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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以来，以 2002 年清华—北大—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组建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直至 2017 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文化研究分会的建立为标志，中国大学的文化自觉有了普遍的提升，大学文化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正在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当今面临的一个共同命题就是进一步提高大学文化自觉，特别是大学的哲学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开拓中国特色的大学之道，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一段时间里，文化自觉成为出现频数越来越高的词汇，这个词汇最先是费孝通先生 1997 年在北京大学正式提出的。费先生回顾了中国知识分子一个多世纪里，对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文化选择的艰苦历程，提出要把中国的知识分子带到文化自觉中去。指出文化自觉“其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他一再呼吁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和文化进行理性的实事求是的反思。这种通过反思来提高对主体思想的主动认识就是一种哲学自觉。因为“哲学是一种‘反思’的思维活动，或者说，是一种‘反思’的思维方式”
。当今，大学人应该在国际文化交流激荡背景下，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现状和所依据的理念进行理性的反思，以提高自身办学的文化自觉。高等教育在提高人的主体思想的反思自觉和能力上起着关键性作用，而这种反思自觉和能力正是文化自觉自信的基础。
目前，中华民族正在加速实现伟大复兴，文化的反思和振兴是其重要的前提和内涵。中国大学在本质上是功能独特的文化机构，是优秀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载体和源泉，对于民族伟大复兴肩负重大责任。大学人应该深刻认识文化在历史进步和大学自身建设中的作用，正确把握国家文化发展和大学文化建设的规律，主动担当发展先进文化的历史责任。为此，大学人首先应该通过整体性的反思，认识在人类文明进程和中国历史文化演变中，中国大学文化的由来、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有益的经验、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向，以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发挥好先进文化对自身、对社会的引领作用。
由于哲学对人的行为具有价值规范、思维导向和理论升华的功能，欲使文化行为具有高度自觉的意识并沿着理性方向前进，就应该使其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正如马克思 1842 年在《科隆日报》社论中所指，哲学“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大学人必须努力提升自身的文化自觉，特别是哲学自觉，哲学自觉是文化自觉的最高境界。
教育与哲学有着天然的联系，许多教育家往往也是哲学家。在中国古代，教育与哲学难以分割。中国古代教育理论的代表作《大学》对做人、处事、治国等有深刻的哲理性和启迪性论述，对中国教育有着普遍而深远的影响。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曾在著名的教育论文《大学一解》中，对其做了深入的剖析。他认为，《大学》开篇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体现了“学问之最后目的、最大精神”，指出“若论其目，则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属明明德，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属亲民”。重视明明德与亲民，体现了儒家人生哲学与教育思想始终如一的核心。指出“今日大学教育之种种措施，始终未能超越此二义之范围”。可以理解此处的大学之道是强调通过求知，推究事物的原理法则而获得洞悉事物本质和待人处事的智慧，同时通过教化、修养、陶冶，适应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要求。联系到美国教育家、高等教育哲学理论的重要奠基人约翰·S.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中提到的：“存在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可以认为两者在哲学思想和教育理念上有着某种内在的一致性。
我在主持教育部重大委托课题“当代中国大学精神研究”时，在上述基础上，从认识论、政治论、生命论和文化论等四个视角探讨了大学精神文化的哲学基础，可以认为是在哲学上拓宽中国“大学之道”的一种尝试。
基于认识论哲学基础，指出大学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保存、传授、发展高深学问，要求大学人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勇于探索，保证真理的客观性。
基于政治论哲学基础，指出大学要担负起服务于国家和公众利益的责任，要求大学人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心系天下的家国情怀，务实奉献。
由于人是教育的主体，教育是发展人的生命的实践，离开了人的生命，教育就失去本源。原湖南师大校长张楚廷提出了教育的生命论哲学基础，其基本点就在于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置于大学的中心位置，倡导以人为本和人文日新，追求真善美。
王冀生研究员在其论著《大学之道》中指出：“大学从本质上是一种功能独特的文化机构”，它处于人与文化相互建构的高级阶段。大学的重要功能是对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通过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实现人的文化化。所以我认为，从文化论哲学基础的视角来探讨大学功能的定位和规律十分必要。基于文化论哲学基础，要求大学人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植根优秀传统文化，包容会通人类文化精华，在综合中推进文化的传承创新。关于文化论哲学基础是初次提出，是我 20 余年从事大学文化研究的心得，对此仍有不同意见，希望能够引起讨论。
我们试着以下述坐标来表述高等教育的哲学基础：
实践表明，只有将上述四种哲学基础加以有机辩证的融合，才能全面构筑当代大学精神文化体系，全面体现大学的功能，构建当代中国大学之道。本人依据上述四个方面的哲学基础，试着提出：“大学之道，在明德亲民，在以人为本，在包容会通，在止于至善。”
大学文化研究会的成立，必将为推进大学人提高文化自觉，特别是提升哲学自觉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相信经过锲而不舍的共同努力，可以确立今后一个时期引发大学人思考以至遵循的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大学之道，并在国际高等教育领域确立应有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这应该是中国大学文化研究会的一个重大使命。
黑格尔说，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如果没有哲学，“就像一座庙，其他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
