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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过去的四月和五月，北京人经历了一个不寻常的春天，也再一次成为世人瞩目的中心。在中国卫生部的每日“非典”疫情发布会上，北京的新发病人数在全国各省市中名列第一；而在北京的各区县中，海淀区又在北京市的疫情榜上长时间位居前茅。海淀区大专院校云集，疫情刚公布的时候，在恐慌情绪的支配下，不少大学生纷纷匆忙离校离京，跑回各自的家中。然而，也是在北京，在海淀区，在一所不太起眼的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以下简称中青院），这期间擅自离校的学生仅有 20 人，占学生总数的 0. 8％。现在，当其他院校忙于安排离校学生分批返校、隔离、预备暑假补课时，中青院的师生正有条不紊地迎接期末考试，一切教学进度都在按正常计划进行。
同在“非典”疫情最严重的地区，相距不过数公里，有的学校一半以上的学生逃离学校，而中青院不仅至今没有发现一例“非典”病例，还做到了教师不停教、学生不停课、师生不离校。这是否是运气使然？
“至今没有发生疫情也许有几分是靠运气；但师生心态稳定，学校教学有序，这不是靠运气，而是靠各项工作作保障。”
总结前一段防控“非典”的经验，中青院党委书记、第一副院长褚平说：“一是反应早，二是措施得力。”
作为一所培养共青团骨干的院校，对时局的关注和敏感似乎是一种本能。早在北京疫情公开之前，中青院就已经开始着手对“非典”进行防控：
3 月 21 日，校党委常委会上，第一次正式研究“非典”疫情和应对措施；
3 月 24 日，全校从学生、教师到民工，连服 3 天预防中药；
4 月 14 日，严格门卫制度，限制出人；
4 月 19 日，给学生家长寄出公开信，通报学校采取的安全措施和学生“五一”不离校的决定，争取家长的理解和支持；
4 月 28 日，加强封闭式管理，基本隔断了校内外的人员出入；
……
虽说在北京市的高校中，中青院可以算是“袖珍”院校，只有 4700 多名学生，但加上教职工和家属，校园内也居住着大约 6000 人左右，要完全封闭学校，禁止出入，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在 4 月 28 日至 5 月 10 日，也就是北京“非典”疫情最严重的那段时期，他们创下了平均每天出入校门人数不足 30 人的记录。这一记录的背后，是异常严格的管理措施和师生员工的理解与支持。
为了减少人员流动可能带来的疫情传播，学校清空了招待所，60 多位家在校外又有教学任务的教师住进了学校，坚持给学生上课；70 多位住在校内而又必须外出上班的职工家属克服困难，暂时搬到校外居住；出差回京的教职工和实习归来的学生必须接受隔离，安全度过隔离期后，才能进入教学和生活区。
这些措施是否就能保证校园内的零疫情发生？褚平冷静地说：“我不敢这么说。不让学生离校，我们承担了很大的风险。我们做决定是本着 3 个‘有利于’原则，一是有利于保障师生的生命安全，二是有利于教学工作和生活秩序的稳定，三是有利于全国的防控大局。我们相信，面对疫情，无作为还是不作为以及作为大小，它的效果是有差别的。”
除了日常的卫生监督、校园巡查，中青院也对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做好了应对准备，成立了由党员志愿者组成的一级救助第一梯队、第二梯队。当北京市内出现抢购风潮时，他们组织蔬菜、水果货源，以平价甚至低于进价的价格向师生出售；在他们的“非典”预案中，谁护送患病学生去医院、食堂人员出现疫情时谁来做饭、谁顶替专职司机开车，都被考虑到并作了详尽安排。
事实证明，这些果断措施的实施，至少在安定校园气氛方面是卓有成效的，也得到了教师、学生和家长的拥护和支持。一位学生在网上论坛中说：“学校已经全面封闭式管理，我们像一个婴儿被紧紧地包在襁褓里，又被小心地抱在母亲怀里……在这样的一个温暖的大家庭里，我们会一直微笑着，给我们的老师、亲人、朋友们一份安心。”
在北京另一所高校的论坛上，一位离京返家的女生回忆起临行前的恐慌：“我把手长时间泡在消毒水里，忽然问了一句：‘不知道人死了之后，还能不能感觉水的冰凉？’宿舍里有一个姐妹第一个哭了起来，随后大家都抱在一起哭了起来。是啊，混乱和恐慌远比疾病更可怕……记得不管是谁的妈妈打电话过来，我们都像抓了根救命草一样，拼命地诉说我们的恐惧与无助。于是才意识到，家在什么时候都是最安全的地方。在学校，我们就像惊弓之鸟……”
而在中青院的论坛上，我找不到这种无依无靠的恐慌。有一位学生发帖子说：“当许多人在恐慌中离开这个城市的时候，我们仍然在这里安静而快乐地生活着。摆脱了最初的恐惧、焦虑和不安之后，也洗去了平常到处弥漫着的浮躁和喧嚣，我们拥有了一份难得的宁静、安详，以及一份必要的警惕和预防。”
