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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是高度重视总结历史经验的政党，不但对历史上的成败兴衰进行系统深入研究，也注意对自身发展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以发扬长处、克服缺点、避免错误。同时亦把这些研究和总结用于党内教育。早在延安时期，党就开始重视开展党史教育。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史教育更为系统化、常态化，并从干部扩展到群众，从党内扩展至全社会。对于青年人，党尤其鼓励和要求他们学习党的奋斗历程，以激发他们对党的热爱，并立志传承党的事业。为此，在高等学校中专门开设了《中共党史》必修课程，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进入新时代，党史教育除保有传统意义外，还更有新的价值，但也面临一些矛盾和问题。本文试从党的革命精神的角度切入，对当前如何推进党史教育谈几点思考。
2013 年 6 月 25 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
2016 年，习近平再次指出：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
这些论述告诉我们，党史教育既有“温故”的意义，更有“知新”的价值。进入新时代，党的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党史教育的意义不是小了，而是更加重大，更加急迫。
首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接近实现，但越在这个时候，越有必要重温历史，从过往中获得启示和力量。1949 年，在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要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不能学李自成，进京赶考要考好。同样，在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中国梦越来越接近实现之际，也是容易滋生骄傲自满情绪的时候。所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也告诫全党：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
其次，党已走过将近 100 年历程。这 100 年中，风云变幻，党也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历史阶段。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社会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时代对今日大多青年人而言，似乎已是遥远的过去。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就感到，即使是大学生党员，党史知识，尤其是在早期党史知识也是缺乏的。加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活更加富足，进行艰苦奋斗教育也似乎“不合潮流”。这从反面说明，加强党史教育，尤其是讲清楚党艰苦卓绝、历经多次失败最终走向胜利的历史进程，唤起广大青年学生的忧患意识，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还会遇到很多困难和挑战，不但有其必要性，更有其紧迫性。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党史教育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内容。但是，从 1985 年以后，中共党史不再作为一门独立的必修课程，其教学内容并入了其他课程之中。在“85 方案”中，党史主要通过“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课程讲授；在“98 方案”中，党史主要通过“毛泽东思想概论”和“邓小平理论概论”课程讲授；在“05 方案”中，党史主要通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讲授。
总结这个演变历程可以发现几个变化：其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叙事的时段延长了（不只是向后的延长，也有向前追溯的延长）；其二，虽然由于时段的延长带来了教育内容的增加，但是不但取消了独立的课程，而且总的课时也在减少，无论“毛泽东思想概论”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均为 2个学分（最新的方案中调整为 3 个学分）；其三，虽然党史教育仍需要在相应课程中涉及，但像“毛泽东思想概论”这样的课程是以“论”为主，以“史”为辅。即使“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由于要照顾的面较宽，很多丰富的党史事件和人物只能删繁就简、提纲挈领。总之，很难顾及党史教育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当然思政课程的设置和不断的改革有其总体考虑，有针对性和合理性，新增的课程也都有其必要性，党史教育只能在此宏观背景下考虑应对之策：一方面，仍要想办法呈现党史的体系性，另一方面，也要通过第一课堂之外的多种方式渗透党史教育。对于后一个方面，各个高校都做了有益的探索：有的高校运用校报、校刊、校内广播影视以及校园网、移动互联网等新媒体进行党史校史知识传播，有的高校将党史知识融入大学生文化活动之中，运用报告会、座谈会、歌咏会、知识竞赛、纪念征文、演讲比赛、读书活动、主题实践活动等校园文化活动等多种形式宣传党史；有的高校组织开展“重走长征路”等体验活动，通过参观革命博物馆和纪念馆、瞻仰革命遗址学习革命英烈事迹等方式，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接受党史教育。总之，通过拓宽教育渠道扩大党史教育的覆盖面，把各种载体充分运用起来，把各种活动紧密联系起来。这些办法都有效果，但“中共党史”毕竟是一个学科，总要给学生传递一个相对体系化的知识，而不是一鳞半爪。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是指党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过程中，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人政治觉悟、意志品质、思想道德和工作作风的一系列优良传统和历史风范。
这些“精神”是在不同时期对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生动实践中提炼和概括出来的，在团结和动员广大群众投身到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起了重要作用，天然地起到了把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的“精神”纽带作用。由于这些“精神”是用朴实易懂的语言高度概括的，很适合在群众中进行传播。再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重大的历史事件中，中国共产党都总结出了具有强烈时代特色的革命精神，这些“精神”实际上已形成谱系，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的全过程。因此，对于当代大学生党史教育而言，也可以探索以“精神”史为主线构建新时代党史教育的内容体系。
有学者把民主革命阶段的中共革命精神史分为形成发展期、渐次展开期、全面呈现期、胜利发展期四个时期，并提出：“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史上最光辉、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坐标。这六种革命精神一脉相承，前后衔接，形成完整的精神序列。”
实际上，这四个阶段也与党在民主革命时期革命斗争的四个阶段相吻合，涵盖了这个时期党的全部重大事件和重大转折：红船精神高度总结了党的建立和国民革命时期的奋斗历程；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高度概括了党在苏维埃运动时期的奋斗历程，同时充分体现了党反思城市中心论，探索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艰辛和曲折；延安精神高度概括了党在理论上和政治上走向成熟的发展历程；西柏坡精神凝练了党在全国胜利前夜和为主政新中国做准备时期的探索和思考历程。把六个“精神”贯穿起来，就串联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全部历史，既可以用较少的课时完成，也会给受教育者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当然，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所形成的革命精神，决不仅限于上述六种，还需要不断地发掘、整理、概括和丰富。
中国共产党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党，实践奋斗的历程，也是理论形成和与时俱进的过程。
