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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邱小云（1965—），男，赣南师范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赣南师范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江西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校园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要更加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命题，强调“要注重文化浸润、感染、熏陶，既要重视显性教育，也要重视潜移默化的隐形教育”。红色文化是我们党领导人民群众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共同创造的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内容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其实质就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主流文化。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好“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就要更加重视和发挥好红色文化在大学治理中的“浸润、感染、熏陶”作用，这是关系“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重大学术理论问题，也是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办什么样的大学、怎样办好大学”的时代新课题。
研究和探讨红色文化与大学之道的问题，离不开对大学校园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行考察。对于大学校园文化概念的问题，学界众说纷纭，研究方兴未艾，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以达成公认的“范式”。本人在 2002 年所著的《高校校园文化研究》一书中，将之界定为：“大学校园文化是以大学形象为外部表现，以大学规范为活动平台，以大学精神为核心内容，为大学人所创造、所拥有、所认同并受之濡化，与社会文化紧密互动的一种特定的社区文化”，这个概念的界定得到了潘懋元先生的肯定，认为是“比较全面允当的”。红色文化最根本的特征是国家愿景、民族传承、社会意识和本土文化的融合体，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大学校园文化是一个大学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根基和精神血脉，是大学间相互区别的重要标志和特征，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历史，我国大学校园文化的演变与红色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
大学校园文化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提出，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事情。而大学校园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的存在，则可以追本溯源到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我国最早的儒家经典“四书”之一的《大学》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几句话，集中代表了中华民族最独特的精神标识，也为当代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提供了生生不息的文化渊源。宋代大儒张载将中国传统文人的理想归结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宣示了中国古代大学服务于国家社稷的志向和传统。1898 年，近代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在“睁眼看世界”的震惊中做出了救亡图存的自觉选择。此后，“教育救国”的努力和尝试就一直没有终止。发端于 1915 年的“启封建之蒙”的新文化运动和 1919 年爆发的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内核的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特别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社会。期间，蔡元培先生主政北大，对内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对外强调“择善”“消化”“能保我性”“更进之发明”，确立了大学之所以为“大”的基本准则和文化精神。开创清华大学“黄金时代”的梅贻琦校长曾经指出，“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这些实践和论述，为大学校园文化的中国化进程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一二·九”运动等为代表的大学校园文化活动始终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把求学与抗日救亡紧密联系在一起；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奔赴陕甘宁边区，抗大、鲁艺等名震遐迩的校园文化活动被喻为“真理的园圃”和“革命的大家庭”；在全民族抵御外侮的八年抗战中，西南联大所形成的独特文化精神，使其成为现代中国科学家和人文巨匠的摇篮，创造了我国现代大学校园文化史上迄今为止难以企及的奇迹。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校园文化在历经文革、跨越文化荒漠、走出困惑浮躁之后呈现出迈向理性、蓬勃发展、积极向上的时代特征。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高等教育摆在突出位置，做出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等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和“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培养又红又专、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成为大学办学育人的时代最强音、“创新创业教育”成为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综观近代以来我国大学的发展史，充分展示了大学在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选择、融合、批判、扬弃过程中，对红色文化的自觉传承与弘扬。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大学扮演着重要角色。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将国外大学从中世纪教会的附庸下解放出来，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得以诞生。正是从那时起，追求真理、尊重理性的科学主义精神和倡导平等、大胆怀疑的人文主义精神便深深植根于以传播知识、探究学问、传扬文化为使命的现代大学的核心价值之中。大学因此显现出民族性和时代性特征。近代以来，虽然西方国家各类文化表达和文化思潮不断涌现，但许多大学都有自己鲜明的国家理念。如普林斯顿大学的校训是“为国家服务，为世界服务”，哈佛大学也明确提出“为国家服务”的办学理念。正是凭借这种新旧结合的变革性和对本民族文化坚守的稳定性，哈佛等世界一流大学散发着独特的文化魅力。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激荡交融的背景下，西方国家的大学对建设自己的主流文化更加重视和自觉。如美国的大学就强调用他们的价值观作为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根本内容，以此来打造“美国梦”、标榜“美国优先”、推崇“美国精神”。德国学者赫尔穆特·施密特指出：“应当在全球泛滥的伪文化的压力面前捍卫自己的文化特性，大学应该成为这方面的主要源泉……不能把本民族的伟大文化和价值继承抛进受忽略的角落。”由此可见，培育和壮大主流文化、倡导和宣扬国家理念，是国外大学一贯的做法，给人以深刻启迪。
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起源于西方，从中世纪大学至今，大学已经存在了 800 多年。中国近代大学的设立开始学习了日本的模式；革命时期，又学习了德国、美国等国家的高等教育模式；1949 后有一段时期又曾学习苏联大学的模式。因此国外大学的文化模式，特别是西方的大学模式及其大学校园文化对我国大学的影响至深。以致现在国内有些研究大学校园文化的著述，一讲校园文化，就“言必称西方”，喜欢拿西方的大学校园文化来评判我们中国的大学校园文化，要么说这里不行，要么说那里不好。这种妄自菲薄的“文化根性迷失症”，消解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动摇的是中国发展的精神支柱。应当说，红色文化并不是离开世界文化发展大道的封闭自守的文化，无论是过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还是今天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其发展繁荣都离不开对历史和世界各国文化精华的学习借鉴和吸收使用。但是，我们所要学习、吸收的只是其中的优秀部分、能够为我所用的部分，对于其核心价值观和“西学模式”则不能照单全收，我们还得坚持“不忘初心”，始终坚定对自己独特的历史传统、独特的文化价值、独特的国情民俗的自信和自觉。
