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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H.R.尼布尔的神学与伦理学思想主要集中在下列几部重要著作中，本节在此对它们分别做概括性介绍，以便读者在了解H.R.尼布尔的思想之前，对他思想的主要内容有一个大概了解：
在他的著作《美国的上帝之国》中，他采用了与常规角度相反的角度，概念性、因果性地描述了美国新教思想的发展。
H.R.尼布尔神学的主题：上帝和我们自己。 H.R.尼布尔著作的中心主题是对于上帝和我们自己问题的虔诚性探究，他说：“神学研究的整个中心永远是上帝面前的人类和人类面前的上帝”。像乔纳森·爱德华（Jonathan Edwards）这位他所敬仰的神学家一样，H.R.尼布尔认为，只有在与上帝关联的荣耀中，人类才得以被理解，上帝与人类是一个永远不能避开的极性。
20 世纪 30 年代，H.R.尼布尔就已经发出了他的神学改革呐喊，他开始认识到社会福音派过分关注人类在痛苦中的抗争而忽略了上帝。在他的《社会福音派中和巴特主义中的上帝之国及末世论》一文中，他认为卡尔·巴特恢复了历史中的上帝行动的优先地位。在他的几乎所有著作中，H.R.尼布尔都宣称：上帝是“事物的结构”、是命令我们互相作用的“创造性意志”，人类只是信仰的生物，凭着信仰人才得以和事物发生关联；人类的生活导源于对生活价值和生活意义的本质的充满热情的理解；无论我们是否认识到，我们永远和“创造性意志”及“上帝的创造活动”相关联。
这样的认识使H.R.尼布尔在这本书中，能够以对上帝至高无上的统治之崇高信仰来理解美国新教，这也使他强烈地批判在一定文化背景中教会陷入偶像崇拜的立场，这种偶像崇拜把人类的部分群体、部分活动和欲望当作偶像来崇拜。比如国家主义者崇拜一定群体中的国家，经济活动中的资本主义者崇拜资本主义，种族主义者崇拜种族主义，教会受到了这种社会性信仰的严重影响。他指出，教会摆脱偶像崇拜的根本出路在于突破文化限制，从而达到对上帝的真实理解，也只有确立对上帝的真实信仰，才能实现对现实生活的批判和信仰的重建。
这本书最为重要的章节有两章，第一章，在启迪式、忏悔式和判断式地说明了H.R.尼布尔的神学主题和方法特征之后，紧接着总结了 19世纪神学研究中的德国新教神学学术传统中的两个流派，继而以介绍卡尔·巴特和恩斯特·特勒尔奇而提出问题作为第一章的尾。第二章，尼布尔主要描述自己的神学研究方法——对系统神学内容做了进一步的发展，本章以总结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神学成果作为结束。从一个忏悔者的视角，H.R.尼布尔毫无掩饰地、机智地、毫无保留地对文化改革进行了呼吁。 H.R.尼布尔是一个综合性神学家，不象他的哥哥R.尼布尔倾向于哲学成就并立足于路德神学，在他的早期神学研究中，他则更执迷于奥古斯丁和加尔文的研究方法和克尔凯郭尔、巴特、麦金托什的神学语言及伦理学语言方式，这些构成了他早期的神学思想，他同时也深受恩斯特·特勒尔奇所代表的德国自由主义传统的影响。
在《启示的意义》中，H.R.尼布尔把人类生活的正反情感的并存当作人的信仰特质——即宗教的种子。他认为：“启示既不是人类自然信仰的发展，也不是人类自然信仰的消失，通过耶稣基督我们进行着转化和改革” [3] ，这就是为什么圣经文本不可或缺的原因。上帝通过以色列人的故事使耶稣基督显露在世人面前，随着这些故事变成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们才能在我们生活的拼争中以这个真实的方向为奉献目标，进而对我们的身份和实际立场进行批判和重建。对上帝的揭示能改变我们的狭隘的信仰，改变我们对神的恩典、全能和至善的理解。然而，我们一般往往从神的超然性上寻找证据来证明我们的信仰，即我们在世界上寻找至高无上的无限权威，但事实上，这种至高无上的无限权威只有在耶稣基督的上帝中才存在。因此，“启示意味着对人类权威思想和权威政治的改革” [4] ，我们在寻找一种能够保护我们自己的善的至善，这种至善只有在倾其一切而为他人的耶稣基督中才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理性只有当遇到耶稣中的上帝才称其为新的开始的原因。
