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信任是建立社会秩序的基础，而政府信任则是社会信任体系中的最核心和最关键部分，整个社会信任信任体系都要依靠政府信任来推动和发展，并且政府信任对于政府合法性建设、政府执政能力的提高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非凡。但是，在当今世界范围内，所有的政府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信任度下降的普遍问题，而政府信任产生的危机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危害又甚大。因此，加强对政府信任危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其科学性、实用性都比较强。本节主要从选题背景和意义两个方面来阐述选择研究政府信任危机这个研究课题的根源，以及研究本问题所具有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政府信任危机问题的研究，其现实性和针对性都比较强，正是以下的各方面原因和宏观研究背景促使我展开对这个问题的探究。
我选择政府信任危机作为博士后出站报告研究主题，主要基于以下四个方面原因。首先，政府信任危机研究是我的博士论文研究主题。尽管自己以这个题目做了博士论文，并且顺利通过，但博士论文中的知识点过于零敲碎打，缺乏有机整合，很多问题没有深入研究透彻，既无新意而言，又缺乏创新和深度。为了理论结合实际，以现实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作为思考和研究对象，远离玄学清谈和抽象空洞，这是自己继续选择这个题目研究的主要原因。
在继续研究过程中，我读了很多最新的研究资料，结合当前中国的社会现状，强化了两个感觉，第一就是研究学问必须有前瞻性眼光和超前思维，纯学术必须与现实问题相结合，要力图解决社会发展的前沿热点和实际难题，不能仅仅做一些归类合并、加工改造前人思想的工作，不能仅仅研究一些自我陶醉空洞缥缈玄之又玄的词汇游戏。作为北大的一个博士后，应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而思考，选题必须紧密把握社会生活的发展脉搏，力求新颖。当今中国真正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一种格局之中，新生的事物方生未生，腐朽的旧的东西方死未死，一切处于一种变化巨大的风险格局之中。思想与学术必须为社会实践提供前进的动力，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巨大变迁，也要求我们以全新的视角着力思考中国社会的前途命运和发展方向等大是大非的问题，何种思想体系可以把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可以为下一轮的社会发展开辟一个全新的境界，这是引起我继续思考的一点。
再次，国内人文社科学术研究现状是驱使我研究这个问题另一个原因。目前，国内人文社科学术研究在弘扬传统文化和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等方面成果颇丰。但社科研究推广和转化的价值较低，对现实有指导意义的更少。许多社科学术成果的目的仅仅是局限于在刊物上发表，学术成果的社会影响力偏低，现实转化明显不足。这与构建和谐社会，发挥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社会效用的功能明显不适，也无法适应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究其原因，除了与自然科学类的科研成果可以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的特点不同，社科学术研究一般不直接作用于社会生产力，它对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一般是间接的之外。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社科学术研究者没有跟上社会形势和时代要求的变化，很多人都热衷于比较务虚清谈的纯理论课题，脱离社会现实和逃避具体问题，对社会现实关注较少，对社会发展状况研究不深、不透，难以有重点、有选择性地开展有针对性、前瞻性的科研，学术行文长、空、假，叙事大而无当、言之无物的空话和套话，却对解决实际问题和构造未来蓝图于事无补。这种不注重社会的现实需求的闭门造车式的主观臆断，导致学术科研成果的实用性和针对性大打折扣，其成果能直接指导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就很少了，最终成为文字游戏。很多社科学术研究仅仅限于制造拗口的新词汇去吸引眼球，能够做到国情与世情相联系，理论与现实相结合，具体地找到实现自己学术价值的途径、方式的学术研究少之又少。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纸上谈兵，墙上画饼，理论与现实脱节的问题。缺乏现实的实际操作性，没有推动自己理论前行的发展动力，最后只能仅供自我满足陶醉而已。很多理论就像电视中的走秀一样昙花一现，明明是社会最缺乏的一种理念，却仅仅成为了学院派层面沙龙式的讨论，在现实层面根本得不到落实和贯彻。根源就在于理论缺乏一种实施的动力机制，也就是社会没有给它提供一种实现的舞台。所以，我一直在思考，要摒弃清谈玄学，研究一个具体而实际的理论问题，并且寻找到能够与这种理论发展相结合的动力机制问题。
最后，研究政府信任这个题目与我个人工作经历有关。大学毕业之后，我考取了政府招考的“选调生”，用以充实基层的公务员。在最基层的乡镇和村委一工作就是六年，亲身经历了社会底层围绕政府部门而产生的林林总总的各种事情。置身之中，作为政府一名公务员，耳濡目染，道听途说，惯于站在政府的角度和立场，维护政府和政府官员，无暇深思政府各种问题以及运行机制，对很多问题充满困惑和不解。现在能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来思索这些问题，使自己能够回过头来反思曾经使自己深深困惑的与政府有关的各种问题。所以，这四个基本原因使我选择了政府信任危机问题作为研究对象。
