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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本体论来看，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是客观的历史存在事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历史的认识论来看，记载在史料中的事实和史学著作中重建的历史事实，都是一种主观认识的“历史认识事实”。国际视野下中共党史研究，其研究对象就应包括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客观历史事实，记载在史料中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事实，以及国外学者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相关著述。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比较中发现中国共产党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在史料收集中深化对于某些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认识，在学术交流中批判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谬误并汲取其长处。
作为一种认识实践活动，历史研究是认识主体对客观历史事实进行主观解读和认识的过程。“历史存在事实基础性地决定着历史认识事实，历史认识事实以史家想象中的历史存在事实作为判断自己的真实标准。”
因而，我们要研究国际视野下中国共产党历史，需要首先了解和认识国际视野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客观历史存在事实，这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客观基础。
1.作为客观历史存在事实的中共党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活动，是 20 世纪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全球化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存在事实。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来看，中国共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上解释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时说：“因为第三国际是一个国际组织，中国共产主义的团体，是第三国际在中国的支部，所以我们只可以一个一个的加入本党，不能把一个世界的组织纳入一个国民的组织”。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指出，中国革命“早已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现在则更成了这种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成了这种世界革命的伟大的同盟军”。
事实上也是如此，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活动自始至终受到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的影响，这些因素既是中共发展壮大的推动力量，也是中国革命屡遭挫折的重要因素。即使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导致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遭受挫折后，中国共产党仍然高扬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奋勇向前，开辟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道路，创造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上的奇迹，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巨大贡献，提升了社会主义对世界的吸引力。
从全球化浪潮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是全球化过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20 世纪以来的世界是全球化的世界，每一个国家都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史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单纯地局限于中国国内的因素来分析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根本无法解释本身就是国际性组织的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变化与国际政治形势的消长之间的互动关系。例如，我们在分析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记者斯诺赴延安访问并受到中共领导领袖隆重接待的原因时，必须将这一看似偶然的事件置于世界正面临着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扩张与大规模的战争威胁、中国国内国民党对中共领导的革命事业进行围剿的环境中进行考察，我们才能理解斯诺访问延安这一事件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意义。我们分析当前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和“一带一路”战略问题时，必须看到当前合作共赢已经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和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中国在崛起后主动承担更多国际义务的责任担当。
2.正确认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的伟大意义。作为一种客观的历史存在事实，中国共产党 90 多年的发展事实创造了世界发展的奇迹，为世界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赢得了世界广泛赞誉和关注。
