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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德性伦理文化伴随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进程和发展，从先秦到近现代，产生了连绵不断、丰富多彩的思想。其中，以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和中国伦理学之父蔡元培为代表的德性伦理思想，为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大学教师提供德性养成的重要理论支撑和文化落脚点。
关键词： 传统文化；德性伦理；现代价值
当前，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大学教师的价值取向随着多元文化的涌入，容易变得浮躁、功利，个别大学教师甚至出现道德失范的行为。无论中西，自古以来皆认同“德性”规约个体行为的力量，故而对“德性”的追寻是应对功利化最有效的工具。纵观当前我国学者的研究，大多都是借鉴西方亚里士多德和麦金泰尔等德性伦理学家的观点，较少在中国的文化根基中寻找德性理据。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化自信”的观点，让我们觉悟到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德性伦理文化是开展教师德性研究的重要源泉。例如，儒家思想有着与西方古希腊时期同样深厚的德性思想。
中国德性学说伴随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进程和文化发展，从先秦到近现代，无论是儒家还是其他流派，都产生了连绵不断、丰富多彩的美德思想。其中，“我国以儒家为伦理学之大宗”
。因此，我们以儒家德性为主线进行梳理。
我国德性伦理发轫于周朝，以《易经》《书经》《诗经》为理论基础——“《书》为政事史，由意志方面，陈述道德之理想者也；《易》为宇宙论，由知识方面，本天道以定人事之范围；《诗》为抒情体，由感情方面，揭教训之趣旨者也。三者皆考察伦理之资也”
。周朝是一个圣贤辈出的时代，尧、舜、禹的出现，为人们树立了品德高尚的形象。那么，什么是德性呢？《书经》第二篇《皋陶谟》中，舜帝与大臣皋陶和禹进行对话，皋陶提出了“行有九德”的观点：“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用现代汉语阐释则是，宽宏而有威严，柔和而有主见，谨善而又恭顺，能干而又慎重，驯顺而又坚毅，正直而又温和，果断而又廉正，刚强而又敦厚，勇敢而又仁义。修成美德有何重要作用呢？《书经》中《尧典》开篇便说明了：“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平章百姓，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意思是说，天子能先修其身，便可渐推于皇族；皇族和睦，便可渐推于百姓，进而使诸侯各国睦邻友好，天下群众皆礼貌友善。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德性伦理一开始就和治国政事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与周朝统治者从夏商王朝因暴虐无德而灭亡的前车之鉴中体悟到“以德治国”的重要性密不可分。
后周王室衰退，诸国皆欲争霸天下，周礼体系破败，社会进入了杂乱的状态，王华老师称之为中国的“英雄时代”。这期间，诸子围绕如何治国、如何太平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出现百家争鸣的盛况。其中，孔子集唐虞三代的思想，加以陶铸，形成了儒家德性伦理。“儒家的伦理传统始于孔子的‘仁学’，而孔子仁学既上承‘周礼’，又自创美德伦理体系。是故，孔子的《论语》被公认为中国古代第一部伦理学元典，其地位和形成都类似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科伦理学》”
。由此，孔子是在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基础上开创了德性伦理，而这种继承演进到后来的朝代以及近现代已然成为一种传统，使中国完整地保持着自己的精神特色，形成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自孔子去世后，儒家分为八派。其中曾子尊德性，后子思及孟子继承并发扬。子思作有《中庸》，认为“率性”和“诚”是核心。关于率性，子思认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即道德源自于性，率性而为即中庸。按照上天所给予人的本性去做事则为道，修道的方法就是教化。关于诚，“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阐述了诚实最根本的道德原则。我们可以看出子思已有“性善论”的倾向，但是明确提出性善之说的是孟子。性善论是孟子思想的精髓，“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孟子的这段话，阐述了他认为人之天生的性情都可以使之善良的观点。他认为“仁”和“义”是重要的美德，“仁，人心也；义，人路也”。仁是人的心，义是人的路，人不可舍弃义的正路、丧失道德心而寻求捷径，此非浩然正气的“大丈夫”所为也。
