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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雁门关以北地区
既是胡汉民族交融、中西文化交流之地；又是中原汉族针对胡族的军事防御要地，融合共赢的丝路精神、防御对抗的长城意识是该地域的两个历史特征。大同军是7世纪末至11世纪中叶，唐、后唐及辽朝在雁北设置的边防军镇。本书拟以大同军为视角，探究雁北社会的历史变迁，以及“多元一体”边疆社会的形成过程及特点，并对“多元一体”民族形成的相关理论进行检视和反思。相关学术史可分为两方面：唐至辽代雁北社会的研究；围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相关理论研究。
唐至辽代雁北社会研究。唐代的雁北地区是雁北历史上的沉寂期，雁北历史上所谓的“三代京华、两朝重镇”的辉煌历史，刚好把盛唐近三百年的历史抛在了一边。因此，相关研究较少，孙瑜的《唐代代北军人群体研究》是目前与该域相关的专门研究成果，该书以代北军人为研究对象，对这一群体的地缘、业缘、社会文化属性及其历史作用进行分析，建构了“代北军人”的概念，通过代北军人群体的变迁，间接地揭示了北方军事政治集团以及北方边地在王朝建构及嬗代中的作用。五代的雁北，因沙陀的历史表现成为研究的焦点，代表性成果是樊文礼的《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及《李克用评传》，前者创立了“代北集团”的概念，并对这一集团的形成、发展，及其在唐末五代政治军事史上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后者对沙陀三部落的领军人物——李克用的一生进行了总结和评价。辽代雁北的研究，大多以重熙以后的西京为核心展开。重熙十三年（1044年）前的相关研究，集中于两点——墓葬、佛寺。墓葬研究以考古学研究为主，成果相对较多，如：王银田《大同辽代壁画墓刍议》、曹彦玲《辽许从赟墓志略考》等。佛寺的研究多以华严寺、金河寺为主题，如：刘翔宇《大同华严寺及薄伽教藏殿建筑研究》、雷生霖《河北蔚县小五台山金河寺调查记》等。
“多元一体”相关理论研究。目前，相关理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为中心，可分四方面。其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该理论自费孝通先生提出后，不断丰富和完善，如：陈连开在中华民族统一认同的基础上，提出了民族认同意识的多层次论；金炳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的新论述初探》，主要从命运共同体、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等三方面，梳理了习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的新思想。其二，以华夷之辨为主题的儒家民族观。华夷之辨是儒家民族观的核心理念，它既强调区别，也重视认同，是历久弥新的话题，如：张志强《超越民族主义：“多元一体”的清代中国》，从民族融合的角度分析了清朝的模式不是“多元”而是“多元一体”，对“新清史”的“内亚史观”做出了回应，重申了“大一统”作为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地位。其三，人口流动与民族关系。该理论是社会史视野下民族关系的重要理论，如：马戎《中国人口跨地域流动及其对族际交往的影响》，就相关问题提出了看法和建议。其四，民族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的“边缘理论”。边缘视角是民族研究的新方法、新理论，如：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从人类学的角度提出了民族形成及认同的边缘理论。
总之，目前的相关研究，涉及民族及民族融合问题的不多；针对雁北地域的长时段研究较少。雁北地区自古即是胡汉交流与交融的重要孔道，唐、五代、辽代尤甚。本书拟以雁北地域为视野，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历史为主题，展开研究。
边疆学，历史时期中原王朝北部边疆的显著特点是长城意识与丝路精神的二元性交织，本书以此为切入点，对边疆社会的历史变迁展开研究，对于边疆历史书写范式的创新、边疆学的发展具有一定促进作用。
“多元一体”理论，本书从区域社会文化史的角度，针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形成过程展开研究，就“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而言，是基于区域视角的实践性检验，对于该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具有一定的方法论价值。
本书是唐至辽代，以民族的多元与融合为主题的雁北区域史，可作为地方史教学的教材。
通过对雁北地区“多元一体”历史过程的专门研究，可进一步明确雁北在民族融合及文化交流史上的历史地位，体现山西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促进地域文化及经济的发展。
本书是关于“多元一体”的边疆社会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实证研究，以唐至辽代（7世纪70年代末至11世纪中叶）的边疆——雁北地区为视野，研究内容分两个层次——雁北社会“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边疆视野下“多元一体”理论反思。
本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唐至辽代雁北社会的历史变迁，展示边疆地区“多元一体”社会中民族融合的自然历程，并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相关理论进行反思。
