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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研究对象是H.R.尼布尔的神学和伦理学思想。因为他是美国新正统神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所以本章的研究就从简要回顾新正统神学来谈起。
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对西方影响最大的神学思潮是自由派神学。这种神学乐观自信地认为人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和世界历史的进程。在政治上，它宣称通过社会改善、理性教育和消灭不义，上帝之国就能在世上建立。在思想上，它否定传统教义中的宇宙观和形而上学体系，相信理性的权威和能力，主张基督教信仰要与现代科学和哲学的发展相适应。在伦理上，它声称基督教的本质是对上帝的寄托，认为耶稣基督由于体现出了上帝的父爱因而构成了信仰的核心。自由派神学认为，《圣经》中体现的耶稣的教诲在现代文明社会中仍然起着作用，只要人们通过新的科学、哲学、历史和道德真理将传统信仰加以扬弃和改造，并按照其内心所体验的至善和至爱来作为现代生活的指南、遵循历史的发展，就能够确知上帝而获得永福。自由派神学的理论因为与当时资本主义世界表现出的歌舞升平的景象融为了一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风靡欧美。欧洲自由派神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新教神学家里奇耳（Albrecht Ritschl，1822-1889）和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h，1851-1930）。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自由派神学在美国得以继续发展，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史密斯（Gerald Birney Smith，1868-1929）、马修斯（Shailer Mathews，1863-1941）、魏曼（Henry Nelson Wieman，1884-1975）以及麦金托什（Douglas Clyde Macintosh，1877-1948）
。
20 世纪 20 年代前后，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破坏和经济萧条，使西方人的乐观情绪一扫而光，人们的信仰开始发生了动摇。与此同时，欧洲和北美的神学家们开始冷静地思考社会现实，重新检验自由主义神学思想的现实指导性，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新正统派神学。新正统派神学的特点是，用“正统”的神学语言解释教义，并继承了一些自由派神学的现实主义思想，故称为新正统派神学。新正统派神学的核心思想并非是回归到传统的神学上，实际上是自由主义神学中出现的新运动，是自由主义神学内部的改革。新正统派神学强调应该继承以前的神学曾重点讨论过的上帝与人、启示与真理、信仰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之观点，虽然它批判了自由主义的某些观点，欣赏使用一些前自由主义神学的概念，但它又吸收了《圣经》考据学的思想成果和社会伦理学的观点，故称为“自由派神学”
。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西方基督教信仰再次面临严峻的考验。在这一震撼整个人类的战争风云中，欧洲思想家首当其冲，他们必须在无法回避的现实面前做出自己的抉择。于是，基督教思想界也产生了分化和巨变；有人落伍并屈服于法西斯主义的淫威，从而遭到历史的淘汰和唾弃；也有人顽强反抗、积极探索、不顾生死地进行英勇斗争，从而获得了世人的爱戴和敬仰。
正是在这一社会形势下，新教神学家们开始了对新教宗教传统和思想理论的积极而又深刻的反思，提出了基督教未来发展的种种设想。充满现实主义色彩的新正统派神学的代表者们用“原罪论”来解释世界的动荡，试图以现实主义的神学原理来力挽狂澜，稳定人们的宗教信仰，重新树立起一度失去的宗教的权威。对现实人生和整个存在的反思，也使存在主义哲学与基督教神学有机地进行了结合。正是出于独特历史时期的需求和选择，才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产生出许多影响着后来整个世纪的基督教神学流派和著名的神学思想家。