进入封建时代后，秦朝统一六国，“焚书坑儒”实行文化专制造成极大的德性思想损失。后来，汉朝武帝听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促成了儒家伦理成为了之后几千年里中国唯一的德性显学。董仲舒（约前 179—104）在孔孟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三纲”“五常”作为封建道德的核心内容。“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指“仁、义、礼、智、信”五种美德，其中“仁义”是核心。到了魏晋时期，又进入乱离状态，学者大多苟且偷生无远大志向，崇尚虚无空谈名理，称为“清谈家”。后至唐代，科举制的实行使得八股文风盛行，导致学风颓废。蔡元培认为这期间“其能立一家言，占价值于伦理学界者无几焉”
。宋代创理学，后分为朱、陆二派。朱熹尊德性，陆象山道问学。因此，朱熹（约 1130—1200）是儒学的集大成者，他认为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理又被称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达到“太极”的境界，则是至高无上的美德。“性是太极浑然之体，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万理，而纲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义礼智”（《宋元学案》）。从这句话可以解读出太极等同万理，其中最主要的美德则是仁、义、礼、智。通过对封建时代的考察，我们了解到虽然封建时期道教德性观兴起，后来佛教德性思想流入，但始终未撼动儒家德性的地位。
中国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进入近现代社会，德性伦理研究从未间断，例如梁启超（1873—1929）、吴宓（1894—1978）、张岱年（1909—2004）等学者都积极地匡复几千年的传统儒家传统德性思想。但是在继承儒家德性伦理的基础上，将其向前推进者却当属蔡元培。蔡元培是一位融合中西的伦理学家，他一方面忠实追随儒家思想，但同时又积极学习诸如泡尔生等人的西方伦理学。
下面，我们将重点阐述儒家德性伦理奠基人孔子和近现代德性伦理集大成者蔡元培的理论观点。
孔子名丘，字仲尼，周灵王 21 年生于鲁昌平乡陬邑。“禀上智之资，而又好学不厌。五常师，集唐虞三代积渐进化之思想，而陶铸之，以为新思想”
。孔子创办了儒家学派，主张“德治”，不但对之后的历朝历代产生了深厚的影响，对今天的中华民族来说依旧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严格来说，孔子的德性伦理思想是始于孔子本人的论述，而深化于子思、孟子等追随者。因此，笔者在阐述孔子德性思想的过程中，同时会涉及其他诸子的论证。
孔子的德性目录表：在中国伦理学中，德性目录被看作为“道德的最高原则”。在孔子的德性思想中，“仁”是最高的德性，是大德，是“圣人”的道德；“孝”是德性的最好体现。孔子具体“德目”体现于《阳货篇》中，“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的德目包括“恭、宽、信、敏、惠”等，这些德目大多意指人伦关系中的角色美德而非典型的个体美德，体现在人与人相处的过程中。
“仁”字最早出现于《诗》《书》之中，但并没有得到系统的论述。在孔子那里，仁第一次被提升为一种普遍的德性观念（《冯契文集》，第一卷，第八章）。《礼记·中庸》引用孔子的话：“仁者人也”，在《里仁篇》中：“观过，斯知仁矣”，足见“仁”对于人来说，是根本的品质，同时也是实现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转换的重要途径。因此孔子的美德伦理实则表现为仁德伦理，作为美德伦理之核心范畴的“仁”具有统率其它各种德目的功能特性
。论语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克己复礼”和“为仁由己”阐述了孔子对外在规范和内在道德自觉的关系，认为二者的统一是提升人的道德境界的关键。但是，“为仁由己”阐明了个人主体自觉的决定性因素，孔子更加肯定作为个人力量的“仁”在成德修养中的作用。尽管说孔子也强调“礼”的作用，但是在《论语》中，“仁”出现多达 109 次，而“礼”只出现 74 次，可见“仁”在道德养成中的作用是优先于“礼”的。
