作为一名出色的神学家正在哈佛大学的神学院供职。
1916 年，H.R.尼布尔被任命为牧师，并被指定到圣路易斯的瓦尔那特（Walnut）公园的福音教会做牧师。在教会成员的记忆中，他是一个有学识和有着坚定信念和旺盛精力的牧师。他们还记得一个悲惨事件，这件事深深影响了当时的年轻牧师。当年冬天，他同一群年轻人一起从教堂出发去野炊，结果有兄弟两个掉进冰洞，任凭H.R.尼布尔怎么努力也没有救出他俩。也许是对这个悲剧事件的记忆，给了他斗争一生的意志——与生命中不可预测的罪恶做斗争，与上帝一起与处于邪恶中的人做斗争。
显然，H.R.尼布尔的学术追求不会满足于一个区教会。在奉职于瓦尔那特公园的福音教会期间，他到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用了两年的时间完成了历史方向的硕士学位。1919 年，他受聘于伊登神学院，成为一名神学和伦理学讲师。在此工作的三年中，教学极度繁忙。一边是作为一名新教师，不可避免地需要紧张的备课，一边是作为新郎，需要承担对家庭细心照料的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在 1921 年的时候，他还打算在芝加哥大学深造一个夏天。这年夏天的公休对他来说非常关键，因为他就是在这个时候碰到了乔治·赫伯特·迈德（George Herbert Mead，生于 1863 年 2 月 27 日，卒于 1931 年 4 月 26 日，美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生前曾经任职于芝加哥大学），他的哲学和心理学对H.R.尼布尔后来的思想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1922 年，H.R.尼布尔在耶鲁大学神学院，重新投入了正式的全日制神学专业的学习。虽然那时他同时在康涅狄格州的克林顿附近的一个公众教会做侍工，但到了 1924 年他还是取得了一个神学硕士和一个神学博士学位。在这几年中，他最重要的老师是弗兰克·C·波特教授（Frank C Porter，1890-1946，美国神学家，耶鲁大学教授，牧师）和道格拉斯·克莱德·麦金托什（Douglas Clyde Macintosh，1877—1948，美国自由派神学的代表）教授。后者尤其重要，因为他指导了H.R.尼布尔的博士论文《恩斯特·特勒尔奇的宗教哲学》（Ernst Troeltsch’ s Philosophy of Religion）（Ernst Troeltsch 1865-1923，德国新教徒、神学家和哲学家，1912 年出版《基督徒教会的社会教学》），并且向他展示了一套研究神学的新思路，那就是围绕神学的价值观进行研究的方法。在此之后的 10 年中，作为一个崭新的神学声音，H.R.尼布尔开始崭露头角。而让他出色亮相的正是他对以麦金托什为代表的价值评定方法和以特勒尔奇为代表的历史相对观的重新解读。事实上，在神学的研究中，对人类价值和历史相对主义的定位极其必要，而这个工作，在H.R.尼布尔的努力下，成了他的神学研究中一个常抓不懈的工作。
1925 年，H.R.尼布尔被要求留在耶鲁大学接手弗兰克·C·波特教授的教学工作讲授新约神学课程，但他拒绝了这个邀请，选择了去埃耳姆赫斯特神学院（Elmhurst College）当校长。在他的领导下，这个小学校在教学和学术方面快步前进。在工作中，H.R.尼布尔再一次发现，繁杂的事务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太大。所以，1927 年他欣然接受伊登神学院的邀请回到了教书事业。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硕果累累，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书《宗派主义的社会根源》（The Social Sources of Denominationalism，1929） [3] 。这本犀利的基督教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著作，直接将H.R.尼布尔的研究方向推向了以教会改革和教会发展为主的领域。同时，H.R.尼布尔的神学研究方法也开始形成了一个新模式——对历史发展的认真分析和对争议问题的对立式回答。接下来便是他对建立神学综合体的最终尝试。
1930 年，H.R.尼布尔在德国公休期间，他更加坚定了完成神学综合体研究任务的决心。19-20 世纪在德国神学和美国神学教义社会化之间存在的批判性和辩证性的研究方法深深吸引了他。他确信，在德国和美国的基督教之间，需要一个第三方来统一它们的力量并消除它们的缺陷 [4] 。他从德国出发，沿着去俄国的路线，在拜访了许多教授和参观了很多地方之后，那颗寻找神学综合协调道路的心更加迫切。在德国，卡尔·巴特和保罗·蒂利希，尤其是保罗·蒂利希给了他最为显著的影响。 H.R.尼布尔在回到美国后，通过翻译保罗·蒂利希的文章《宗教的境遇》（The Religious Situation，1932） [5] 向英语读者简要介绍了保罗·蒂利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实践性信仰，H.R.尼布尔虽然接触时间不长，但对他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在此之后的几年中，当他呼吁教会把改革战略建立在实践哲学的基础上时，常常间接地引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为例子。