在美国新正统派神学的兴起中，莱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1892-1971，以下简称R.尼布尔）和H.R.尼布尔（H.Richard.Niebuhr，1894-1962，以下简称H.R.尼布尔）的神学思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美国的新正统神学主要以R.尼布尔和H.R.尼布尔为主要代表。新正统神学中的诸种神学学说之间相互影响，密切关联。其共同特征是：
1.强调圣经的权威性。新正统神学不仅强调上帝过去的启示，而且还强调启示预示着未来。新正统神学主张吸收圣经考据学的成果，不拘泥圣经个别文句的表面含义，因为圣经也是人类所写的文献，但圣经的权威性是必须坚持的。
2.强调上帝的启示、主权及超验性、人的原罪与局限性，并以此解释现实社会的动荡、争夺和混乱现象，以及这些现象在人们思想上引起的困惑。它认为，自由主义神学过分强调了人性和人的自治，而忽略对自在永在的上帝的依赖，信仰的中心应该是基督而非人性。
3.既强调“末世论”、人类被最终拯救，又重视对社会福音和对社会制度、社会问题的研究，关心社会伦理状况的改善，将基督教的最终目标与社会现实结合在一起。
总体上来看，新正统派神学认为，神学与当代社会问题密切相关。因此，它坚持用古典基督教的正统教义和宗教改革思想遗产中关于人与历史的现实主义观点来校正自由派神学，并对此加以理论更新和纯化。这样，它既要避免乐观主义的空想，又要防止悲观主义的幻灭。为此，它号召人们重新认识基督教《圣经》，思考《圣经》上帝观念中真正神学意义，用“原罪观”来剖析人世，靠“末世论”来获得信心。
具有强烈现实主义特色的美国新正统派神学在美国形成的标志为1932 年R.尼布尔的《讲求道德的人与无道德的社会》一书的出版。美国新正统派神学的其他重要神学家还有潘·都生（Henry P·van Duesen，1897-1975），他著有《这个时代中的上帝》（1935），《生活的意义》（1951）和《希望的伟大基础》（1961）等，霍顿（Water Marshall Horton，1895-1966），著有《现实主义神学》（1934）等，贝内特（John C·Bennett，1902-1975），著有《基督教现实主义》（1941）等，以及卡尔霍恩（Robert L·Calhoun，1896-1983）等人。
R.尼布尔 1892 年出生于美国的密苏里州，1910 年毕业于伊利诺伊州的埃耳姆赫斯特学院，1913 年进入耶鲁大学神学院，1914 年获神学学士、1915 年文学硕士学位，后被伊登神学院、耶鲁大学、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等十几所大学授予神学博士学位。1915 年至 1928 年，任底特律贝瑟尔福音教会牧师，1928 年到纽约协和神学院任宗教哲学系副教授，1930 年起担任应用基督教课程的教授。20 年代初参加美国社会党，30 年代曾任该党领袖，主编过《明日世界》，1940 年退出该党。1935年，曾参加创建美国社会主义者基督徒团契，担任团契季刊《彻底的宗教》（后更名为《基督教与社会》）的主编，1941 年任《基督教与危机》双周刊主编，1944 年任纽约州自由党副主席，1960 年从纽约协和神学院退休，1971 年逝世。其主要著作有：《文明是否需要宗教》（1927）、《讲求道德的人与无道德的社会》（1932）、《对基督教伦理的解释》（1935）、《基督教与强权政治》（1940）、《人的本性与命运》（2卷本，1941-1943）、《信仰与历史》（1949）、《基督教现实主义与政治问题》（1953）、《自我与历史的戏剧》（1955）等。
H.R.尼布尔有 18 本专著和近百篇论文，其中不包括他从 1931 年到 1959 年间发表的近百篇书评。这些思想成果为他赢得了美国基督教思想史上的显赫地位，他的研究涉猎社会学、宗教哲学、神学、伦理学和美国宗教史。 H.R.尼布尔生于 1894 年，死于 1962 年，作为 20 世纪美国新正统派神学家和牧师，由于他对基督教伦理学的贡献、对美国宗派主义的分析、对美国宗教历史的理解、对美国神学教育的研究的巨大贡献和对上帝中心主义神学的发展而闻名遐迩。他的主要著作包括：1929 年的《宗派主义的社会根源》、1937 年的《美国的上帝之国》、1941 年的《救赎的含义》、1956 年的《教会和牧师的目的》、1951 年的《基督与文化》、1960 年的《彻底的一神论和西方文化》、1962 年的《负责任的自我》、1989 年后人整理出版的《地球的信仰——人类信仰的结构探究》等。
