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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这表明学术研究还需借助于历史的想象力。但历史想象与艺术想象也有所不同，它好似“带着镣铐跳舞”，一切都要建立在“实证”之上。我们切不可拿“想象”作“证据”，“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天际的树林”。这也是党史研究者应当牢记的“信条”。
党史学本是史学的一个分支，它的“根基”是历史学。若再进一步看，也不光是党史学，其实一切社会科学都应以历史学为基础。李大钊说：“纵观人间的过去者便是历史，横观人间的现在者便是社会”
。也就是说，要洞察现实的社会，就不能不研究过去的历史。胡适之则把这种认识的思路，比作“祖孙的方法”。这一方法从来不把事物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而把它视为“历史”的一个“中段”；“上头有他的祖父，下头有他的孙子。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
。
但历史现象与自然现象毕竟不同，自然现象只有“外表”，而历史现象的背后还有“思想”，“有一个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
。因此，我们只有通过“想象”，才能把握它内在的“思想”，才能从一堆枯燥无生气的原材料中发现有血有肉的生命。马克思说：“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
这对于党史研究来说，也有很重要的启发意义。比如，我们工作和生活的高校，有一系列文件、规定和条例指示它的发展。其核心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项制度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我们要弄清这个问题，就必须运用“历史”的方法，同时借助“想象”的力量。
首先，要揭示这一制度的“原生态”。它可追溯到苏俄的党团制度。1924 年国共合作后，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为保证组织独立性和政治影响力，中共学习苏俄的做法，于当年 9 月颁发《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关于民校工作合作办法》，决定在国民党内工作的党员和青年团员合组成立党团。这是中共关于在非党组织中设立党团（即后来的党组）的最早规定。当时中共不仅不担心可能被吞并和溶化，相反却抱有要改造国民党去推动国民革命的意图，甚至还希望“在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基础”
这种“反客为主”的态势，以致国民党人也不能不慨叹：“所谓国共合作，事实上成为国民党的分子的个体与共产党整个的团体的联络，所谓国民党容纳共产党，事实上变为国民党分子不是为共产党所溶化，便是受共产党所包围”
。这可能也是国民党推行整理党务案的一个重要动因。
其次，要考察这一制度的来龙去脉。虽然大革命失败了，但中共在此期间所收获的经验却以一种“思想”的形式保留下来。并且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共的这一“思想”，至少还有过两次成功运用。一次是在军队中，中共经过“三湾改编”，在军队的最基本细胞中植入共产党的因子，以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一次是在高校中，中共经过“延安整风”，在各类高校中执行党组制度，以确保党对高校的绝对领导。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共的执政地位使它有更多空间，来发挥这一“思想”。60 多年来，中共领导下的高校，先后经历“校务委员会负责制”“校（院）长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党的一元化领导”“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校长负责制”等七种形式后，最后定型为“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透过这些错综复杂的制度，我们看到的是其一以贯之的“思想”。因此，只有借助历史想象力，通过这些制度背后的“思想”，我们才能把握它们前后一贯的内在联系。
此外，还要关注这一制度变化的偶然因素。否则，我们就有可能将丰富而复杂的历史事实“简单化”，甚至陷入历史“宿命论”的泥潭。其实，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党的领导制度曾受过两次偶然事件的影响。第一次是1957 年 4 月，毛泽东与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明确提出过撤销学校党委制的建议
。但不幸的是，这一建议却因反右斗争扩大化走向了反面，而那些提出有关“教授治校”“民主办校”的主张，则成了后来许多人被打为右派的罪证。第二次是改革开放后，1985 年 5 月 27 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学校要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但这一改革方案却受到了 1989 年政治风波的严重干扰。于是在 1989年 8 月 28 日，党中央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中，明确提出：“高等院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试行校长负责制的范围不再扩大。”