从中国道路的普遍意义上来讲，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了一条可供世界各国借鉴的发展道路。不论是与发生历史剧变的东欧各国和苏联相比，还是与美国、英国、德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所取得的成绩都是世所公认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使具有 5000 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使具有 500 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让科学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使具有 60多年历史的新中国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短短 30 多年里摆脱贫困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彻底摆脱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使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美国右翼学者福山在《未来是谁的？》一文中对中国的发展道路给予了积极肯定：“当下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中国领导人的政治能力惊人，他们将华夏大地从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时代带到动力十足的开放市场时代，从而完成了一场极为复杂的社会转型。”
中国道路的成功，说明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各国必须结合本国国情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道路的成功经验，可以为世界上既希望快速发展又希望保持独立的国家和民族提供借鉴，“对发展中国家摆脱贫苦、加快发展发挥着榜样效应，同时也为整个世界提供了新的发展经验和建设理念”。
从中国道路的特殊意义上来看，中国共产党所选择的道路是基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民主革命时期创造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则以和平过渡的方式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改革开放时期我们走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在发展的各个时期的发展经验表明，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绝不能照抄照搬，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就能够成功，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就会遭遇挫折。如果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国外共产党、工人党、社会党的做比较，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创造出勃勃生机与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失败教训做比较，就可以更加理解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探索过程的独特意义，帮助我们厘清了多种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3.唱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国际视野下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客观历史事实，重点要构建起具备较强理论影响力和学术阐释力的分析框架和理论解释范式，将中国共产党 90 多年波澜壮阔的历史介绍给世界，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表达和现实形态。
唱好中国故事，需要广泛地收集整理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文献资料。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事业是宏伟壮观的，其本身就是需要被认真对待和深入研究的学术问题，为全球学者提供了一个研究分析和推广借鉴的成功经验。但是关于这些客观历史事实的记录是片段和零散地存在于历史的文献之中，尚不能形成一种集中系统的历史表述，构不成一个完整的历史认识事实。当前需要中共党史工作者将这种客观的历史事实转化为认识的历史事实，给予解释，赋予意义，使之成为一个系统完整的历史事实，这是唱好中国故事，客观向世界各国宣传中国的重要前提。
唱好中国故事，需要加强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比较研究。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事业是与世界其他国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离不开在国际范围内与其他国家或政党进行比较分析。作为 20 世纪以来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东方国家，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仅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而且在没有发动战争和侵略的情况下探索出了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并给予大多数国家和人民带来发展的成果。这与同一时期西方国家先后发动两次世界大战和几次局部战争来实现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危机和矛盾的转移，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受害国家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伤害的发展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比较研究，可以凸显出中国共产党在世界整体格局中的战略决策的意义和取得的伟大成就，便于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共产党。
史料是历史学家进行历史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是实现客观历史事实向认识历史事实转变的重要载体。中共党史工作者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发掘、搜集、考订、编排、解释和写作中共党史史料，用新史料补充已知史料的不足，才能深化对某些客观历史事实的认识，使这种认识更加全面和客观。
1.作为史料的中共党史。史料的中共党史，是指有关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的文献档案、口述资料以及历史遗迹等的历史记录。全面展现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拓展中共党史研究的国际视野，必须在国际范围内广泛搜集整理中共党史的史料。