以H.R.尼布尔为核心人物之一的美国新正统派神学主要从讨论基督教的人生观、历史观和伦理观入手来展开自己的思想体系，概括来说他的这一思想体系具有如下五个基本特征：
（1）以人类为中心宣扬一种“神学人类学”。 H.R.尼布尔从基督论出发，他十分强调神学和伦理反思的价值和作用，通过对这种反思的强调，使人们对神学价值的曲解的观点进行修正。对于H.R.尼布尔来说，神学的价值正是在于不可避免地对所有反思的条件进行研究，用这些条件来说明一定的历史和宗教产生的背景及原因。因为信仰包含着知识，神学观点的形成必须按照一定的科学方法、历史方法和哲学方法去研究并与我们所了解到的关于我们自己和我们所处的世界的知识相一致。同时，信仰包含着行动，伦理学的观点必须说明如何使具有一定特色的政治和经济结构、自然和技术资源、个人和社会的需求等等与人的道德的行动相一致。如此的当代价值和人们在过去重视诚实和在未来注重责任一样重要，因此我们必须注重研究和调查神学的当代价值和当代人们的伦理状况，并以此建立对上帝的彻底信仰。
（2）以历史为背景，借此来分析人的历史命运。 H.R.尼布尔反复强调人在历史中、在世界进程中和在时间中的地位及其局限性。他把《圣经》中预言性、历史性的描写当作衡量人类历史的标尺，认为它能“给予一种比科学家和哲学家的一切智慧见解都更为真实的看法” [1] ，坚持只有在这种预言性和历史性的环境中才能理解人类的自我。对H.R.尼布尔来说，神学和伦理学是人在寻求自我认识和道德生活的实践指南时的一种反思和考察的思维成果 [2] 。像所有反思的结果一样，伦理学不会制造它所研究的现象。但是，它希望通过澄清或改变人们已有的道德观念来改变伦理学的研究内容。 H.R.尼布尔提出了用伦理反思促进道德整合以及伦理学改革的观念，他不会扔给人们一个小册子，在上面写上详细的道德规范和一些约束典型事件的目标，也不会制订出正式的或者理想的法律条文，并希望用这些条文来规定道德的方方面面。他所关注的是道德神学家或道德哲学家所重视的规律及其应用。他的任务是把那些群体道德生活中的潜在情感和基本特征揭示出来。只有当道德规范广泛地告为人知之时，道德行为才能完全地形成。作为神学与伦理学家，H.R.尼布尔的任务旨在领会道德行为的所有背景，而不是把道德结果的每个细节都搞清楚，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寻找到人改变自我历史命运的方法。
（3）H.R.尼布尔提出了用“内在历史”与“外在历史”的概念理解启示的思想。他认为，上帝启示所发生的地点，恰好就在这种“内在历史”（指能够仅仅通过参与某个特殊群体的模拟的或是用实际的生活才可理解的那些经验和现实）之中。因此，人们应把启示视为“我们内在生活的历史”，从而在人类个体的信仰中窥测历史的意义，不能囿于人与抽象宇宙客体相关联的、毫无人格特色的“外在历史”（指只要具有相同文化背景或是对自然和社会持有某一共识的人都可拥有的经验与现实）。他的神学不否认人类历史的价值和意义，但认为只有信仰上帝是历史的主宰才能达到历史与启示的真正统一。虽然，历史在新正统派神学家看来充满罪恶，不可能有自我救赎的作用，人类也不可能在历史中做历史命运的主人，但它强调只要人类在历史的特定时刻以超越历史的方式去采取行动，即以信仰的勇气突破历史的局限，就能够揭示历史的意义，并在历史进程中去窥探上帝的秩序。具体而言，只有通过“基督的生、死和复活”这一历史事件，人们才能领悟到历史的意义而揭示出人生的真谛。这样，新正统派神学就把人类历史观和历史哲学放到了神学信仰的范畴之中。当H.R.尼布尔用内在历史和外在历史的形式分析他关于自然信仰和彻底信仰问题的具体讨论时，他关于启示神学的内容和观点就变得清晰起来。
从存在论上讲，外在历史与内在历史的差别，确立了作为现实的普通事件和宗教事件的启示。但是二者统一的具体形式是基于信仰体现在所有认识结果和认识活动中的神人关系的三元结构。因此H.R.尼布尔把信仰定位在历史现象中自我、上帝和他人的相互关系之中，这种相互关系即是体现在这个历史现象里的言语和行为。
从认识论上讲，外在历史和内在历史对看清二者的统一有着不同点，但是这些不一致的方面总是通过历史性的范畴和人们的领悟而达到统一的。彻底信仰的范畴会使人们对一个启示性事件产生记忆并创造出延续的社会。因此，H.R.尼布尔把彻底信仰对上帝、他人、自我理解的基础放在了历史性社会里（包括过去的和现在的），由此才能理解这种相互关系。
从救世神学上说，外在历史和内在历史的区别解释了为什么可以证实或是否定历史上的启示。历史的启示只有在彻底信仰的范畴中和同伴那里才是可以领悟的。但是这个认知的立场和社会的立场对人来说不是一个可能性的普遍结构。因此，H.R.尼布尔把自我、他人和上帝之间的彻底信仰的和解基础放在耶稣基督的历史性事件里，由此这个相互关系才可确立 [3] 。