习近平总书记讲，“不能做西方理论的搬运工，而要做中国学术的创造者和世界学术的贡献者”。因此，我们研究探讨红色文化与大学之道的问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立足我们中国自己的现实，以我们中国的大学校园文化的实际为出发点，既要从历史的视角考察国内外大学校园文化演变的规律和特点，又要把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摆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大背景下来进行本土化、中国化、特色化研究，既要有“开眼看世界”的国际视野，又要有“低头思故乡”的本土情怀，坚持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在多变中定方向，最终的归宿和落脚点就是要建设“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校园先进文化。
注重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鲜明特点，也是我们研究和探讨红色文化与大学之道的一个重要方法论。总体上看，当前，我国大学高度重视并大力加强校园文化建设、重视思想理论教育和价值引领、重视大学精神的塑造、重视校风教风学风的培育的氛围是前所未有的，但也不容否定，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思潮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面对党中央、国务院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新部署，面对高等教育更加注重以改革促公平、调结构、提质量、增活力的新要求，我国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在坚守自己的“文化根性”方面正面临着一些新挑战：
一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面临多样化社会思潮的挑战，有的高校固权安邦的阵地意识不强，马克思主义研究教学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有的干部教师面对错误思潮存在“失语”“失声”的现象，甚至有人以所谓“学术自由”为名诋毁马克思主义，一些青年师生在增强党的意识和国家观念、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等方面还需要“补足精神钙质”。
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临市场逐利性的挑战，高校理应成为静心办学、尽心教学、静心求学的“文化圣殿”，但由于受社会上各种不良风气的影响，原本纯洁的大学校园如今也变得人心浮躁、急功近利，学术造假、考试作弊、诚信缺失、师德失范、作风不正、腐败案件时有发生。
三是传统的教育引导方式面临网络新媒体的挑战，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深刻改变着师生的思想行为和价值观念，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有的高校仍然沿用“一种药方包治百病”的老套路，思想理论教育和价值引领的针对性和吸引力不强，存在“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的现象。
四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面临敌对势力渗透争夺的挑战，境内外敌对势力从骨子里不愿甚至害怕看到中国的崛起，想方设法、处心积虑、变本加厉地对我在政治上施压、发展上牵制、战略上围堵、安全上威胁、主权上干涉、形象上丑化、思想上分化、文化上渗透，他们通过互联网等媒体，通过影视剧等文化产品，通过境外非政府组织提供的外出考察、项目合作、捐资助学和学术交流等渠道，大肆推销其价值观，与我争夺下一代的斗争更加尖锐复杂。
五是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面临西方理论方法牵引的挑战，一些研究者往往喜欢用西方的思想和理论来套我们中国自己的实际问题，许多好的经验和做法还存在“有理说不出”或者“说了传不开”的问题。
这些现象，偏离了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偏离了大学应有的精神传统与文化根性，与党和国家的主流文化背道而驰。对此，大学必须坚守自身的使命，回归教育本位和文化本位，把红色文化中蕴涵着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谐思想，革故鼎新、因时而变的创新精神等引入校园，融入课堂，教化师生。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强对红色文化的研究和宣传教育，对于破解大学文化建设瓶颈、增强师生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具有纲举目张的意义和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办好“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我国高等教育实现由“大”变“强”的历史性跨越描绘了“双一流”建设的宏图愿景。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明确提出，“双一流”建设要“加强大学文化建设，增强文化自觉和制度自信，形成推动社会进步、引领文明进程、各具特色的一流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提出高等教育要“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这“四个回归”分别从理性读书、教书育人、培养人才、教育强国四个维度诠释了“大学之道”的新内涵，为我们加强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提供了目标指引。
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精神结晶，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优秀文化的继承、发展与创新，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革命性、时代性，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鲜明的政治立场、崇高的价值取向、深厚的群众基础、坚定的奋斗精神，为高校立德树人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我们的高校是党领导下的高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办好我们的高校，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这是我国大学区别于世界其他大学的根本标志。在“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大学发展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科学研究和学术水平等方面的差距，更大的差距是如何“开风气之先”，创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大学校园文化和大学精神。我们的大学只有不断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汲取智慧和营养，才能获得丰厚的精神资源，才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当前，尤其应注意发挥红色文化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引擎作用，防止三种图谋和倾向：一是西方敌对势力竭力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他们否定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道路，鼓吹所谓“普世价值”、资产阶级“民主宪政”，挑起事端，制造民族分裂，妄图使我们改旗易帜，妄图与我们争夺阵地、争夺师生、争夺人心；二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时隐时现，一些人以“反思历史”为名，歪曲“解放思想”的真意，通过各种方式重新解读历史，竭力贬损和否定革命道路和革命英雄，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从而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三是主张全盘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对自己民族的文化没有自信，一味推崇外来文化，心甘情愿地接受异族文化的“同化”。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坚决予以反击。
红色文化是抵御西方腐朽反动思想文化侵蚀、防止“和平演变”根治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自信缺失症的利器。时代越是向前发展，我们越是要充分认识红色文化的历史内涵和时代意义，切实用好抓牢这一思想武器，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的文化理想，从容不迫地应对各种挑战，虚怀若谷地吸收各种有益的文化成果，理直气壮地传承弘扬红色文化，特别是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方针，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把红色文化育人融入到大学的校风校训和办学理念体系中，贯穿于人才培养和思想政治工作全过程，高度重视对青年一代的教育引导，通过加强学生的革命历史、传统文化、国情社情等爱国主义教育和形势政策教育，帮助青年一代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定理想信念的主心骨，提高明辨是非的洞察力，积聚崇德向善的正能量，筑牢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思想道德防线，努力培养又红又专、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更好地担负起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