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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一个古老的民族。彝族古代文化灿烂辉煌，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西南地区是人类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彝族先民远古就活跃在西南地区，在这里生息、繁衍，不断地探寻着关于天、地、人的问题。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彝族远古先民学会了使用天然火，后又发明人工取火，发明弓箭，有了原始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有自己的原始宗教信仰，创造了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天文历法。彝族先民在这里建立过“君、臣、师”为核心的奴隶制方国政权，在历史上留下了高度繁荣的青铜文化。
彝族有自己的文字，掌握彝文的毕摩和摩史用彝文创作有很多古籍，记载了彝族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不同阶段、不同支系的发展历史，是我们今天了解西南地区发展历史的宝贵文化遗产。但是，彝族的文字只有彝族贵族阶级才有机会学习掌握，彝文经典也为彝族君长国统治阶级之一的毕摩世家所秘传，而且，由于年代久远，加上彝族贵族内部发生政权更替、战争破坏、有的毕摩世家乏嗣等原因，彝文古籍大量毁损，流传至今的可谓九牛一毛；彝族各支系、家支的历史不为其他支系、家支所了解和掌握；不识彝文的彝族群众只能以祖祖辈辈口口相传，或者通过毕摩主持的各种婚丧仪式、节日庆典等仪式活动来了解和传承民族文化。
位于黔西北的毕节市是彝族世居地之一。彝族远古先民中的一些部落和支系较早在这里建立奴隶制方国政权，确立了古代彝族在黔西北的统治地位。据有关彝汉文史籍记载，彝族在黔西北曾建立过卢夷国、朱提国、夜郎国、罗甸国、罗氏国（罗施国）等方国政权。尽管自汉代起，毕节彝族建立的一些方国曾归附中央王朝，但直到清代改土归流前，彝族上层统治者始终控制着毕节。因此，毕节在古代不仅人口上处于“夷多汉少”的状况，文化上也是彝族文化处于主流文化地位。
改土归流后，因受明末清初战争和清王朝用武力进行改土归流的政策影响，毕节彝族人口骤减；毕节彝族贵族丧失了对地方的统治权，其对土地的控制范围亦因汉民的大量涌入而不断缩小；作为彝族文化主要传承人的毕摩丧失了昔日的政治、经济特权，成为彝族普通劳动者中的知识分子；随着外来文化的强势渗透和彝族群众生活处境的极端困乏，毕摩对彝族文化的传承作用和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微弱；在宗教信仰上，除了彝汉混居地方的彝族群众因受汉文化影响而改信道教或佛教外，威宁、赫章等彝区出现了大量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彝族群众皈依基督教的情况。
清末至民国时期，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毕节彝族中的有识之士毅然投入救国救民的民主革命斗争行列。余达父、杨柏瑶、李仿尧、张承业、陆宗棠等彝族爱国人士，为谋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社会进步，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为贵州辛亥革命、全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经过土地改革、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彝族和各族人民一道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在民族自治县、自治乡，彝族人民享受到了当家作主的权利，党还在毕节地区培养了一批批像文朝荣一样乐于奉献、能吃苦、受各族群众拥护的彝族领导干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彝族群众的经济文化生活发生巨大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中央国务院、各民主党派中央、省地各级政府的帮扶之下，彝区“山绿起来、人富起来”了；彝寨的孩子们因为有了更多的机会读书学习、了解外面的世界，能轻松地走出大山，到沿海地区打工挣钱。彝族的传统文化也在国家“救人、救书、救学科”的政策指导下，得到发掘和保护。
本书旨在以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考古学、民族社会学等学科理论为指导，通过大量发掘的考古材料和已有研究成果，结合彝汉文古籍的相关记载，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较为全面和系统地探讨毕节彝族从古至今的发展历史。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始终注意遵循以下原则：
笔者认为，编写本书需要厚积薄发。只有对要研究的对象多收集材料、对掌握的材料进行一定的鉴别、筛选，去粗取精，并对所选材料进行仔细研读、比较，才能从宏观上来把握所写的内容。因此，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笔者实际阅读过的参考文献并不限于书后所附书目；对所需要用到的一些引用于其他书籍的材料，力求从图书馆和相关研究院所资料室查找原著或经典书籍资料进行核实；收集田野调查资料并亲自进行田野调查了解毕节彝族民俗文化发展情况。
有些资料虽然是为研究毕节历史的史家所称道的权威资料，但其里面的资料引用时也要注意鉴别和分析，例如，关于毕节彝族历史上使用过十月太阳历的问题。《大定府志》上说“水西以正月为岁首，乌撒以十月为岁首”，如果据此认为十月太阳历只在乌撒地区使用而没有在水西地区使用过就大错特错了。在原水西政权管辖的范围内，至今还在使用的很多地名是根据彝族十月太阳历中十二生肖确定的转转场场期名称命名的，这是从田野调查资料中得到认证的。《大定府志》上的这段材料只能说明水西地区接受汉文化的时间和进程较乌撒地区更早更快。
本书主要是收集、整理、介绍已有的研究成果和观点，但为了不使读者对一些问题产生误解和混乱，编写时不囿于已有的观点和结论。
关于毕节彝族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支系建立的夜郎国国名称谓，不同资料因彝语音译存在有“益那”、“夜郎”名称不同问题。本书编写时用“益那国”称武僰氏建立的政权，用“夜郎国”称彝族六祖中武支系武夜郎建立的政权，避免读者阅读时对“先武”和“后武”问题产生名称和时空上的混乱。
关于毕节彝族的宗教信仰，用“毕摩教”称呼至今毕节彝族民间还在信奉的本民族宗教。学术界至今没有“毕摩教”这种说法，但“毕摩教”却在彝文典籍中和彝族群众的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夜郎史传》“夜郎王法令”赫然规定“毕摩教”为国教。今天，现实生活中彝族群众称不同的丧葬仪式种类为：彝办、汉办、信教。彝族群众称请毕摩用毕摩经书念经、采用毕摩教仪式的葬礼为“彝办”；称用道教经典仪式或佛教经典仪式举行的葬礼为“汉办”；称既不采用“彝办”，亦不采用“汉办”的基督教仪式葬礼为“信教”。从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资料皆能说明“毕摩教”在毕节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存在。
本书对于想了解、研究毕节彝族历史的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由于书稿完成时间仓促，加之资料的欠缺以及笔者研究能力和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缺点和错误之处，敬请方家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