德性与中庸：仁是最根本的德性，如何践行仁？孔子并没有说明具体如何做，而是要遵循“忠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雍也》）。“忠恕之道”可以被理解为是“中庸之道”，即“中行之道”或“中止之道”，孔子自己将其解释为“过犹不及”。中庸在儒家德性可有两种理解，一是恰如其分的行为方式，合乎礼度。二是德性本身，即孔子：“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首先，从《礼记·仲尼燕居》载：“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左传·哀公十一年》亦载：“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举事而中”等记载可看出中庸作为一种行为方式。董仲舒曾由《中庸》“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达道”推出“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认为“中庸”是中国务实趋善的“实践理性”哲学的核心
。其次，作为德性本身，《中庸》中用诗一般的语言赞颂君子的中庸之德：“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者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这句话体现了“和而不流”的优秀品质。因此，中庸既是一种道德行为，也是一种道德品质。时至今日，中庸之道被现代中国大多数人接纳，并成为了一种普遍的行为模式。
德性的养成：孔子所举种种道德行为之模范被称为“君子”。“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此谓之君子“德风”，与“小人”之“德草”相对。又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义以为质”（《论语·阳货》）；“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人格要求人舍利求义、去利怀仁。那么，君子该如何养成呢？《雍也》：“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是后天的教化，而“质”是指先天的本质，只有当先天之质经过后天诗、书、礼、乐的教化，便可以成德。因而，教化是孔子认为养德的途径之一。教育的重要作用得到孔子的充分肯定。
另外一条途径为“修身”。《大学》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治国，国治而后天下平。”杜维明教授曾将儒家的这种自我修养实践概括为“同心圆”图式，认为它是一个由自我（心灵）→家庭→共同体→国家→世界→超越（Beyond）的由内向外不断扩张的过程，它充分体现了“自我之创造性转化”（self as creative transformation）的道德精神的能动性
。因此，“修身”儒家美德伦理的核心，同时也是最关键的一个环节。
修身的具体方法有哪些呢？《论语·卫灵公》载“君子求诸已，小人求诸人”指出了“为仁由己”的途径，即要成为仁德之人要靠自己，而不能依赖别人；《孟子·离娄下》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指出了“存心养性”的途径，即人应抵制外来诱惑，保持最初的善心；《孟子·告子下》载“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描绘内在修身的实践方式和过程。因此，修身不仅是为了自我完善，成就高深的人格，还在于通过内心陶冶塑造合乎“忠、孝、仁、义”等伦理的要求。
孔子还指出，实践与养德密不可分。在中国哲学中，道德不仅是认识问题，更是行动的问题，古代思想家重视伦理问题的言行相符。“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都指出了言行一致的重要性。因此，躬行实践是一直为儒家德性思想所推崇，这种实践是指个人行动意义上的德性实践。
蔡元培是我国近代著名的伦理学家，是儒家德性思想的维护和传承者。他处于西风东渐的清朝末年，知识分子大多开始接触西方思想。正如张岱年说：“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汇中西”
。蔡元培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旧学根底深厚，有留洋求学经历，同时又有着较高的鉴别能力，因此他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上吸取西方德性的智慧。他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另一方面吸收了洪堡、冯特、泡尔生等西方学者的思想。正如他在《中学修身教科书》例言所说：“本书悉本我国古圣贤道德之原理，旁及东西伦理学大家之说，斟酌取舍，以求适合于今日之社会。”纵观蔡元培的伦理思想，是集中西之大成。
蔡元培关于德性伦理的论述多见于他的《中学修身教科书》（详见《蔡元培全集（第二卷）》（1910—1916）），其中阐明了他注重个体道德教育、人格培养和五育并举的观点，该书被誉为道德教育的读本。此外，他还结合当时国家和社会的需要，提出“育国家之良民”的道德培养目标，这是他道德教育的核心。蔡元培对于德性的理解，大体上是继承了孔子的观点。“是故德者，非必为人生固有之品性，大率以实行本务之功，涵养而成者也”