同样是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以独生子女为主的学生，同样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挑战，同样处于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为什么中青院的学生能够拥有这份乐观、平静的心态？采访中，他们告诉我：“因为身边的老师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为了不停课，为了保证学生的健康和安全，60 多位教师住进了校内招待所，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是上有老下有小，承担着一份实实在在的家庭责任，然而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他们没有抱怨和讨价还价，而是以平静的行动支持学院的决定，同时为学生们树立了冷静应对的榜样。
窦英才老师，今年 67 岁，退休后被返聘回校教书，同是中青院退休教师的老伴身患癌症；学校实行封闭式管理时，体谅到他的特殊情况，本来计划先暂停他讲授的古代文学课。窦老师一听就急了：“那学生怎么办？”他的老伴陈老师也亲自给学校打电话表示：“我自己能照顾自己，让他去吧。”就这样，窦老师带着生活用品住进了学校。
新闻系一位老师顾不上照应参加中考的孩子，也住进学校。提起这事，她淡然地说：“其实没什么的，没那么辛苦，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而学生说：“她让我们感到温暖，让我们感动。那一刻，我真的想哭。”
社工系的教师及时在校内开辟心理咨询热线，主动为外出实习归来被暂时隔离的学生提供心理支持和帮助，为他们疏导情绪。
实行封闭式管理后，保安人员的责任加重，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和心理压力，这些教师又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他们做特殊的团队心理咨询和治疗。
在这所仅有 400 多名教职工的学院内，主动报名参加志愿服务的教职工超过了半数。身体好的参加校园巡查队，晚上在校内巡视值班到深夜 12 点；有一技之长的承担维修和驾驶工作，保障校内生活和教学的正常进行；女教师报名加入食堂预备队，准备在必要时顶替食堂员工……
在“非典”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学院领导带着党员、教师在校内开展义务劳动，清理校园卫生，为校内设施消毒，不少学生也纷纷加入了劳动行列。一位学生说：“我记不清楚每一条具体的措施，不知道每次会议上教师们是怎样焦急而沉着地商议对策，但我知道他们在尽全力为学校里每一个人的安全而全心全意地工作着。常看到学院的领导和老师在校园出现，他们的笑容让我想起了远在家乡的父母亲……在这样一个美丽而又温暖的家里，我们是安全的。”
5 月 28 日，经过测体温和查验特别通行证，我才得以进人防守严密的中青院校门。而一旦走进校门，感受到的就是另一种气氛。从教学区到生活区，没有看见带口罩的人；校园里随处可见三三两两夹着书本、戴着随身听的学生；中午时分，师生从教学楼、图书馆涌出，说笑着步入食堂就餐；傍晚是最热闹的，操场上空是飘飞的五彩风筝，白色的羽毛球在草地边画出优美的弧线，孩子在嬉戏，年轻人在锻炼和聊天，老教师在安详地散步。
这天傍晚，在学院的素质拓展广场，一场主题为“心理咨询与现代生活”的师生漫谈正在进行。伴随着台上台下的交流对话和精彩辩驳，一阵阵笑声和掌声在雨后清冷的空气中荡漾。学院团委的负责人介绍说，这种“露天书场”式的学术讲坛活动每周都有。
在这个特殊的五月，当北京市街道冷清，商场人流稀少的时候，中青院校内的各种活动却是好戏连台、异彩纷呈。5 月 3 日，青少系在“五四”期间举办了“月光读书会”等一系列活动，5 月 9 日还举办了一场街舞的教学表演；5 月 2 日，由经管系举办的“经管杯”篮球比赛开锣；社工系师生在校内发放“温馨卡片”，在“露天书场”推广健康生活新概念；职业技术学院举办“我运动，我健康”大型户外运动之羽毛球比赛。学院团委也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休闲活动，有露天歌会和周末影院，有口罩化妆舞会，也有体育社团组织的体育比赛。这些举措不仅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而且缓解了学生对“非典”的恐慌情绪，同时也增强了全校师生抗击“非典”的信心。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他们甚至举办了一场特殊卖场，请肯德基快餐和一些时尚品牌的服装厂商来校园内摆摊售货，为封闭的校内的师生员工提供服务。在拓展广场的舞台两侧，高悬的对联上写着：春装换夏装，不染“非典”着新装；书场变卖场，不出校门逛商场。尽管事情已过去多日，但采访中一提到这次活动，师生们的兴奋还是溢于言表：“可惜你来晚了，没看见当时有多热闹。”