他最为著名的论著是《基督与文化》
，在这本书中他认为通过把存在于文化整体中的可证明因素、在部分（基督）与整体（文化）中或者在基督教群体与广布在人类文化整体的非基督教群体中，去选择它们之间的对话，就完全可能探明基督教与人类信仰和人类伦理的关系。他着重讲述了基督教与人类信仰和人类伦理之间的关系。他对文化的定义是：包含文化自身及其与耶稣基督信仰者的对话的所有现实性。H.R.尼布尔指出，基督教在五个方面与文化社会发生着现代的关联。
为了指引伦理学和神学在“教会与世界”这个议题上有许多可能性和选择性，H.R.尼布尔提出了类型学（Typology）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如同一张立体展示的图景使他展开了他的论述。 H.R.尼布尔认为文化的价值在基督教信徒们所居住的世界中已自成一套系统，信徒是“城市居民”也是“上帝之国”的居民，这两种身份促使教会与社会的关联成为可能。这个问题主要说明基督徒如何一方面又要忠诚于其居民身份所应该效忠的国家政府体制，另一方面要忠诚于其所信仰的上帝。H.R.尼布尔认为，历史发展中的基督教，对于上述什么是最合宜的关系这个问题，至少有五种不同方式的回答，它们都介于忠于上帝及忠于自己所属文化的问题之中。前两个回答方式可界定为激进的对立（基督反抗文化）与极端的一致（基督属于文化）；第三种方式即一方面想维持基督与文化两大原则间的差异，另一方面又致力于协调此两大原则，比较接近去分别或肯定“基督”及“文化”的不同功用。
具体来说这五种基本类型是：（1）拒绝类型（type of rejection）：基督反抗文化（Christ against Culture）
。（2）认同类型（type of identification）：基督属于文化（Christ of Culture）：
。（3）综合类型（type of synthesis）：基督优于文化（Christ above Culture）
。（4）二元论类型（type of dualism）：逆理中的基督与文化（Christ and Culture in paradox）
。（5）皈依类型（type of conversion）：基督是文化的改造者（Christ the Transformer）
。 H.R.尼布尔虽以这五种不同的型态来陈述福音与文化的永久性的议题，但并这不意味着每一文化现象就单单属某一个类型。在基督神学领域内，此一议题一再被加添或修补，从近代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或第三世界的脉络化神学运动来看，福音与文化的问题又多了一层改革的因素，这印证着，神学的活跃性是无法以某种类型学的形式所限定的。
他坚持一种关于信仰、伦理和启示角色的转换主义：即用对上帝的信仰改变我们对多种文化和事业的信心与忠诚。他的这一思想在《彻底的一神论和西方文化》一书中表达得淋漓尽致，H.R.尼布尔写道：人类的信仰有三种形态：一神论把有限的群体作为其价值中心，并依据他们为群体目标服务的方式来重视人或事物；多神论据不同的境况而忠于不同的事业，他们出于多种目的而重视人或事物；第三种信仰形态是彻底的一神论，它诞生在以色列人和耶稣基督的信仰中，这种信仰把上帝理解为创造者、存在的动力、救世主或价值的中心，因此，群体的道德关注点不再是封闭的社会或有限的群体，而是人类整体，上帝和所有存在的关系是契约责任。