总之，只有实际运用着历史想象，我们才能学会历史地去想象，才能透过思想揭示出历史的真相。这是就我们工作和生活的高校而言，而对于在此之外的其他社会现象更是如此。事实上，对许多研究者来说，研究对象与他个人经历并无直接关系。研究农民的人，不会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农民；研究政治史的人，也许还是一个政治的门外汉；而研究土匪史的人，更不可能亲自去当土匪。如果没有历史想象力的参与，他们的研究工作可以说是寸步难行的。
在历史研究中，想象力的作用不仅限于装饰性，而主要是“构造性”的。
这一点和艺术想象确有相似之处。钱钟书也认为，“史学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玄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于小说，剧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仅同而可相通”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司马迁。他在《史记》中创立的记史方法，比如刘邦之母大泽遇蛇、韩信下邳遇黄石公等，就颇具艺术想象的意味。这表明我们在研究中，还需着力开发自己的“想象力”，探寻深入“过去时空”中，力争与前人“处于同一境界”的方法和路径。
一是运用历史想象，将事实连缀为历时性的过程。李大钊说：“昨日的事件与今日的事件，合构成数个复杂事件。势力结合势力，问题牵起问题。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过去’、‘未来’的中间全仗有‘现在’以成其连续，以成其永远，以成其无始无终的大实在。一掣现在的铃，无限的过去未来皆遥相呼应。”
而历史学的任务，就是掌握这个“现在的铃”，把过去的事实合并到现在的“思想”中来，在分析和研判多种可能性后，揭示未来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历史学家既是“过去”的继承人，也是“未来”的预言家。但在现实中，对于一个历史家来说，过去的事实根本不在“这里”，他所看到的一切只是文献和遗迹，因此只有依据推论的方式，才能从中“构造”出历史的事实来。而这种推论出来的东西，本质上也是某种想象出来的东西。柯林武德曾举过一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他说：“如果我们眺望大海，看见一艘船，五分钟之后再望过去，又看见它在另一个不同的地方；那末当我们不曾眺望的时候，我们就发觉自己不得不想象它曾经占据过各个中间的位置。”
二是运用历史想象，将事实网结为共时性的整体。如何将已经确定的零碎事实合而观之，以研究其间的因果关系，这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它的完成一刻也离不开人的“想象力”。马克思说：“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
而离开这种思维，甚至都“无法使自然界中的两件事实联系起来，或者洞察二者之间的既有的联系”
。
这一点在史学研究中尤为重要。梁启超说：“史之为态，若激水然，一波才动万波随。旧金山金门之午潮，与上海吴淞口之夜汐，鳞鳞相衔，如环无端也。其发动力有大小之分，则其荡激亦有远近之异。一个人方寸之动，而影响及于一国；一民族之举足左右，而影响及于世界者，比比然也。”
但这种“影响”，也不可能如自然现象那样，可通过反复实验的办法检测出来。历史学家只有运用“想象力”，将过去的事实合并为“整个而活”的全体相，才能观察出各社会现象间的这种“一波才动万波随”的影响。
三是运用历史想象，将事实转化为“历史事实”。不是一切事实，都能成为历史事实，只有到了有人历史地思索它时，事实才成为历史的事实。否则它就仅仅是被知觉到的事实而已，而在历史上却是默默无言的。
李大钊说：“事实是死的，一成不变的，而解喻是活的，与时俱化的”；“实在的事实，实在的人物，虽如滔滔逝水，只在历史长途中一淌过去，而历史的事实，历史的人物，则犹永永生动于吾人的脑际”
。
因此，从这一角度看，史学研究也就是一个将“实在事实”，不断转化为“历史事实”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家需要像演员一样，去重演历史剧中的各个角色。这也是一项有赖于“想象力”才能完成的工作，并且这种“想象力”也同样是“构造性”的。柯林武德说：历史学家不是无条件地重演过去，而是在他自己的知识结构之中重演它；因此在重演它时，也就批判了它，并形成了他自己对它的价值的判断，纠正了他在其中所能识别的任何错误。这种对他正在探索其历史的那种思想的批判，对探索它的历史来说决不是某种次要的东西。它是历史知识本身所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
除此之外，“想象力”之于历史学还有另外一重意义。譬如在党史研究中，我们所赖以说明问题的一些“凭借”，如民族、国家、阶级、政党等，虽然都是一种历史的具体的“存在”，但要把握它们，却要依赖于人的“想象”。按照安德森的话说，叫做“想象的共同体”。比如，民族就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因为即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的大多数同胞，和他们相遇，他甚至根本没有听说过他们，是一种相互连接的意象让他们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这种历史想象，有时还会凭借语言——特别是以诗和歌的形式——来暗示一个“共同体”的存在。