（4）以“现实”为基础，他的神学出发点是对人的现实社会性和社会动乱性进行分析，从负责任与否的角度来解说人的道德和正义。
（5）以“实用”为目的。传统宗教信仰及其意识形态过于倾向那些形而上学的清谈，而对现实中的实际问题，要么熟视无睹，要么避而远之。为此，H.R.尼布尔强调基督教教会在现实中的责任和作用。他认为，西方文明是世界动乱的中心和根源，是现代正在见证和参与这种文明衰败和社会混乱的根源。面对这种混乱和动荡，无论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承认，他们从物理上、生理上、心理上和社会上都不能解答人的真正本性和人的确实未来，其结果使现代人感到迷茫和恐慌。所以，他强调基督教神学的实用价值，号召基督徒们和神学家们鼓足勇气，在现实生活中和时代精神中了解并宣扬上帝的本质、意志及其审判和恩典的行动，借以揭示上帝的秩序。在他看来，目前基督教教会的首要任务是“解释世界正在经历的悲哀和惨景、痛苦和创伤，并认识到它们之中有上帝的插手”。
也就是说，在这种世界性的剧痛中，在人类文明和帝国的衰败中，在对人类历史传统的巨大震动中，存在着上帝对世人罪恶的审判。而且上帝的审判既是对国家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审判，也是对宗教制度和宗教传统的审判。因而他号召信徒们努力改革和重建其历史责任，认识到在社会邪恶中并不存在某种历史的最终救赎，以此来制止心中滋生的骄傲和自满，在审判中静候上帝的恩典流入自己的心田。
另外，H.R.尼布尔认为教会还必须设法向世界转达这种对人世间悲剧的解释和寻找出路的希望。教会一方面要认识到自身内部的动乱，另一方面仍须担负起自己的责任，以便能从上帝那获得新生和真正的统一，重新执行起自己的神圣使命。这既是上帝的计划，也是上帝对现实动乱中教会和信徒的起码要求。 H.R.尼布尔这种“实用”主义的说教，虽然引起了教会内部一些人的不满和指责，但也促使教会改变过去对世俗生活武断干涉或是漠不关心的极端态度。从而采取灵活的手段与各种宗教和思想流派展开“对话”，加入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为宗教的发展获取新的可能性。
时至当代，思想家们对R.尼布尔和H.R.尼布尔的神学思想一直在进行着关注，在国内不少学者正在深入研究着R.尼布尔的思想。从 20世纪 40 年代至今，学者们就围绕R.尼布尔和他的思想发表了许多研究作品，或者在其著作中不断地提到了他们的思想。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刘小枫著《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理：20 世纪神学引论》、何光沪著《多元化的上帝观——20 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概览》、张志刚著《猫头鹰与上帝的对话——基督教哲学问题举要》和《理性的彷徨——现代西方宗教哲学理性观比较》，以及卓新平著《尼布尔》《当代西方新教神学》《当代基督新教》和《当代西方天主教神学》等。在现在的汉语基督教学界，不断有介绍他们思想的文章被发表。比如华东师范大学的刘时工教授发表了《道德的个人与邪恶的群体——尼布尔对个人道德和群体道德的区分》一文
；吴东日发表了《爱与公正、道德——浅析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基督教伦理思想》一文
；香港浸会大学宗教哲学系的欧阳肃通发表了《美国基督教界的“守派之父”尼布尔的复活》一文
；顾铁军发表了《作为人类理想象征的基督》一文
等。但人们对H.R.尼布尔的思想体系较为全面而具体的介绍却很少，除了他的《基督与文化》一书被东南亚神学院的赖英泽于 1992 年翻译成中文并出版，他的其他著作却只是在美国和欧洲国家得到重视和研究，这一点从尼布尔发表的 18 本专著和近百篇论文所涉及的出版社及杂志可见一斑。另外从美国互联网上，也可以看到他们的书籍在到处出售，相关的文章也在出现（关于这部分内容，准备以后继续研究）。但在上述作品中，除了顾铁军发表的《作为人类理想象征的基督》一文和《基督与文化》一书之外，其他都是在围绕R.尼布尔的思想展开研究的。由此可以看出在汉语基督教学界对H.R.尼布尔思想的研究尚存在欠缺。