在受到这些新的影响之后，又一次转变降临在他的思想中。从欧洲回美国之后，当一封任命他为耶鲁神学院的基督教伦理学副教授的信送达他手中时，H.R.尼布尔和他妻子正在纽约港的一条船上，当时因为不愿放弃在伊登学院中已有的一切，他推迟了一年才做出是否接受这个邀请的决定。最后，他接受了耶鲁大学的邀请，1931 年他及时搬到耶鲁大学，赶上了新学期工作的开始。
在接下来的 10 年中，H.R.尼布尔研究提出了他的神学综合体和关于他伦理学立场的关键内容与形式。然而，身处不断变化着的社会之中，他的研究工作不可能在大学这个与世隔绝的象牙塔中和在教会的与世隔绝的象牙塔中来完成。他寻找神学综合体的研究工作经历了各种熔炉炙热的锻造：他思考着他的神学综合体应该包括被战争的隆隆声震荡着的世界背景，一个陷入经济衰退的国家环境和一个搅入社会罪恶的教会等内容。在此期间，H.R.尼布尔的注意力明显地转到宗教政治上，他在杂志上发表了《信仰、工作和社会拯救》（Faith，Works and Social Salvation）、《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基督教》（Nationalism，Socialism and Christianity）、《为了教会的解放》（Toward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Church）、《对社会福音的冲击》（The Attack upon the Social Gospel）、《基督教福音和社会文化》（The Christian Evangel and Social Culture） [6] 等文章。关于这方面的思考，在他同时期完成的三本重要著作中也反映了出来。在《反世界的教会》（The Church Against the World，1935） [7] 中，H.R.尼布尔列举了教会与资本主义、民族主义、人道主义的随意联盟。 H.R.尼布尔反对这些联盟，他提议教会必须在与世界的这种联盟中做出战略性回撤。在《美国的上帝之国》（The Kingdom of God in America，1937） [8] 这本严谨、精深的著作中，他回顾了美国整个宗教历史的中心问题，并把这些问题作为在历史研究中测试他的神学和伦理学主张的一种新方式以及对美国新教教会的现实问题进行全面理解的一种新方式。最终，他在研究解决神学的历史与启示的问题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在《启示的意义》（The Meaning of Revelation，1941） [9] 这本书中进行了阐述，它成了宗教和社会不断改革的一场非常及时的宣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国际环境变得越来越恶化，这一时期的H.R.尼布尔写出了几篇关于战争的非常深刻和有分量的文章。在他眼中战争就是人类的十字架，是上帝和人类为救赎而遭受的痛苦 [10] 。1944年，H.R.尼布尔希望能够促成基督教徒对在战争中所形成的恐惧做出回应，并担负起减轻人们沉重压力的社会责任。但他的努力举步维艰。为了解决自己的个人危机以及战争带来的各种破坏，H.R.尼布尔投入到了教会的重建中。既然战争被解读为十字架，战争的起起落落对于他来说太符合上帝对待人类的逻辑了，所以在战争行将结束的时候，他理性地去寻找复活的标志也就毫不意外了。在他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H.R.尼布尔呼吁，战后的教会不应该再按照信仰的标准和社会阶层的标准去联合，而应该通过对世间不公平的抗争来促进形成基督教在全世界联合的共同体。此时的基督教教会不仅不能后退，更应该建立新的联合共同体！
这些偶然性的片段，引出了他对于与信仰相关联的教会角色问题和信仰实质问题的持续不断的思考。按照他自己思维的独特形式，H.R.尼布尔把他对基督教伦理学历史的全面考察和思索，经过浓缩和包装后形成了他最为著名的一本书：《基督与文化》（Christ and Culture，1951） [11] 。在这本书中，对于教会和文化的关系，他给出了五种模式，并以此构建了一个极其简洁且准确的类型学。而且书中涵盖了大量的反对意见，并给出了所有可能的解决方案。 H.R.尼布尔承认，每一种模式都有局限性，但是，他对历史研究的结论明确地倾向于把基督和文化结合在一个不断转换进程中的协调方法。
H.R.尼布尔变换了一个角度继续探索着同一系列的问题，他不再对各种各样的基督教伦理学进行考察，而是把他的关注力集中到人类的体验上去。对此，他把基督教徒的生活放到一个非常广阔的背景中，他不仅把这种背景视为信仰的一种形式，也把它作为所有社会文化的一种形式，更把它作为包括政治、经济、科学、艺术和宗教在内的信仰存在基础。耶稣基督赐予我们的信仰是一种特别的信仰，这种信仰被H.R.尼布尔称之为“彻底的信仰”（radical faith）。耶稣的信仰确立了有限事物背后的价值和整体性，因为它们在唯一无限的上帝面前有它们最终的存在和价值。