以大同军的历史沿革为横线；以边疆地区“长城”意识与“丝路”精神二元交织的特点为纵线，谋篇布局。大同军是唐代边防体制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节度使时期，设立于雁北地区的边地军镇。大同军始建于唐调露元年（679年），按照唐至辽代以民族关系为中心的政治军事发展脉络，其历史沿革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679—894年），唐中央控御下的北方边地军镇。大同军的经历分唐前、后两个时期，唐前期，调露元年（679年）十月，后突厥汗国开始复兴，自7世纪中叶唐平定东突厥以来，“三十年无戎马警”的北方边地烽烟又起，大同军先后作为天兵军、河东军节度下的军镇，参与讨伐契丹、后突厥的战争；安史之乱期间，作为安史叛军驻扎在雁北的劲旅，在历史上留下了叛乱的印记。唐后期，盗贼及藩镇叛乱从江淮一带兴起向全国蔓延，以沙陀为首的胡骑开始重写大同军的历史，平定庞勋、黄巢之乱；对抗河朔藩镇；清除吐谷浑、收复雁北，成为唐末一支多民族统一的武装力量。第二阶段（894—936年），沙陀控制下的边军。自乾宁元年（894年）李克用平灭赫连铎，收复云州以后，大同军即基本脱离了唐中央的控制，成为沙陀领导下的边军，在唐末五代的政治军事舞台上纵横驰骋，渐执唐末藩镇割据势力之牛耳，雄踞河东，与朱温在西起关中东至魏博长达一千公里的战线上展开厮杀，使李唐江山在晋汴争霸中走向灭亡。第三阶段（936—1044年），契丹统治下的边军。后唐清泰三年（936年）十一月，后唐之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以燕云十六州之地献与契丹，缔建后晋。大同军遂成为辽朝南边之节镇，在后晋、后汉、后周、北宋与辽朝的战争史上续写篇章。
此部分由三章构成，其中每一章的内容，根据边地社会“长城意识”及“丝路精神”的二重性分为两部分。第一章，唐朝的北疆（679—894年）。前两节，论述大同军的建立及大同军视野下的雁北历史。第三节，以雁北军人与东南地区的关系为例，揭示雁北社会流动而多元的人口结构特点。第四节，以佛寺为视角，展现雁北社会的佛教信仰形态。第五节，分别以大同军、朔州尚德府及横野军等军镇为切入点，探究雁北视域下的北疆生活面貌。第二章，沙陀的根据地（894—936年）。前两节，续写大同军的历史，分晋汴争霸背景下的大同军、后唐河东节度下的雁北藩镇等两点。第三节，通过大同军节度使的任用，探讨云州及雁北对于沙陀而言的重要性。后两节，分别以墓葬及两《五代史》所载史料为依据，再现晚唐五代雁北社会多民族共生的生活图景。第六节，主要依据方志所载，展示雁北地域有关沙陀的历史记忆。第三章，契丹的桥头堡（936—1044年）。前两节，叙述大同军的易帜及后晋至北宋以大同军为线索的南北战事。第三节，展现契丹统治下的雁北社会，分雁北的行政区划、吐谷浑部族迁徙所见雁北社会的多元与流动、释教的繁荣及节度使视角下仕宦阶层的生活等四点。第四节，以葬俗为视角，再现7世纪中叶以降至辽代前期，雁北社会的融合及变迁。
共分两章，第四章，华夷之辨场域下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第一节，以李克用为例，探究雁北胡人在他族认同及我族认同上的角色变换及矛盾心理。第二节，以沙陀三部落为对象，通过他们在族际认同及自我认同中的矛盾和变化，探究民族认同意识的层次性和多变性。第三节，从后唐清泰三年（936年），燕云十六州之地自后唐易主契丹之际，沙彦珣、吴峦、翟璋等军将的抉择，探究王朝嬗代背景下，汉人仕宦阶层的民族心理，以及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第五章，文化认同——民族融合的重要途径。第一节，通过晚唐五代康福以“烂兮”为“烂奚”的故事，探究文化认同的差异、歧视及其在民族融合中的作用。第二节，以相关墓志为主要史料依据，再现文化认同的自然过程。第三节，以石敬瑭家族为例，展开个案研究，探究婚姻视角下的文化认同与民族融合。
本书拟使用的研究方法有区域史、日常生活史、形象史、记忆史、实地调查、学科交叉、比较个案及文史互证等研究法，这些方法均是基于史料的特点而采用的。本书是将民族融合置于区域的研究，大部分史料是雁北地方性史料，以考古学为基础的墓葬壁画、出土器物所展现的大多是时人的日常生活场景。儒释道造像、碑刻等图像及文物，是开展形象史学研究的主要史料。
重点：地方性新史料的搜集。新史料是本书立足的根本，就其类别而言，主要指地方性的碑刻及考古史料的搜集。
难点：多学科知识的综合应用。本书是涉及历史学、军事学、考古学、文物及文物保护学、宗教学、艺术学等多门学科的交叉性研究，难点在于如何将多学科知识融会贯通地综合应用。
主要观点：其一，宗教信仰的认同是民族融合的重要途径。从唐至辽代，雁北地区佛教信仰繁荣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佛教信仰作为各民族共同的信仰认同，不仅在促进社会稳定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而且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民族融合的纽带。比如：唐末五代及辽代前期时期，雁北地区流行的骨灰葬俗，已很难说清是受佛教还是契丹、库莫奚葬俗的影响。其二，国家认同是民族认同的重要手段。就北族国家而言，其上层建筑是以对儒家文化的认同为基础建构的，其目的是通过文化认同达到国家认同，这一过程既符合马克思所提出的“野蛮的征服者，本身被他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的理论，客观上也是北族国家民族认同的重要手段。
创新之处：其一，学术思想创新——“土风”见融合。近代史家刘咸炘提出了“察势观风”之史观和范式，并在纵横两个维度上定义了时风和土风的概念，所谓土风即一定区域空间的风气、风俗。民族融合是长时段空间定位的历史现象，土风是民族融合的良好视角。如：晚唐五代至辽代前期，雁北地区墓葬出土器物中的一个常见现象——枭首塔式壶及塔式罐组合，即是民族融合的印证。因此，民族融合研究应以空间定位展开。其二，研究方法创新。本书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有三个特色及创新：第一，社会文化史角度的民族理论研究，将“多元一体”理论置于雁北这一特定区域之内进行检视和反思。第二，日常生活视角下的社会变迁，以墓葬及碑刻史料为主要依据，从日常生活中观察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第三，边疆历史的书写范式，抓住“长城”意识与“丝路”精神二元性交织这一边疆历史的特点，建构边疆历史，就边疆历史的书写范式而言，具有一定的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