1.革命精神形成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民主革命时期，党经过艰苦探索，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这个理论探索的过程，和“精神”的发展史也是吻合的。
毛泽东思想在井冈山时期萌芽，而实事求是、敢闯新路正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面对革命低潮，党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以大无畏的革命胆识，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独特道路，创造性地制定了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组织制度和纪律，引领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毛泽东思想在延安时期达到成熟，而延安精神的思想精髓即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才具有了巨大的理论勇气，敢于和善于同僵化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斗争，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并经过持续的理论探索完成。
2.革命精神形成史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理论飞跃。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进入改革时期，党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探索中，形成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又一个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进入新时代，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需要也必将催生新的时代“精神”。
3.革命精神形成史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精神”的提炼，既是为了团结和动员起广大人民群众，也是来源于广大群众的实践创造。“精神”形成史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比如，“依靠群众、勇于胜利”，是井冈山精神的基石，准确反映了在井冈山革命斗争中，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等领导人始终相信和依靠群众，关心和帮助群众，同广大人民群众结下了鱼水深情的奋斗历程。同样，这也体现长征精神的概括中：“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对于延安精神也是如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延安精神的本质体现。”
在党的建设时期，党更是从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的日常实践中捕捉体现时代精神和价值的闪光点，在提炼之后有些甚至直接以践行这些价值的典型人物命名，如焦裕禄精神、雷锋精神；再如以唐山大地震、512 汶川特大地震等特大自然灾害为代表的，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所进行的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中所形成的抗震救灾精神，这些都充分反映了“精神”形成中的人民性。
“精神”虽然是对党的重要理论和实践活动的提炼，但并不意味着在教育中只讲授经过高度概括后的几条。精神史是中共党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党史研究的丰富成果都应该为“精神”研究所使用、借鉴，使“精神”更丰满、更生动，更有传播力和感染力。中共党史是一个独立学科，但其属性问题，即属于哪一个学科门类却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中共党史学科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目前我国的学科分类目录就是照此排列的。有观点认为，中共党史学科应属于历史学门类，这是学术界多数认同的观点。还有观点认为，中共党史学科应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思想更为解放的观点是中国党史应是独立的一级学科。
姑且不管哪种观点更有道理，至少有两点是清楚的：首先，既然是独立学科，就应该具有学科的学术性。“精神”固然是复杂多样的实践基础上提炼和概括，不可避免地要对实践材料有所剪裁，但如论如何，所依据的实践材料必须是真实的。这样在提炼之后回到实践中，才能感染广大群众，让广大群众信服并践行。党史研究不断有新成果对一些历史事件或者有新的发现，或者细节更为饱满，都应该被“精神”研究吸收进来；其次，既然有多种观点共存，至少说明中国党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都有紧密的联系，而这三个学科在研究方法上各有优长，有的长于理论分析，有的强调材料实证，中国党史学科应该兼取众长。“精神”研究既然是党史研究的一部分，也应该具有和保持这种品格，使其具有学理性和说服力。
比较而言，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所形成和总结的精神都经过实践检验，是立得住的，对于这些精神，需要不断重温以指导新的实践。如 2013 年 7月 11 日，习近平在西柏坡革命旧址，重温“两个务必”时所谈到的：“对我们来讲，每到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革命圣地，都是一种精神上、思想上的洗礼。每来一次，都能受到一次党的性质和宗旨的生动教育，就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公仆意识和为民情怀。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这些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加很多正能量。”
同时，由于新的实践让我们对党的历史也有了新的认识和体悟，也是可以提炼出新的精神，如“红船精神”。21 世纪初期，主要在党的诞生地浙江嘉兴，围绕“红船精神”的表述，曾在不同层面组织、展开过几次讨论，对“红船精神”的表述发表了各自的看法，进行了一定的概括和诠释。2005年 6 月 21 日，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首次公开提出“红船精神”的概念，并对“红船精神”的内涵进行了概括和论述，认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也是‘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2017 年 10 月 31日，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习近平同志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常委专程从北京前往上海和浙江嘉兴，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生动诠释了建党之处形成的“精神”在新时代的巨大意义。
习近平指出：面对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马克思主义也面临着进一步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问题。
在党的改革和建设时期，在时代大潮中产生了一批新的“精神”，其中很多还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但另一方面，“精神”是从实践中提炼和概括出来的，如果所依据的是正确的实践，“精神”就能跨越时代，历久弥新；如果是来源于错误的实践，虽然可以风行一时，但终究要退去色彩和光芒。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由于经验不足等种种原因，走了弯路，犯了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错误。进入改革时期，党正式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命题。在新的探索中，对原来的理论、政策、措施进行了反思和检讨。反映在“精神”研究中，就要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成果对这些“精神”进行梳理和清理：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要摒弃；有缺点和瑕疵的，要保留其正确部分；被历史证明能够站得住的，要在新时代拓展其内涵，使其保持生机和活力。
由此，构建起党的“精神”谱系，并运用到教学实践中，或可为当前大学生党史教育开辟一条新路。
（责任编辑：朱喜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