我们以在国庆日所唱的国歌为例。这表面上看完全是一种“老调重弹”，但其中却蕴含着一种共时性的经验。大家伴随相同的旋律唱出了同样的诗篇。也正是在这一“老调重弹”中，素不相识的人们通过“想象”，在彼此间共筑起了一种不可分割的联系。
齐思和曾评价郭沫若说：“郭氏本为天才文人，其治文字学与史学，亦颇表现文学家之色彩。故其所论，创获固多，偏宕处亦不少，盖其天才超迈，想象力如天马行空，绝非真理与逻辑之所能控制也”
。这表明历史想象的确不能如艺术想象那样，无拘无缚，不受约束。柯林武德也认为，历史家的想象，是“一种经过训练的想像，其目的是为了寻求事实真相，而艺术家则是为想像而想像”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家作为历史家是受保护的，而历史家作为艺术家则是受压抑的。事实上，没有一个历史家可以确认自己完全地掌握了一个事实的真相。因此，当他试图作出一个历史陈述时，他就必须时刻警告自己，这是要以历史事实和合理推论为前提的，虽然他并不反复地用“据可靠资料证明”或“就我看来”等词句来限制自己的陈述。
在历史想象中，“历史事实”是它所依托的“固定点”。
这是历史家得以使用“想象力”，而不至于“天马行空”的第一要件。但是，如前所述，这种“历史事实”也绝不是现成的，而是假定的，它必须是能诉之于证据加以证明的东西。否则，历史想象的画面，也许具有美感，但却不是真实的图景。在党史学界，1920 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故事，就是一个例证。这一“历史想象”所依托的“固定点”，仅是没有参与此事的第三者——高一涵的陈述。1927 年 5 月 22 日，当时大革命正处于高潮中，在武汉举行的追悼南北死难烈士大会上，高一涵作《李大钊先生事略》的演讲，说陈独秀“返京后则化装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则计划组织共产党事”
。陈、李二人在赴天津途中所说的事，高一涵并不在场，他当时还远在日本，因此其陈述就只能是猜测或听人所说。在这次演讲后，高一涵可能也觉得上述说法似有不妥，于是第二天，他就在其撰写的有同样内容的《李大钊先生传略》中，把这句话删除了
。直到 1963 年，高一涵写作《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出险》和《回忆李大钊》这两篇文章时，也还是没有再提陈、李二人“计划组织共产党事”。只是因当时的演讲稿已经刊登于报端，所以为后世史家沿用至今。
由此可见，“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故事”，还未找到历史想象实在的“固定点”，所以它也仅仅是想象，而不是历史的想象。正如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指出：“像小说一样生动的高氏回忆多半只是道听途说的演绎，不足为凭。把他的回忆看作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自行酝酿建党的佐证，甚至据此断定中共的发起是‘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革命者独立自主进行的’，这样的主张显然有重新探讨的必要。”
历史想象的第二个要件是“合理推论”，它要求历史家用先验的知识，而不是由任意的幻想，来构造历史的想象。比如，在党史研究中，关于毛泽东的心理和性格就有过许多“历史想象”。其中有不少选择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的一段陈述，作为历史想象的“固定点”。这便是毛泽东对他 1918年在北京大学那一番经历的回忆：“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于是有人以此推论，毛泽东有“阴暗”心理，是一个报复心极强的人。因为他从这个“固定点”出发，然后再从 1949 年后的政治运动中，特别是毛泽东对胡适、梁漱溟等北大学人态度中找到一个个类似的“固定点”，这样一个想象的网络便在这些“固定点”间织就起来。事实上，毛泽东的回忆，并非必然指向其有“阴暗”的心理。这如同我们回忆多年前某次被人误解或轻视的经历，虽然念念不忘，但并不一定要找机会去报复那个误解或轻视我们的人。我们回忆它或许是想说确有其事，或许是要表明我们不是那样的人，有时甚至是为了抒发一种“成长”所带来的体验和感受。至于毛泽东后来对北大学人的态度，则更应当放入新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中观察，因为在新的意识形态构建中，胡适、梁漱溟为代表的旧知识分子是必然要被改造的对象。倘若我们再进一步思考，把当年斯诺关于毛泽东的另一番陈述——“质朴纯真”“喜欢憨笑”“孩子气的笑”，“他说的话是真诚、老实的”
，以及毛泽东 1949 年写给柳亚子的诗句——“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这些内容都考虑在内，就会发现关于毛泽东的这一“历史想象”，确有许多难以补救的漏洞。
总之，党史研究者需有“想象力”，但是一定要将这种“想象力”，限制在他所发现的“历史事实”上。他可以有深入而巧妙的推论，但必须时刻保持充分的自制力。至于那些先入为主，将事实强行纳入假想的境地，就更不能成其为历史想象了。比如，在《红楼梦》研究中曾有过“索隐派”，他们借助离奇的想象，抓住书中的只言片语或某一个人物、情节，跟清代史事相比附，测字猜谜式地从中“索”出所“隐”的人和事来。“文化大革命”中也有过“影射史学”，一些学者穿凿附会、随意立论，强行将历史人物置于一个预先设定的话语系统中，结果吕雉与江青，孔夫子与周恩来，秦始皇与毛泽东，全被划上了等号。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引以为戒的。
（责任编辑：朱喜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