他历经了 50 年的拓展和研究，并提炼了这些研究所需的信仰素材。他在将这些内容整理和汇集之后，写出了一个手稿，命名为“地球上的信仰：关于人类信心和忠诚的随笔”（Faith on Earth： Essays on Human Confidence and Loyalty）一文
。这些独创性内容，由于处理的是基督教徒对彻底信仰的体验，出版者没有鉴定出这个手稿中的重点和独创点。最终出版内容所采用的题目是“彻底的一神论和西方文化”（Radical Monotheism and Western Culture，1960）
[12]
。它是关于H.R.尼布尔对反映在我们文化中的政治、科学、教育和宗教活动和习俗中三种信仰的普遍形式（多神论、一神论和彻底的一神论）的分析。在这篇文章中，H.R.尼布尔再一次明确提出，彻底信仰意味着无论个人还是社会，无论教会还是世俗，都需要不断的改革。
因为H.R.尼布尔是一个牧师，所以为教会培养神职人员始终是他神学思想的一个基本关注点。从 1954 年到 1956 年，在美国和加拿大，他在美国神学院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Theological Schools）领导了一个神学教育研究小组。丹尼尔·D·威廉（Daniel Day Williams，1910-1973，过程神学的作者，芝加哥大学神学院教授）和詹姆士·古斯塔夫森（James Gustafson，生于 1925 年 12 月 2 日，曾任耶鲁大学教授，1972 年迁往芝加哥大学神学院做教授至今。主要研究道德神学）加入后，他组织了有关历史概念和牧师教育培训的广泛调研，希望以此为基础向牧师的教育和指导方针提出建议。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两个独立的系列丛书中： H.R.尼布尔和威廉编撰的《牧师的历史观察》（The Ministr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1956） [13] 以及他们三人共同编撰的《神学教育的发展》（The Advancement of Theological Education，1957）中。最后，H.R.尼布尔为全体研究成员整理了一下“集体的智慧”，《教会极其牧师的目的》（The Purpose of the Church and Its Ministry，1956） [14] 一书由此诞生。它给出了教会在美国人生活中的作用和对此进行的再评估、一个新颖的牧师概念和一个对神学院主旨地再声明。对于任何一个观点，H.R.尼布尔都强调教会与世俗的“交往”，这个交往被解释为相互的合作、指导、忏悔和对话。
20 世纪 60 年代初，H.R.尼布尔把他的思考更多地直接转向了他毕生追求的方向——基督教伦理学。他进一步探讨了 1960 年他在为格拉斯哥大学、剑桥大学和波恩大学进行的讲座和准备的材料中所蕴含的关于德行自身的哲学问题。与此相关的问题，即处理德行自身的“救世主模式”（Christic form）的问题，在 1962 年的太平洋宗教学院的讲座上已经提出。因为 1963 年是他预期退休的时间，他开始汇集整理他在耶鲁大学讲授伦理学时的讲课笔记，计划在那个夏天做出非凡杰出的创作。这将是一个全面深刻且系统的伦理学创作，但他突然地和出乎意料地在 1962 年 6 月 5 号去世，结果是导致了这项研究工作没能够继续进行。
但是，他的努力并没有白费。毕竟，在跟着他学习和研究伦理学的三代学生中，有许多人仍然在这个研究领域进行着卓越的研究工作。更重要的是，1952 年一个三人小组，组织编写了多年来他的学生们的课堂笔记或讲座中速记的内容，其中包括一个清晰的目录。这些笔记的油印版在学者之间不断地被传阅，并且一个被授权的集子不久就同H.R.尼布尔的那些未曾发表的著作一起出版了。
最后，在 1962 年，一部伦理学绪论在他死后发表了，题目是《负责任的自我》（The Responsible Self） [15] 。这个册子由他的儿子理查德·尼布尔（Richard Niebuhr）收集并由他的同事詹姆士·古斯塔夫森（James Gustafson）引荐出版，书里面包括 1960 年H.R.尼布尔在欧洲进行演讲的内容和 1962 年在哈佛大学进行演讲的部分内容。在这部著作中，H.R.尼布尔研究伦理学的风格和内容体现得非常明显。
上面提到的是在H.R.尼布尔生命中出现的重要的影响、关键的事态、思想重点的转变的过程中所构成的框架，展现出了他的一生的追求状况。 H.R.尼布尔对信仰主旨的追求和对灵魂深处的改革充满了激情，他把对上帝和人类、生与死、悲伤与喜悦的思想都描述了出来，体现了他对道德生活中大众事件和个人体验在做出不断的回应和反思。然而，这并不是说H.R.尼布尔就是一个特别的思考者——对每种情况都按照自发的行为主义或直觉主义的模式去回应。虽然他的思索历经一生，剩下的是一些“尚未解决”的神学问题，但它却像一个潺潺的溪流，不停向外涌动。获得了一些成绩，也解决了一些问题。可以肯定的是，H.R.尼布尔的神学思想在本质上是正统的，表述上是忏悔式的。广义地说，它们解决的是两个相接的问题：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如何能够做到面对一切问题都按照神学的方式去思考的问题；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如何都能做出负责任行为的问题。但是，在具体情况中，这两个问题都必须是在我们能够按照神的旨意说话或者能够按照德行的行为做决定之前解决，至少是暂时地得到了解决。因此，H.R.尼布尔的神学和伦理学反思，确实为教会和世俗不断发生的改革提供了重要且持续的帮助。那么，我们就在下节沿着他的思想足迹探索一下他的神学方法和伦理学立场的发展过程。