。大学是社会的文化高地，哲学应该成为大学存在与运行的基础，哲学生活理应成为大学人不可或缺的精神生活。没有哲学的导引，大学就会像一个没有“神灵”的庙堂。在 1999 年中国科协首届年会上，科协主席周光召指出：为什么 20 世纪初德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因为德国“发挥哲学的突破和指导作用”“德国在哲学上率先脱离机械论和绝对论的束缚，发展了辩证法和唯物论。德国的科学家都有很高的哲学素养”。实际上，德国一度成为世界教育和科学中心，正是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德国高校所实施的哲学与教育的融合，或者说正是康德、费希特、洪堡等哲学家兼教育家所奠定的哲学文化基础，包括洪堡在新人文主义哲学观指引下所确立的“教学与科学相结合，由科学达致修养”的大学理念所奠定的人才基础，还有马克思、恩格斯所发展的唯物辩证法的影响。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述“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这里强调的理论思维就是哲学思维。砥砺大学自身的哲学性格，提升哲学思维的自觉程度和哲学分析能力，是倡扬大学文化自觉的重要前提与内涵，也是提升文化自信的理性基础。
中国古代有文可查最早提出自信的是哲学家墨子所述：“君子进，不败其志……彼有自信也。”（《墨子·亲士第一》），孔子曰“吾心信其成，则无坚不摧”（《论语·仁语》），梁启超先生说：“自信力者，成就大业之原也。”（《饮冰室文集》之五）。文化自信是人们对自身主导文化价值及其生命力的信心。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文化自信。他认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 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他不仅强调了文化自信的重要性，而且指明了我国文化自信的源泉，这理应是我国高等教育文化自信的源泉。
怎样建立中国教育的文化自信？首先，要确立中国的文化自信。云杉在《红旗文稿》（2010/15）撰文指出：做好文化自信，“需要我们以理性、科学的态度进行文化的反思、比较、展望，正确看待自己的文化，正确对待别人的文化，充分认识中国文化的独特优势和发展前景，进一步坚定我们的文化信念和文化追求。做到文化自信，关键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着眼将来”。指出：“不忘本来”就是勿忘“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丰富的革命文化，就是我们文化安身立命的根基”；“吸收外来”是指“越是自信，就越能够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越能够在同外来文化的互动交流中得到丰富发展”。“着眼将来”是指“我们的文化自信，不仅来自历史的辉煌，更来自当今中国的蓬勃生机，来自未来发展的光明前景。”而储朝晖研究员在“中国教育的文化自信从哪里来”一文中从教育的角度提出了相似的观点：“中国教育要建立自信，至少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中国教育自信建立在中国广博的文化根基之上。第二个层次，当今中国人的教育自信要建立在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教育的全面了解基础上。第三个层次，就是我们的教育自信要基于专业理性，而非简单地与别人比较。”他们都强调了文化自信需要抱理性的科学的态度，在本质上就是要上升到哲学的高度。
实际上，当今中国的文化自信是建立在坚实的发展现实基础上的，中国改革开放所创造的奇迹，让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得以确证与彰显。习近平总书记认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软实力”提出者、哈佛大学约瑟夫·奈参观了曲阜孔庙后说：“为什么中国能发展好，可能就是因为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决定了中国的发展道路。”
美国企业战略家库恩·劳伦斯·罗伯特告诉世人：中国“经济上的变化只是我所看到的第二个最大变化；中国真正最大的变化是人民的思想和精神——他们的看法和见解、开放性的思维、对自己国家和人民的自信、他们走上世界舞台时所表现的那种热情，还有他们现实生活中所拥有的个人自由”。
在这些历史性变化中，中国高等教育的探索实践功不可没。只要深入到高等教育的一线，看看那些为强国富民、探求真理而艰苦拼搏的师生和所取得的骄人业绩，是可以确立必要的自尊与自信的。
同时，文化自觉自信应该建立在清醒的文化自检基础之上。没有认真而深刻的文化自我反思与批判，就不能确立理性的自觉和科学的自信。马克思认为唯物辩证法“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由于“在哲学的反思中，所有的思想都是反思的批判对象。哲学批判所要实现的，是整个思想逻辑层次的跃迁，也就是实现人类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意识和终极关怀的变革”
，所以，以哲学的批判思维思考、认识大学文化，带有整体性和前瞻性的战略意义。从“不忘本来”看，既要看到优秀传统文化和大学自身优良传统在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巨大生命力和影响力，又要清醒认识几千年所积淀的消极文化因素，如官本位、经验主义和人情文化，对作为现代化特征的理性精神文化的阻滞作用和对大学的负面影响；从“吸收外来”看，既要努力吸取西方文化中理性批判思维、法治意识以及对于人的个性发展与主体性的尊重等积极元素，又要规避其个人本位以及以工具理性屏蔽价值理性的消极影响；从“着眼未来”看，更要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和要求出发，看到现实世界道德境界和创新意识的不适应。
20 世纪以来，在多元文化交流激荡中，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艰难的文化选择，张岱年先生是对文化选择进行哲学探索的一个典范。1936 年，张岱年先生发表了《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一文，探索中国哲学的发展新路，主张“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他又发表了《综合创新，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一文，明确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论”，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一定要继承和发扬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汲取西方有价值的文化，逐步形成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综合中西优秀文化而创造出一种新型的文化体系”。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明晰的哲学模式。继而，在 20世纪末，又提出要“把中国古典文化中的活智慧、西方最新科学发展中的新智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智慧，都综合起来，构成现代新型方法论——大成智慧学”
。而他所依据的就是“兼和”哲学观，即“最高的价值准则曰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简云兼和，古代谓之曰和，亦曰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
。我们应该将大学文化置于互相融合的高等教育认识论、政治论、生命论和文化论的哲学基础上，以张岱年倡导的“兼和”哲学观和“大成智慧学”，通过实事求是地理性比较、反思、批判与实践，努力做好文化的选择、兼容和创新，这应当是当代中国文化包括大学精神文化建设体现现实针对性和提升时代适应性的重要指导思想，亦是当今文化自觉自信的哲学基础和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