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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研究政府信任危机问题，首先必须对国内外已有的研究资料进行精心梳理和总结，在借鉴和占有大量已有材料和实证调查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的研究规划。
西方学者对于政府信任问题的研究，无论是从时间广度，还是成果深度等方面，都是国内所无法比肩的。西方的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一系列经典著作里涉及对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问题阐述。英国著名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在全面系统地阐述宪政民主基本思想时，最早正式地提出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问题，但长期以来这个问题并没有没有成为一种专门性研究，得到广泛关注。直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适应西方社会形势发展的趋势，政府信任问题才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引起思想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且很快成为了研究显学。美国学者多伊奇和霍夫兰对处于囚徒困境中的人际信任和人际沟通过程中的信源可信度进行了研究，共同开创了社会心理学家研究信任问题的先河。70年代以后，信任问题才被西方社会理论家们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专题。
近几十年来，针对西方政府广为存在的财政赤字、绩效低下和信用危机问题。西方学者的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与研究。大体来说，西方学界对于政府信任的研究，主要有这样几种视角：
a、从公共行政学的角度研究政府信任问题。随着西方社会逐渐步入后工业社会，西方公共行政体制发展日趋成熟，西方国家政府理性官僚制的各种弊端逐渐被广大学者所关注。许多学者从政府行政范围、行政绩效、行政伦理和政府腐败等问题来分析政府信任的衰落，提出要以企业家的精神对政府进行改革，建立企业型政府。同时，从行政道德、行政责任的价值和道德层面讨论政府信任体系的构筑问题。比如，奥斯本和盖布勒的《改革政府》一书。企业型政府理论成为美国“重塑政府运动”的理论基础。
b、从社会学角度探讨政府信任问题。如科尔曼、福山等着重从信任与社会资本的角度对信任问题进行研究。卢曼、福山、吉登斯、什托姆普卡、罗森布鲁姆、赫梅尔、汤普森、古德塞尔等人在自己的著作中都对有关政府与公民的信任关系均作过较深入的研究。其中，社会学家卢曼较早的把信任分为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两个方面，其中制度信任主要指政府信任的问题。前者建立在人与人的熟悉度和感情联系基础上，后者则是一种惩戒或预防机制，用以降低社会交往的复杂性。显然，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属于制度信任的范畴。
c、从政治学角度研究政府信任问题。政治学家普特兰他的著作《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则进一步扩大社会资本的解释范围。这一书最大的贡献在于阐明了社会信任度、政府信用与市场经济、政治民主化进程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揭示出信任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深深植根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之中，有着深刻的社会制度烙印。伯纳德·巴伯在《信任一信任的逻辑和局限》一书中着重研究了政治领域中的信任问题，比如对政治体制和政府机构的信任问题，信任——不信任与民主政治的相互关系问题，并探讨了政府信任问题的社会和文化根源。约翰·邓恩认为，政治信任的存在是一切有生命力的政治体系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信任则是理解政治行为的核心，维护有利于人类繁荣的社会构架必须建立政府信任体系。亚当·B. 塞里格曼在《信任与公民社会》一文中，认为信任是个体交往、团体活动以至公民社会的前提基础，信任体现了把他人作为自主个体的自由的承认。1998年，美国乔治敦大学马克·E·沃伦教授编辑了一部论文集《民主与信任》，书中收录的一些文章主要阐述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问题。其中罗素·哈丁的《我们要信任政府吗？》一文，作者以“暗含的利益”为核心概念进行分析，展开了公众与政府信任关系的探究。随后在1999年，罗素·哈丁又写了另外一篇文章《信任政府》，继续对政府信任问题进行了研究。