[1] H.Richard Niebuhr，“ Reformation ： Continuing Imperative ，” Christian Century 77（1960）：250.
[2] John D. Godsey，“ Foreword ” in The Promise of H . Richard Niebuhr （Philadelphia：J.B.Lippincott Co.，1970）.P.7.
[3] H.Richard Niebuhr， The Social Sources of Denominationalism （1929； reprint ed.，New York： Meridian Books，1957）.
[4] H. Richard Niebuhr，“ Can German and American Christians Understand Each Other ？”Christian Century 47（1930）： P915.
[5] H. Richard Niebuhr，“ Translator ’ s Preface ” to Paul Tillich ， The Religious Situation （1932； reprint ed.，New York： Meridian Books，1956）.
[6] H.Richard Niebuhr，“ Faith ， Works and Social Salvation ，” Religion in Life 1（1932）：426-30；“ Nationalism ， Socialism and Christianity ，” World Tomorrow 16（1933）：469—70；“ Toward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Church ，” Christendom 1（1935）：135—45；“ The Attack Upon the Social Gospel ，” Religion in Life 5（1936）：176-8l；“ The Chris tian Evangel and Social Culture ，” Religion in Life 8（1939）：44-48.
[7] H.Richard Niebuhr，Wilhelm Pauck and Francis P.Miller， The Church Against the World （Chicago： Willett，Clark ＆ Co.，1935），pp.1-13，123-56.
[8] H.Richard Niebuhr， The Kingdom of God in America （1937： reprint ed.，New York：Harper ＆ Bros.Torchbooks，1959）.
[9] H-Richard Niebuhr， The Meaning of Revel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Co.，1941）.
[10] H.Richard Niebuhr，“ War as the Judgment of God 。“Christian Century 59（1942）：630－33；“ Is God in the War ？” ibid.，pp.953-55；“ War as Crucifixion ，” ibid.60（1943）：513-15.
[11] H.Richard Niebuhr， Christ and Culture （1951； reprint ed.，New York： Harper ＆Bros.Torchbooks，1956）.
[12] H.Richard Niebuhr， Radical Monotheism and Western Culture （New York： Harper ＆Bros.，1960）.
[13] H-Richard Niebuhr and D.D.Williams，eds.， The Ministr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Harper ＆ Bros.，1956）.； H.Richard Niebuhr，D.D.Williams，and J.M.Gustafson， The Advancement of Theological Education （New York： Harper ＆ Bros.，1957）.
[14] H. Richard Niebuhr， The Purpose of the Church and Its Ministry （New York： Harper ＆Bros.1956）.
[15] H.Richard Niebuhr， The Responsible Self （New York： Harper ＆ Row，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