。既强调与生俱来的“品性”，孔子称之“质”；同时他又认为必须实行本务的中庸之道来“涵养”德性。但是他的德性观又不完全局限于儒家德性观，例如他提出了“博爱”是人生至高的道德、“公德”应与“私德”相补充、“体育”为修德之本等“新奇”的德性思想。下面，我们就从德性目录、德性与心理成分的关系、德性的培育三个方面来阐述蔡元培的德性观。
德性目录：在蔡元培的德性目录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品质被极为看重，例如“勤勉、忠孝、信义、恭俭、谦逊、自制”，但同时他也结合中国近代社会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将西方民主共和社会中的德性引入中国，例如“博爱、崇尚公德、贵贱平等”。例如，“勤勉者，良习惯之一也。凡人所勉之事，不能一致，要在各因其地位境遇，而尽力于其职分，是亦为涵养德性者所不可缺也。”如果一个人有怠惰，则是“众恶之母。”再如自制，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节制：“且节俭者必寡欲，寡欲则不为物役，然后可以养德性，而完人道矣。”具体来说，应该节制什么呢？“自制之母有三：节体欲，一也；制欲望，二也；抑热情，三也。”也就是说，节体欲是指饮食要有度、不可荒淫于色；制欲望是指对名誉和财产的渴求不可过度；抑热情是指控制自己的情绪，忿怒暴躁皆无益于养德。他还强调勇敢的重要性，“勇敢者，所以使人耐艰难者也。人生学业，无一可以轻易得之者。当艰难之境而不屈不沮，必达而后已，则勇敢之效也。”但是蔡元培强调勇敢不在体力，而是体现在智德，其中“独立”他认为是“勇敢之最”。
“博爱为本”是蔡元培核心的社会伦理思想，指出了人作为社会共同体的一分子，应该具有博爱的品质。他将博爱看成是“人生至高之道德”“博爱者，人生最贵之道德也。人之所以能为人者以此”，将博爱提升到“为人”的高度。尽管儒家德性也提倡“仁者爱人”的思想，但是蔡元培明确地将“博爱”定位为人际关系的核心。博爱最大的功能是帮助人们从“私德”修养拓展到“公德”修养。何谓私德？何谓公德？私德就是指以家庭为单位的道德，“是人们处理与自己有血缘关系或与血缘关系相类似的亲戚朋友的关系时应遵循的道德原则和规范”
。公德则是人在社会公共生活中的道德原则和规范。蔡元培主张将“私德”与“公德”相集合，“人之在社会也。其本务虽不一而足。而约之以二纲。曰公义。曰公德”。中国传统伦理重私德而轻公德，往往使个人在处理公务中将亲属关系、朋友关系参揉进来，出现用人唯亲、徇私枉法的现象，是故西方称中国文化为“人情社会”。因此蔡元培的主要贡献之一就在于他将德性的内涵从儒家传统的人伦关系的“私德”，拓展到以国家和社会为单位的“公德”，大力提倡公德以弥补传统伦理的这一缺陷。
德性与知情意：早在孔子的德性论中，就对德性和知情意的关系进行过分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有智慧的人不会迷惑，有仁德的人不会忧愁，勇敢的人不会畏惧。《公治长》：“未知，焉得仁”，知乃是修得最高德性“仁”的条件；《泰伯》：“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和乐表现了情感体验是人在养德的过程中必不可少；《述而》：“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更是完整地说明了坚定的志向对于修德的重要性。蔡元培在孔子的基础上，明确“人心之作用，蕃变无方，而得括之以智、情、意三者。”这与他在德国时系统学习心理学有着莫大的关系。德之原质赅有智、情、意三者：“德者，良心作用之成绩。良心作用，既赅智、情、意三者而有之，则以德之原质，为有其一而遗其二者，谬矣”
。首先，他引入良心的概念对德性的结构进行划分。他认为“良心者，不特告人以善恶之别，且迫人以避恶而就善者也。行一善也，良心为之大快；行一不善也，则良心之呵责随之，盖其作用之见于行为者如此”
。也就是说良心是判断人善恶的标准，使人从善而为之，具有对自我行为进行评价的功能。那么，良心如何才能起到作用呢，必须要以德的三原质“智、情、意”统一起来。接着，他进一步分别阐述了三原质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人之成德也，必先有识别善恶之力，是智之作用也。既识别之矣，而无所好恶于其间，则必无实行之期，是情之作用，有不可少也。既识别其为善而笃好之矣，而或犹豫畏蒐，不敢绝行，则德又无自而成，则意之作用，又大有造于德者也。故智、情、意三者，无一而可偏废也”
。认知是对善恶的主观认识，感情是对事物和行为的主观体验，它即是产生对良心的认知的动力因素，推动个体进行行为的道德价值判断，又是良心的意志的促成因素，推动个体坚持善行。而意志是不在外现的内心举动，虽内心的意志未现于外，但是通过行为可以被观察得到，故意志为因行动为果。最后，他认为意志的作用起于动机，行为之善恶判断也起源自动机。“夫行为之原质，既为意志作用，而意志作用，又起于动机，则动机也者，诚行为中至要之原质欤”
。
德性的培育：蔡元培关于德性如何培育有两个重要的主张。一是“教育为道”，二是“修齐治平”。首先，他明确提出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发展人格者，举智、情、意而统一之光明之之谓也。盖吾人既非木石，又非禽兽，则自有所以为人之品格，是谓人格。发展人格，不外乎改良其品格而已”