彻底信仰与其他信仰相冲突。比如，在政治上，一神论者用人们对某一国家和种族的忠诚来评判人，根据人们对知识、经济生产或对艺术的贡献差异来评估人；但是，彻底的一神论者坚持用平等原则来评判人，因为所有人都与普遍的价值中心相关联。从这一点上讲，无论何时，只要政治袒护较小的奉献者或者社会的公正被滥用，不公正和压迫就会应运而生。
彻底的一神论者保护人们通过对教会群体及教堂器具的忠贞而表现出对上帝的忠诚。在《教会的职责及其牧师》一文中，H.R.尼布尔主张：以彻底信仰的名誉，基督教徒们应该反对狭隘的酵饼中心、圣经中心、甚至以基督教义为中心的忠诚。他在死后出版的《地球上的信仰：对人类信仰结构的探究》一书中指出：“信仰的问题出现在生活的每个方面。”
在《负责任的自我》中，H.R.尼布尔勾画出了一个作为人类信仰的伦理代理者，这个代理者根据自己经历的行为冲击，对信仰做出了不同的反应。人们会根据整体交互作用的不同感觉并对不同的环境做出不同的反应。比如，当国家主义的义务占据上风时，我们就会想象到我们自己处在与国家的交互作用中，并与其他忠诚者一起置身于国家事业之中。彻底信仰来自彻底的洞察力：人类的行为只是人类的社会总体对上帝先在行动的反应或回应。我们全部的环境和交互作用，可以被理解为是不断的威胁、不可避免的堕落、腐朽和死亡。事实上，我们经常厌恶敌人而且常常被敌人所包围，但当我们置身于耶稣基督之中后，我们就开始理解，我们所处的情形是普遍历史中上帝的行动的一部分，而上帝的行动正是通过毁灭使我们重塑信仰和得以重生。十字架事件和复活以及审判和赎罪向人们提供了自我责任的伦理道德，而不是自我保护、自我维持、自我生存的伦理道德。
在H.R.尼布尔的《神学、历史和文化》中，他详尽地描述了神学、历史和文化的关系。在神学部分中，他指出，自由主义对既定传统的批评应与新正统派的恢复相均衡，在结果上寻求神学真理的语用倾向应与客观主义所坚持的神学仅仅是传达上帝的知识的观点相均衡。重新理解对上帝信仰的语言文化的符号意义已经凸显出其重要性，用宗教情感去理解上帝是神学价值重建的必需。在历史部分中，他重申对信仰历史的研究是神学研究的必然道路，而对于基督教信仰者来说，历史的焦点必然是对上帝法则的研究。
关于他哥哥莱茵霍尔德·尼布尔对历史的理解，他提出质疑，质疑他哥哥是否充分地强调了来自耶稣基督地对上帝至善信仰的胜利，以及这种胜利对于理解上帝至上和人类生活的有限性及可能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本书的“幻想时代的神学”一章中，他强调早期的自由主义者们把他们的信仰根植于人类的善良和进步中，这正是他为什么对人的人性、人类政治、人所发明的机器和人类所创造的科学失望的原因。H.R.尼布尔说：神学的任务就是不仅要揭示社会体系中背叛上帝的因素，而且要教导人们进行从“以上帝为敌人”到“把上帝信仰为人类的朋友和拯救者”的理念划转。在文化部分中，我们发现H.R.尼布尔坚定地站在他被人们所熟悉的神学立场上，即对上帝的信仰会蒙受来自教会、政治和经济极端的反对，原罪的观点会支持均衡论和所有极端权力，但是他依然坚信：作为极端权力之象征的战争，是上帝的统治法则的显现，但它依然需要教会继续在各民族各国家之间进行调停。
[1] H.Richard Niebuhr， The Kingdom of God in America ，Chicago ＆ New York： Clark ＆ Co.，1937
[2] Niebuhr， Meaning of Revelation ，pp.9-16； H.Richard Niebuhr，“ The Idea of Covenant and American Democracy ，” Church History 23（1954）：129.
[3] Niebuhr， Meaning of Revelation ，PP.74-76.
[4] Niebuhr， Meaning of Revelation ，P.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