中国共产党的会议文件、各项决议、汇报请示和各类会议或活动的原始记录，以及经过分类整理而成的档案，是研究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活动的一手史料。当前，国外一些国家的档案馆保存有与中国共产党相关的档案文献，有些档案文献还仅存在于国外。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和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合作编辑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便是一套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档案资料，提供了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中国共产党的详细文献档案，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中苏关系史的必读书。此外，日本、美国、法国等国的档案馆及部分学校图书馆也保留有 20世纪以来中国问题的相关档案。据日本中共党史学者石川祯浩介绍，日本档案馆保留有一大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活动的相关文献档案，如《外秘乙第 721 号需特别注意中国人“施存统”之行动（1921 年 5 月 25 日）》，详细记载有“施存统在 5 月 8 日写给上海邵力子的信……，后来，施存统在东京被捕，在法庭审查时，有很多他所了解的中国共产主义早期情况的证言记录”
。这些文献无疑都是中共党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史料。
报刊杂志是当时公开出版发行的关于传播信息或时事评论的文字记录，国际视野中的报刊杂志资料既包括国外收集整理的中国共产党曾经出版发行过的报刊资料和国内其他党派出版的涉及中国共产党的报刊，也包括国外出版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报刊。例如，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出版发行的《红旗》周刊、《红旗日报》《向导周报》《红旗周报》《红色中华》《革命与战争》等，记载有中国共产党方针政策、革命活动、政治态度、党内生活的重要信息，是研究中共党史的重要史料。这些报纸杂志在国外被收集整理，通过复制微显胶片为研究者所利用，而且还有人为革命期刊编了篇名目录。
至于那些外国人出版的关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报刊，如《中国季刊》刊载有翻译后的中国共产党的相关文件，《东方学报》曾刊载留法勤工俭学的文章，以及《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西方的报纸，都对各个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活动进行了报道。1944 年，赴延安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中，就有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塔斯社等外国记者，他们客观地向世界报道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武装及根据地的真实情况，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更多的朋友和国际同情。这些史料也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视角下的中共党史。
作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的参与者、亲历者、旁观者的见闻录和回忆录，也是研究中共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斯诺的《西行漫记》、瑞士传教士勃沙特《红军长征秘闻录》、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等，蒋介石的《蒋介石日记》、李德的《中国札记》、张国焘的《我的回忆》、陈公博的《苦笑录》、[美]盛岳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苏]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马歇尔）《国共内战与中美关系——马歇尔使华秘密报告》等。这些个人记述虽然充满个人感情色彩，甚至在史实上存在一些谬误，但是也为我们认识当时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历史背景，便于我们在比较中认清史实的真相。
2.国外史料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补充。由于语言障碍和空间距离，那些保存在国外的中共党史资料并没有被国内学者广泛地应用到党史研究之中，导致许多问题仍然无法得出全面的认识。搜集整理国外的史料，不仅是对中共党史研究资料的补充，其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扩大了中共党史研究的视野，丰富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内涵。
新史料的发现可以弥补因资料不足而无法开展的研究，扩展党史研究的范围，使人们更能全面地了解和认识党的历史。“在任弼时诞辰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上，许多研究者就弄不清楚 1938 年 3 月任弼时去共产国际报告中国共产党情况之后，共产国际经过怎样的研究才作出了指示，认为要挖掘材料才能最终说明任弼时、王稼祥的作用。”
这就促使我们广泛地发掘和使用国内外的中共党史资料，提升中共党史研究的水平和质量。
新史料的使用可以纠正以前因史料不完整、不准确而得出的不完全正确甚至是完全错误的认识，使人们更清楚地了解党的真实历史。1980 年，《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上发表邵维正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该文准确考证出了党的一大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邵维正凭借的一条重要的史料证据即为俄文档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该文记载“代表大会预定 7 月 20 日召开，但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直到 7 月 23 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
这个时间与其他史料中的日期进行印证，解决了中共党史研究中长期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
用新史料补充已知史料的不足，使已知史料更加完整，可以进一步深化人们在已知史料基础上得出的对某些历史事实的认识。《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在编写过程中多处采用了国外的史料，在记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力量英勇抗战时，引用了曾经在晋察冀边区和延安工作过的英国人林迈可的回忆录《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的部分内容：“物质缺乏不能动摇中国人民坚决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赶出中国的信念。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军事行动极合乎民心，他们将人民组织起来，同人民共患难”。“我从我的工作接触中体验到，中共的领导者们在任何场合下，他们的实践和作风都是一流的”。