在美国，对H.R.尼布尔的研究也都集中在他去世后的 20 世纪 60到 70 年代之间，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西德尼·阿斯特罗姆（Sydney E.Ahlstrom，1902-1984，美国当代著名宗教思想家）发表了《H.R.尼布尔在美国思想中的地位》一文（“H.Richard Niebuhr’ s Place in American Thought，” in Christianity and Crisis 23 ，1963）；詹姆士·傅勒（James W.Fowler，美国基督教心理学家与教育家）著有《H.R.尼布尔的基督论和方法论》一书（“Christology and Methodology in H.Richard Niebuhr”，Duke University，1963.）；约翰·高德西（Godsey，John D.，1922-，美国卫理神学院教授）著有《 H.R.尼布尔的诺言》一书（The Promise of H.Richard Niebuhr.Philadelphia： J.B.Lippincott Co.，1970）；霍德梅克（Hoedemaker.L.A.）著有《H.R.尼布尔的神学》一书（The Theology of H.Richard Niebuhr，Philadelphia： Pilgrim Press，1970）；霍尔布鲁克（Clyde A.Holbrook）发表了《 H.R.尼布尔》（“H.Richard Niebuhr .”）一文（In A.Handbook of Christian Theologians，Edited by Martin E.Marty and Dean G.Peerman，Cleveland and New York：The World Publishing Co.，1965）；保罗·拉姆齐（Paul Ramsey）著有《信仰与伦理： H.R.尼布尔的神学》一书（Faith and Ethics： The Theology of H.Richard Niebuhr，New York： Harper ＆ Bros.，1957）；还有约瑟夫·弗莱切尔（Joseph Fletcher，1905-1991，美国已故的当代著名神学家和哲学家）于 1967 年出版了《道德的责任》一书（Moral Responsibility，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1967） [4] 等等。
作为美国新正统派神学思想的缔造者之一的神学家和伦理学家，H.R.尼布尔的思想成果涉及了社会学、宗教哲学、神学、伦理学和美国宗教史等许多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他创造性地综合了彻底的一神论与文化多元主义来解决人类现存的信仰问题，他与美国其他众多的思想家一道激发了人们积极探索信仰意义的研究动力，成为人们追求信仰意义的可能性向导。在信仰危机日渐加剧的当今时代，重新挖掘并研究他神学思想的内涵，对于寻找解决神学理论问题的途径以及寻找解决信仰危机的当代出路，或许能够给我们一些启发。从H.R.尼布尔著作所表现出来的内容来看，他的神学思想留给当代信仰神学和伦理学问题的反思是：
1.他提出的上帝的启示及超验性以及人的原罪与局限性可以被用来解释现实社会的信仰危机现象，引领人们走出这些现象在人们思想上所引起的困惑。 H.R.尼布尔认为，现代人过分强调了人性和人的自治，忽略了对自在永在的上帝的依赖，信仰的中心应该是基督而不是某种人为的偶像。这对于打破偶像崇拜、走向信仰的统一具有启发性价值。
2.他强调圣经的权威性。圣经的权威性在于它不仅是上帝过去的启示，而且还预示未来。但到底是什么内容能够预见未来，这个问题就需要当今的人们进行深入研究。
3.H.R.尼布尔十分重视人类的最终拯救，重视社会福音，重视对社会制度、社会问题等的研究，关心社会伦理状况的改善，他将基督教的最终目标与现实社会的人的需求结合在了一起。这对我们研究解决当代信仰危机的问题指出了一条可以借鉴的思路。
4.H.R.尼布尔提出的以上帝中心主义神学和伦理学，自始至终都把人类中心主义变换为独一的上帝是一切价值的仲裁的认识上来，无论是谈到启示、信仰还是谈及责任，他都把宇宙（普遍）群体的感觉与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当我与那唯一的创造能力相联系的时候，我就把我的伙伴、人类、低于人类的、高于人类的都统统放进一个宇宙社会中，这个宇宙社会有它的中心，这一中心既不在我心中，也不在任何有限的原因中，而是在那个超验的独一之中。” [5] 这对于修正人类中心主义和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在物质文明空前发达的今天，我们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遭受到了最为严重的破坏。