。也就是说要通过道德教育影响人的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从而发展和提高人的道德品质，完善其道德人格。其次，传统儒家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视为个人德性养成的最高要求，同时亦是人们追寻的理想道德境界。蔡元培致力于弘扬儒家传统的道德理想，这一点充分体现在他将《中学修身教科书》的前四册分别命名为“修己”“家族”“社会”“国家”。这四册阐释了蔡元培的实践伦理思想。其中修己是对家族、社会和国家的基础，拥有了个人德性，才能对后面三者起到积极的作用。接着他指出修己之道：“夫事必有序，道德之条目，其为吾人所当为者同，而所以行之之方法，则不能无先后。其所谓先务者，修己之道是也”。在《修己总论》中蔡元培指出“道德者，非可以猝然而袭取也，必也有理想，有方法。修身一科，即所以示其方法者也”。德性的养成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必须有道德理想，还要有适当的方法。具体有什么方法呢？蔡元培指出“修己之道不一，而以康强其身为第一义。身不康强，虽有美意，无自而达也。康矣强矣，而不能启其知识，练其技能，则奚择于牛马；故又不可以不求知能。知识富矣，技能精矣，而不率之以德性，则适以长恶而遂非，故又不可以不养德性。是故修己之道，体育、智育、德育三者，不可以偏废也。”通过体育使人身体康健，通过智育使人头脑聪慧，以上二者都是修德的基础。
当今多元文化时代的来临在全球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如此多元的时代，对每个人来说尽管会有很多诱惑和陷阱，但是也为德育带来了新的机遇。正如檀传宝老师所说：“托多元文化之福，一个从真正意义上关心德育的时代已经来临”
。只有经历多元价值的相遇、对话，甚至是冲突，德性抵制功利化和腐化力、维护人类普世美德、为人生之舟保驾护航的价值才能得以凸显。亚里士多德指出如果人失去了德性，他就会成为最邪恶残暴的动物，就会充满无尽的欲望和贪婪
。如果人在活动中实现德性、运用德性就能在外部环境中做出最正确的选择。因此，在这样的时代，追寻美德、培育德性是指引社会道德观流向真善美的唯一依靠。
大学教师的角色和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在引领社会道德风尚方面举足轻重的作用。自中世纪以来，大学教师就是知识的传播者和青年人的教育者。后来，随着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将科学研究纳入大学的主要任务，大学教师作为教育者的同时，成为了创造新知识的研究者。到了 1904 年，范·海斯（Charles R.Van Hise）提出“威斯康星思想”，自此社会服务成为了大学的第三大任务，大学教师随之增加了新的角色——社会服务者。由此可见，于学生而言，大学教师不仅被视为知识的传授者，还是学生的道德模范、人生导师；不仅塑造学生的思维和智力，还对其心灵进行教化，是“教练、向导、角色模范”
。于国家和社会而言，大学教师是人类知识承前启后的中介和纽带，是培养合格的社会公民的教练，是理性的典范、道德准则的楷模。苏格拉底在《申辩》中问到“该由谁来教育我们的孩子”，他并没有说是那些知识丰富、技能娴熟的人，而是那些具有人类社会美好品质的人。再如，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其中很大部分都涉及教师应提升自我德性。
对大学教师来说，在工作中常常会面对价值纷争和伦理困境。例如，研究生导师在面临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双重任务时，如何权衡课题的进度和学生研究能力的培养之间的矛盾？在面临金钱主义和安贫乐道的价值冲突时，如何在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之间做出选择？加上，教师的冲突根本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有可能每次都需要重新经历窘迫、困境，乃至危机，需要从头开始思考
。如果教师没有德性为他们的人生导航，他们很难在多元的价值中笃定自己的信念。没有德性规约的人，很容易受到诱惑和操纵，短视地追求即时的成功或快乐、道德失范乃至道德滑坡。“教师从来没有完全自由选择的奢侈。与之相反，他们常常在很不道德的学校和体制中努力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无论社会价值如何多元，国家处于何种发展程度，教师都不能失去最基本的操守和品质。因此，“作为学者，我们不能因为身在垃圾堆旁边，就变成苍蝇”。
毫无疑问，要撑起一个高等教育强国，除了充足的资金支持、先进的教育技术、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富有学术生产力的学者等力量之外，必须要有道德品质高尚的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