在将延安根据地政治民主、政府廉洁、民族团结和经济发展与重庆国民政府的腐败局面进行对比时，《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引用了《驻华外交官员备忘录（1941—1945）》中美国驻华使馆的外交官戴维斯、谢伟思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内容：“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受有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它们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真正是属于人民的”。“共产党将在中国存在下去。中国的命运不是蒋的命运，而是他们的命运”。
这种利用局外视角分析问题的方式，可以更加客观地展示中共在抗战中的真实政治形象以及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
3.广泛搜集整理国外的中共党史的史料。鉴于史料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应重视国外中国共产党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使其作为国内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补充。
我们要广泛挖掘保存在国外的中共党史史料，丰富中共党史研究的史料来源。随着二战结束和冷战的结束，美国、苏联等国解密了大量与中国有关的档案资料，如美国国务院编辑出版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和《美国与中国的关系（1944—1949）》中的有关中国的内容，英国公布的《英国外交档案》《英国议会档案》中有关中国的内容，苏联出版的《苏中关系文件集（1917—1957）》等，但这些资料还未被广泛地应用于国内的中共党史研究之中。有中国学者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查阅档案，发现蒋介石与宋子文关于皖南事变的密电，密电显示皖南事变发生后，美国反应强烈，认为蒋介石要打内战，以至不能积极抗日。美国的反应出乎蒋介石的意料，特别担心美方因此会大大减少援华军事和民用物资。为此，蒋介石指示宋子文立即找罗斯福说明解决新四军是为了整肃军纪，绝非内战。实际骗得了美国的信任。
过去我们在研究皖南事变时，尚未详细掌握美国这种态度的形成与转变过程。
我们要正确认识史料的二重性。虽然史料一旦和物质媒介结合用文字形式表述出来后，便获得了一种和一般物质实体相类似的物质存在的客观性，但是史料毕竟是一种精神产品，是记录者主体意识的产物，有记录者的主观意念渗透其中，不具备物质实体的客观性。
那些保存在国外的中国共产党史料，是西方国家出于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而搜集整理的，因而这些史料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我们在使用国外中共党史史料时，应当对国外的史料与国内的史料进行梳理和考证，认真甄别国外史料的真伪和确定史料的价值，找出国外史料中的不实不准的内容。例如，美国驻华领事馆档案保存了大量美国对华观察和处理涉华事务的使馆报告、月度政治报告以及使馆的军事报告或形势报告，其中包含着很多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史料，但是这些材料的消息源很多，“除了美国传教士、侨民、新闻记者、消息灵通的中国人士、商业以及军事机构提供的直接消息之外，还大量参鉴报刊媒体资料”，因而领事馆的报告“对于中共及红军的报道与分析判断存在诸多偏颇之处，甚至有不少诬蔑之词”。
史著是历史认识事实的一种形式，是史学家通过历史资料认识历史存在事实的一个认识成果，是史学家能动性选择和建构的结果，也是后人认识和了解客观历史事实的主要方式。
1.作为国外史著中的中共党史。国外并没有专门严格意义上的中共党史研究概念，国外学者的中共党史研究主要归属于对中国问题的相关研究范畴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既艰辛曲折，又波澜壮阔，吸引了众多西方学者的关注和研究。从国外学者的研究结果来看，几乎涵盖了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所有议题。
从中共人物及其思想的研究来看，毛泽东是国外学者研究最多的中共领导人。1934 年 11 月，苏联的中国史学者格奥尔基·b.爱伦堡在苏联杂志《国外》第 31 期“当代人物肖像”栏发表题为《毛泽东——概论》的人物小传，对毛泽东参加革命以来的经历进行了简要的记述，称毛泽东“苏维埃中国的这位领袖，是穿着中国农民的服装，手持大油纸伞的革命家”。该文虽然短小，但从中还可以看出当时苏联（莫斯科）掌握的关于毛泽东的相关信息，以及对他的评价，因而具有重要史料意义。
此后，西方学术界开始了对毛泽东系统的学术研究，从人物生平、思想理论、文章诗词、家庭生活等方面对毛泽东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国外学者对党内其他领导人物的研究成果也极为丰富，诸如《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莫里斯.迈斯纳）、《瞿秋白研究》（姬田光义）、《邓小平时代》（傅高义）、《习近平时代》（熊玠）等，既有集中某一问题的专题研究，也有侧重某一时期的突出分析，还有较为详细的人物生平研究。
从对中共党史中的若干历史事件的研究来看，国外学者在分析研究事关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重要节点的历史事件基础上，提出对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的规律性认识。英国学者Odd Arne Westad著《决定性的较量：中国内战（1946—1950）》，运用大量多国档案资料以及人物回忆录和访谈材料，不仅全景式地描述了国共双方的战争，还反映了战争对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认为中共执政合法性的诸多要素来源于其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的胜利。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国外学者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重要研究成果，尤其是其历史研究的视角，广泛丰富的研究史料，包括国内鲜见的史料，对国内学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从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理论的研究来看，国外学者期望从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研究中，找出有关中国共产党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答案。例如苏联学者格里戈里耶夫的《中国革命运动的战略和策略问题（1927—1931）》书中，尽力为共产国际和苏联在中国革命问题的政策进行辩护，否定在中国问题上的错误；美国学者沈大伟在其《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一书中，通过对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国政治体制的论述和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和方式的研究分析，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调整中努力发展壮大的本质，认为“尽管中国共产党出现了收缩，但它仍然是一个相当强大和具有弹性的组织。确实，问题与挑战确实存在，但是实际上都不可能造成制度的崩溃”