人类运用其智慧和科学技术对大自然进行了掠夺性开发和粗野性利用，使大自然支离破碎、扭曲变形，导致自然生态系统中各个成分之间的关系失调，扰乱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圈、生物圈、水资源圈和土壤圈原本有序的、和谐的良性循环机制。这种“靠自然生存又破坏自然的科学冲动” [6] ，由于缺乏具有深远预见性的和谐思想和协调并举的方法论基础，造成了严重恶果。这说明，人类的科学实践活动一方面拓展了人们的生存空间，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进步，但另一方面也受人类利益的动机驱使破坏了自然本身的有序性，走向了不得不自我缩小、限制实践活动范围的广度与深度的畸形发展路。根本上来说，导致这种发展的思想根源在于，对生命意义的偏解，对科学任务的偏执，对精神生活的偏见。
因此，把H.R.尼布尔作为本书的选题对象正是基于上述四点考虑而进行的。一方面，它可以填补汉语基督教学界对H.R.尼布尔思想内容没有系统介绍过的空白；另一方面，可以从他的思想中进行深入挖掘，以便对当今时代信仰危机情况下出现的资源的、环境的、社会的和个人的种种问题提出一些有价值的思想素材和反思指导。
本书的立意是对H.R.尼布尔的神学思想进行概要的介绍性评估，即对H.R.尼布尔的神学思想和伦理学思想进行客观性描述。当然，从这一角度出发的含义在于对H.R.尼布尔作品本身的介绍，建立在对本书所掌握的H.R.尼布尔的全部作品资料进行概念性和系统性的概括上，以便不含有任何偏见。因为，重建一个思想家的神学思想体系，同思想家本人建立其思想体系时一样的复杂。每一个思想家在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之前，其作品总是不成系统的，想要高度概括出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内涵，要求必须具备深邃的洞察力和敏锐的个人判断力。尽管如此，本书就采用解说性的方法来对H.R.尼布尔的思想结构和思想素材进行维持原貌的保真性梳理。
本书尽可能地忠实H.R.尼布尔的观点，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明确地再现他的观点。在每章的最后，本书才从客观性描述转向了使用批评性评论的方式来分析H.R.尼布尔的思想内涵及其对神学和伦理学的贡献。这些分析可以为人们认识H.R.尼布尔神学思想以及伦理学思想的贡献提供一些参考性资料，但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必须是简单的而且是客观明了的。本书仅仅希望H.R.尼布尔的神学贡献能够作为当代宗教思想的源泉之一被人重视，并为未来的神学思想研究提供思想性借鉴。
本书首次在汉语基督教学界系统地介绍了H.R.尼布尔的思想体系，从H.R.尼布尔的众多的著作中抽取概括出了一个关于他思想体系的基本框架，对于这一框架，本书采用介绍性的方法来对H.R.尼布尔的思想结构和思想素材进行梳理，指出了他对基础神学（Foundational Theology）、叙事神学（Narrative Theology）、环境神学（Environmental Theology）等的思想性贡献，并逐一加以介绍，进行理论概括和分析。同时，尽量揭示出H.R.尼布尔的神学思想中的上帝中心主义（Theocentrism）、相对主义（Relativism）、转化主义（Conversionism）观点中的缺陷，并提出了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为了较为全面地介绍H.R.尼布尔的思想，本书采用了如下的逻辑结构：
首先是按照年代顺序逻辑来介绍他思想的形成背景。第一章介绍时代背景，第二章介绍H.R.尼布尔神学与伦理学思想的形成背景极其过程，重点讲H.R.尼布尔神学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包括介绍他的家庭背景和他基督教信仰的生活背景以及基督教信仰对他成熟思想的影响及经历，论述了他从 1927 年到 1931 年的思想成果。