相对而言，封闭校园容易，让 6000 多人保持平静乐观的生活状态就不容易了。无论是在采访还是在闲聊中，我都能感受到中青院上下一心共渡难关的凝聚力和他们相互之间的信任、理解和支持。学院领导说，教师的敬业精神令人感动，我们的学生是高素质的；教师们说，学院的防控措施是有效的，我们的学生非常可爱；学生们则说，学院的管理到位、透明，老师对我们非常关心。校内“非典”防护用品紧缺时，学生主动联系在外地的父母购买邮寄来 4 箱口罩；保安人员在校内巡查时，有人会主动送上冷饮表示慰问；教师舍小家住进校内坚持授课，学生们纷纷在网上撰文表达敬佩和感谢……
高校的网上论坛，通常是学生心态的晴雨表。在中青院论坛上，也有学生对学院管理的批评和建议，但更多的是相互的鼓励，从中我看到了学院领导层的果断负责，看到了教师的认真敬业，也看到了青年学生的反思和成长。一位学生在网上说：“在经历了最初的恐慌之后，我们每一个人都学会了冷静地思考，事实说明，即使我们和外面的世界隔离了，我们依旧可以过得很好，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SARS病毒不能在这个校园里蔓延，恐慌和浮躁也不能在这个校园里蔓延。生活不是用来逃避的，在SARS退出历史的明天，我们的生活还将继续，我们还将重新面对生活中的欢乐和忧伤。与其在这个春天里浪费青春，不如趁着这个难得的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享受生命。”
一些师生在网上讨论什么是“中青精神”，我不知道，这种相互信任、理解和支持，这种在危难时机表现出的凝聚力是不是“中青精神”，但我在这所不大的校园中，到处能看到轻松的笑容，在和学生的交谈中，能感受到他们的乐观和自信，我相信这与良好的人际关系、师生间的相互鼓励和关心是分不开的。
采访中我也一直在反思，为什么北京的不少大学生会在“非典”恐慌中望风而逃？除去政府前期工作的失误，除去独生子女被呵护多负责任少的成长经历，教师的影响在其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教师的作为能否影响学生的情绪和行为？
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的隋玉杰博士说：“行为感染是行动从个人传向个人。如果一个挤满了人的剧院里发生了火灾，有人推倒别人朝着出口跑，就可能引起其他人蜂拥而上，而使许多人跑不到出口处。有的研究人员认为，行为感染来源于下述事实，个人在有压力的集体情境下感到不能不行动，但又缺乏指导行为的规范，假如突然有一个成员采取了行动，那么他的行动就可能成为其他人的一种规范。对这一现象，便是所谓的紧急规范。”
对于大学生的离校行为，她认为，大学生离校的行为不应该仅仅看成是一个简单的个人决定，而是一系列群体因素影响下的必然结果。尤其是大学生所身处的宿舍群体、班级群体、专业群体对本人行为的影响不可低估。而这恰恰是我们现在的大学教育中常常缺乏的东西。
在北京另一所著名高校的论坛上，在4 月20 日前后，为了决定是否离校，学生们的讨论帖子足足有 44 张网页，从中我看不到教师的反应和引导。在同一个论坛，几天后，当部分学生对被隔离的“非典疑似”同学大加指责时，终于有一位教师站出来质疑：“44 楼（指 44个回帖）没有发现一个同情者！网上没有一个人表示对她的关心和同情，都是争论她有没有毒，会不会传给自己！她们的隔离无疑是为了大家的安全，是负责任的表现……她们是自己的同学兄弟姐妹，现在在遭受隔离威胁和亲情之痛……我想应该鼓励她们，祝福她们，为她们打气和祈祷。”此后的 20 多个回帖，显示出学生们的思考和观点出现了巨大的转变，他们开始探讨自己的态度，反思自己的态度对同学的影响，也有学生在出主意要慰问和鼓励被隔离者。
也是在北京的一所高校，在同一个校园中，有的班级三分之二的学生走了，有的班级学生却能一个不少地留下。在采访中我发现，影响学生去留的因素中，班主任和教师的作为是一个重要因素。学生没有走或少走的班级中，班主任与学生的联系通常比较密切，尤其是在发生“非典”疫情之后。班主任能经常到学生中去，除了发放消毒用品，还能与学生面对面交谈沟通的，学生的情绪就明显的稳定，恐慌消退得也快。然而也有老师对学生说：“想走赶紧走，只要你们请假我都同意。”在这样的班级，学生大部分离去是毫不奇怪的。
有的高校教师说，让学生回家是对他们负责，留在学校万一发生意外怎么办？谁能保证学校不出现疫情！
在中青院采访时，我也向身为学院一把手的褚平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客观而又态度坚决地说：“尽管采取了封闭式管理，我也不能确保不出现疫情，我只能说让学生留在学校更好。做这样的决定，我就已经准备好首先承担风险。”
中青院教师回答是：“爱学生是教师的天职，落实到眼前，就是把学生留在相对安全的校园，格外地关心他们。”
而中青院的学生说：“经过这次人生的历练，我觉得自己长大了。我明白了一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人活着要为别人着想，要对他人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