，对中国共产党的未来作了非常乐观的展望。
2.关注和追踪国外中共党史的研究动态。掌握国外中共党史著作的历史事实，需要及时追踪和关注国外的中共党史研究著作，从相关学术著作中研究和分析“他者”中的中共党史事实。
中国学术界要及时了解和掌握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并将此作为开展自己研究工作的重要参考。中国学者只有不断追踪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前沿，才能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推动中共党史学研究的发展。把西方学者对中共党史研究的作品进行梳理分析，可以发现他们走过来的足迹与思索，他们的诠释、误读以及各不同的关注点。把握国际学术界对中共党史学的研究的关切和真实脉动，对我们的研究至关重要。中国学者只有站在学术研究的最前沿，才能清楚地知道国外学者在研究什么、怎么研究、采用什么理论与方法、研究到何种程度，我们才能够在对应问题上与国际学术界展开对话，才能积极向国际社会阐释中国的发展成就和发展道路。尽管西方史学的产生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和价值取向，其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视角和方法与理论不一定适合我们，但是国外学者的研究如同一面镜子，我们需要这面镜子提供给我们认识自我的一个新视角。
3.提升中共党史研究的国际话语权。当前，我们缺乏一套成熟的阐释自己发展成就和发展道路的理论体系，“现在西方主流社会想了解中国，只能通过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来了解。但这些专家有些往往受意识形态影响比较严重，会看着‘苹果’来论述‘橘子’”
，这就使西方国家和人民不能够认识到一个真正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向世界宣传真实的中国，中国学者必须要提升中国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国际话语权。
合理借鉴国外学者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成果和方法。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是建立在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上的，是西方学者在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的过程中提出来的，为我们推动人文社科科学发展提供了一个视角。二战后美国史学研究领域从传统的政治史扩大到整个社会的历史，研究取向从个别的历史事件转向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现象，研究方法由简单因果论的历史叙述转为多因素的综合分析。这也提醒我们，推动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必须要利用多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从多层次、多角度阐述历史的发展过程、变革动因、成败得失。在史料运用方面，中西方学者在中共党史史料运用方面开展学术交流，既可以共享史料，也可以互相借鉴彼此史料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塞奇教授的《关于中共历史档案的利用与研究问题》文章，从“中共历史档案保管之现状”“中共历史档案利用之现状”和“目前中共历史档案利用中的一些问题”三个方面，对中共历史档案的现状进行了系统研究。这项研究对中国学者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批判西方学者的错误观点和研究理论。由于社会背景、价值观念、史料的使用等方面的不同，西方学者对中共党史研究中的某些观点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偏向。西方政治学家在研究中国政治问题时，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成绩视而不见，只是强调中国政治不符合三权分立、多党选举的民主制度原则，进而对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批判。例如，美国学者沈大伟在其《中国的未来》一书，一面称赞中共利用纪检监察制度取得巨大成绩，一面认为从根本上看中共的纪检监察制度是无效的。这一论调与以往的“中国崩溃论”如出一辙，他认为中共无论采取何种体制和机制的改革，在一党执政环境下的纪检监察、立法机构及体制等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崩溃”的宿命。西方学者这种观念，既看不到西方民主制度的劣势，也看不到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美国学者邹谠在其《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一书中，虽然用大量事实证明了国民党的腐败堕落和失去民心导致其最终丢失了大陆的政权，承认共产党的胜利是因为深得民心，获得民众的支持，但是他捍卫美国利益的政治立场使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充满了偏见和敌意，如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质是“在不促使与国民党发生公开决裂和不招致大规模的国民党进攻的情况下，更加有效地和尽快地发展他的党和军队”
，指责中共对抗战时期两党的摩擦和之后的内战负有责任，称“马歇尔将军寻找新的解决方案的努力，也受到共产党人的政策和策略的阻挠”
。正是由于西方学者受意识形态、价值观点和研究方法的影响以及研究史料的单一性，国外学者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出现了一些与事实相违背的问题。对于这种生搬硬套西方理论解释中国实践的做法，诋毁和丑化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成绩的言论，中国学者应给予及时的回应与批判，提升中国学者在相关问题的国际话语权。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 90 多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不仅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而且作为全球化过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因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不能仅仅局限于国内的视野，而必须要将中共党史置于国际的范围内进行考察。“如果不是把中共党史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研究，不是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联系于当代世界的全局和国际事务来研究，而只是孤立地记述党走过的历史道路，只是注意历史事件的具体情节的探讨，那根本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全部活动在世界现代史上和国际共运史上应有的地位和作用。”
（责任编辑：朱喜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