其次是按照内容分析逻辑来介绍他的神学思想部分。第三章介绍H.R.尼布尔的神学及伦理学思想概要，主要讲他的神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关系，拿他的话说是“自我、邻人与上帝”的关系。换言之，H.R.尼布尔用自我、邻人与上帝的关系处理，将他的神学与伦理学扭结在了一起，这是他神学思想体系的中心和纲线，即其神学反思以伦理学反思为起点，伦理学反思以神学反思（theological and ethical reflection）为基础。
再次是按照内容布局不同对他伦理学思想进行介绍，即在第四章介绍H.R.尼布尔关于责任伦理的理论，重点论述道德行为的背景、责任的三大隐喻、责任的表现形式等问题。
最后是按照归纳、演绎逻辑在第五章对H.R.尼布尔神学思想的当代价值进行整理，主要把他的思想概括为极具特色的神学和伦理学、对基础神学的贡献、对叙事神学的贡献、对环境神学的贡献等内容，并对他的神学与伦理学思想进行了评价。
[1] Agnes Heller， A Theology of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1982.Alister E.McGrath， Christian Theolog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1997.P99
[2] Niebuhr.“ Evangelical and Protestant Ethics ，” P. 220； Radical Monotheism ，PP. 31—37，112—13；“ Responsibility of the Church for Society .” PP. 117-118.
[3] Joseph Fletcher， Moral Responsibility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1967）；Thomas Wogletree，“ From Anxiety to Responsibility ，＇’ The Chicago Theological Seminary Register 43（1968）； Kenneth Boulding，“ The Principle of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 Be yond Economic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e，1968）： Robert O. Johann， S. J. ，“ Authority and Responsibility ’ s Freedom and Man ，ed. John Courtney，S.J .（New York： P.J.Kenedy and sons 1967）； Albert R.Jonson， Responsibility in Mod ern Religious Ethics （Washington，D.C.： Corpus Books，1968）； Eric Mount，Jr.， Conscience and Responsibility （Richmond： John Knox Press.1969）： C.Freeman Sleeper， Black Power and Christian Responsibility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1969）； James Gustafson，“ Christian Ethics and Social Policy ，” PP. 110-129 in Faith and Ethics ，PP.200—214.
[4] Godsey，John D.， The Promise of H . Richard Niebuhr ，Philadelphia： J.B.Lippincott Co.，1970.PP150-157
[5] Niebuhr， Responsible Self ，PP.123-24； cf. Meaning of Revelation ，P.167.
[6] Ian G.Barbour，Earth Might Be Fair： Reflections on Ethics ， Religion and Ecology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Inc.，1972）； John B.Cobb，Jr.， Is It Too Late ？ A Theology of Ecology （Beverly Hills： Bruce，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