d、从交叉学科的角度研究政府信任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呈现出相互交叉、相互渗透、高度综合的发展趋势。其中经济学理论及其研究路径与传统公共行政研究领域结合的尤为明显，具有代表性的是公共选择学派和制度经济学派。这为研究政府信任问题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1948年，英国经济学家邓肯·布莱克发表了《论集体决策原理》一文，开始将经济学理论引入到政治学研究的领域，产生了公共选择学派。公共选择作为一种对政治的看法，把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扩大应用于集体的或非市场的决策过程。公共选择学派把政治制度看作是一个普通的市场，即政治市场，并认为政治市场中的所有的人都是“经济人”。并首次将委托人——代理人的契约理论引入到政治领域，用于解释政府失灵以及政府和委托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其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制度经济学将传统经济学所忽视的制度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进一步将经济学分析方法引入到法学领域，运用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等解释经济发展的原因及其对政府行为影响，并通过合约的经济学理论来阐述信用问题，即从契约的视角看待信任和制度问题，从而为信任问题的研究拓宽了视野，对于研究政府信任提供了新的有益思路。1960年，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把信用看成一个节约交易成本的机制，运用经济学的效用视角对信任问题进行了分析。此外，罗尔斯的《正义论》、哈贝马斯的《交往与社会进化》、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等著作则从信任的环境要素视角对政府信任问题进行了分析探究。
目前，西方对政府公信力和政府信任问题的研究已经由定性向定量分析方法转化，并且开始探讨全世界范围的政府信任风险问题。其中最为出名的是用于评价政府信用等级的“标准——普尔”机制，就是对各国政府或地区的“信用风险”所做的评估机制。
西方对政府信任问题的研究成果斐然，这主要与西方社会的文化传统有主要关系，西方社会的民众在传统上对政府就是一种不信任态度有关。作为西方传统主流思潮的自由主义，其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公民不应该信任政府，并且要提防政府。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年—1776）就认为，西方应该设计一系列政治制度，以防备即使在流氓占领政府要职的情况下，制度的矫正机制也能够使流氓为公众的利益服务。这种看法和西方传统的人性假设有本质的联系，即任何人都有或者部分拥为自己个人利益滥用权力的动机，也就是说有损人利己的思想动机。西方社会强调制度化和法治化社会生活，强调在制度设计上对政府的监督制约和不信任，对于西方社会对政府信任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视角。
对于信任这个学术研究热点，国内学者曾一度忽视和遗漏。只是到了近几年，关于信任问题的研究才日渐活跃起来，论文、专著成果开始增多。
通过对近年来该领域研究资料的梳理，我基本上了解和掌握了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学者们大致是从学理和现实两个层面对相关问题展开探讨。从学理层面对政府信任的研究，大致有三个视角：
a.从历史的角度看政府信任，对政府信任危机问题进行事实性描述和经验总结。比如张康之《在历史的坐标中看信任——信任的三种历史类型》，郑也夫《信任：合作关系的建立与破坏》，程倩《习俗型政府信任关系的结构化分析》、《契约型政府信任关系的形成与意义》、《政府信任关系的研究路径与缘起》等。张康之对信任理论进行了全新的诠释和解读，根据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历史形态的基本特征以及人际的社会交往，提出将信任分为“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和“合作型信任”三种类型。
b.从结构功能理论，即系统理论的角度进行研究，把政府信任看成是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一种交互关系，民众把个人对未来的心理期望作为一种赌注押在政府身上，具体包括对政府公职人员、政府机构及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信任等。并且对政府信任的概念内涵、价值取向和客观现状进行概括界定，比如李砚忠《政府信任：一个值得关注的政治学问题》、程倩《政府信任关系：概念、现状与重构》、姜晓秋《公共管理视角下政府信任及其理论探究》等等。
香港中文大学李连江教授的“差序政府信任”的定义、差序政府信任的成因、差序政府信任的意义、差序政府信任的变化轨迹和差序政府信任的变化动因等方面做了详细研究。但从定量的角度看，李连江教授对通过数学模型来测量信任差仍在探索之中。
c.从交叉学科的角度进行研究，主要从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经济学的交叉融合进行研究。比如张康之的《寻找公共行政学的伦理视角》、戴木才的《政治文明的正当性》等。
从现实层面，对政府信任问题及其相关的环境要素进行探究，大致有三类。第一，从东西方比较视野看政府信任危机问题，比如蔡晶晶《当代西方政府信任危机透析》，王飞雪《信任的中、日、美比较研究》等。第二，单纯对我国政府信任现状的研究，比如史红民的《中国政府信任问题研究》，冯海林的《信任及中国信任危机的制度分析》，罗忠恒的《论信用政府与政府信用》，李丹亭的《论制度信任及政府在其中的作用》等。第三，从政府信任的环境要素进行分析，比如孙立平的《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柯红波的《地方党委、政府与公众的信任关系：现状与思考》、《改善地方党委、政府与公众的信任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等。
我国学术界对信任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研究进展很快。近年来，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一问题。对政府信任的研究，经常和政府公信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系在一起。在讨论个人信用、企业信用和社会诚信问题的同时，人们开始把关注的重点转向政府信任机制建设。但是对于作为整个社会信任体系基石的政府信任问题，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研究体系。无论是在研究深度，还是广度方面，学术界的重视显然不够，明显滞后于我国社会发展的实践需要。其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第一，对政府信任的概念和内涵的界定。普遍认为政府信任源于公众与政府之间委托——代理的契约关系，核心部分就是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政府对公众的信任，有的学者也认为政府信任是公民社会对政府信用的一种主观评价或价值判断，是民众对政府公共行政所产生的后果的一种心理反应，既包括民众对政府公信力和整体形象的认可，也体现民众为减少政府行政交易成本，提高行政效率，积极自愿对政府的配合。第二，对政府信任的功能和作用的研究。学者们偏重于这个领域的研究。一般认为政府信任机制是整个社会信任体系的基石，是依法行政，建设法治国家的前提，是政府权力合法性的来源。第三，对政府信任的现状和环境因素的探讨，人们研究的比较透彻，纷纷从政治腐败、行政垄断、政策不稳、信息传播以及历史传统的角度展开分析。具体而言，国内学术界对政府信任的概念内涵、功能作用以及政府信任危机的成因研究较多，而对政府信任的评价体系与评价模型研究较少，对如何提高政府信任的对策与途径阐述较多，而政府信任缺失的实证定量研究较少。总体上讲，定性研究较多，定量研究较少。
由于受社会发展和经济运行等因素的制约，国内对于政府信任问题的研究，局限于译介和转述西方的理论成果，研究内容和方法思路基本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范式，同国内的行政实践仍有很大差距，其理论缺乏针对性和现实操作性，创新性尤显不足，这表明本土化的话语系统尚未成熟建立，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但总体上讲，关于政府信任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表明我们社会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今天我们社会遇到的政府信任危机，并非仅仅存在于当今社会，类似事件同样大量存在于传统社会之中。不同的是，就像18世纪意大利思想家G. B. 维科所认为的那样，整个人类发展已经从“神的时代”和“英雄时代”进化到了“凡人时代”，进入了人类成年时期；从封建割据的区域性民族历史走入了存在广泛紧密联系的世界历史阶段，全球性的紧密联系已经成为了一个可经验的事实。任何脱离世界，封闭割据的区域性发展根本不再可能。“凡人的时代”，个体要求彰显自身的主体性价值，实现自我管理和自我权利的认知。个体对尊严和地位的要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紧迫，对传统的既定秩序产生怀疑与不信任是不可避免的。
以往的关于信任的研究，对人际信任、社会信任研究得比较多，关于政府信任研究较少，尤其是从危机理论视角研究政府信任危机的更少。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前的确存在范围不等的、程度不同的政府信任危机问题。无需讳疾忌医的是，在某些地区、某些部门之间的官民对立和对抗已经非常严重，比如贵州瓮安、湖北石首事件都是明证。因此，研究这样一个课题有着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正是面临的风险和危机，使我们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政府，政府要做什么”、“什么是发展，怎么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现实社会问题的思考。我想，这种怀疑精神和独立思考必将成为我们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契机，也成为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