本文对政府信任危机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放在纵向的人类历史和横向的社会形态比较视域之中，从研究的宏观背景加以说明。
首先，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能缺少信任。自从有人类以来，信任就一直伴随人类成长。从一定意义上讲，人类社会的成长就是一部信任成长的历史。但直到人类的近代历史以来，才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信任”。对于信任的研究，已经超越了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范围，成为了一个交叉的跨学科研究课题。如果没有信任，日常生活中的最基本的活动也将无法进行。有限的个人能力无法完成所有必要的工作，必须与外部进行合作，这个外部可能是人，也可能是机械设备，这个时候信任就能充当令人满意的社会协调手段。一个具有牢固信任关系的社会，能够以最少的社会管理成本获得更多的自由，能够应付更多的意外的突发事件。
其次，在整个社会信任系统当中，失去政府信任，社会系统无法正常运行。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个民心从本质上讲的就是一种政府信任。取信于民，获得民众的支持与理解，指的也是政府要取得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反过来，哀莫大于心死，民众如果对一个国家彻底失去了希望和信任，则是可怕的，这个国家面临的将是沉沦和衰亡。一个社会共同体的各个有机组成部分，需要彼此依赖双方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奉献以及相互之间的忠诚度，社会的运作才能正常进行。
民众与政府作为社会有机体的最基本组成部分，如果双方缺乏信任感，持续陷入这种状态，无疑会增加社会运行成本。政府信任危机起之初是公民怀疑敌视、不信任政府，随着危机的发展，由对政府的一般积怨不满转变为对整个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的质疑否定，由自发简单的发泄不满转变为自觉的抵制抗争，直至到武装暴力革命，矛头最终指向现存的整个国家机器。而信任是很脆弱的，一旦打破，很难恢复，民众如果对政府失去信任，自我保护、怀疑的情绪就会产生，这种对抗性关系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民众对政府的信心的丧失以及对社会的奉献精神的消失，绝望的情绪最终会造成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危及政府的执政地位和统治。
再次，在全球风险社会之中，政府信任对应对各种危机的作用日益凸显。信任与风险是紧密相连的，信任在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风险，如果不合理的信任外界，就会带来很大的风险。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一个不同于传统社会的风险社会，不确定性、不可控制性和不可计算性是现代风险社会的最大特征，这一方面导致了社会信任的不断下降，另一方面也引起人们对政府能力的广泛质疑。政府信任危机产生于风险社会，无疑具有不可控制性、不可预测性和不可计算性这些鲜明特征。正确的政府信任，可以减少公众与政府之间的猜疑和摩擦，降低社会运行成本，削弱社会离心力，增强民族凝聚力，有利于构建一个和谐稳定繁荣的社会，而不正确的政府信任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政府信任危机的产生。
在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全球风险社会体系中，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世界各国变成一个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无论是社会内部合作，还是不同社会之间的协作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迫切，同时对信任的需求也比以往任何时候增加了，全世界内在的要求建立相互信任合作的国际互信机制。这就要求每一个社会必须首先建设好自己社会内部的信任机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庞大的国家来说，所面临的风险远超西方发达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种种超越预期的不可控制性、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更容易从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酿成巨大的灾难，信任危机就是诸多风险中最严重也最具有威胁性的一种风险。在现代风险社会体制中，政府信任危机比起各种自然灾害、骚乱、恐怖主义和战争引起的危机而言，更具有杀伤力和颠覆性。如果政府信任程度较高，无论是自然灾害危机、骚乱、恐怖袭击危机，还是战争危机，政府都能迅速整合和动员社会民众，形成巨大凝聚力，以最小的代价最终战胜各种危机和困难。反过来，如果政府信任程度较低，公民与政府之间矛盾对立，危机重重，在处理各种自然危机和社会危机时，民众表现冷漠，缺乏参与力，甚至站到对立面的立场上幸灾乐祸。那么政府治理就会付出巨大的代价，面临失败，直至恶化为执政政府解体，政党政权退出历史舞台。政府信任作为社会信任体系的基础，它的优劣也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体系建设的成败。因此，拥有和保持良好的政府信任关系至关重要。但是，目前世界各国政府都面临着程度不同的信任危机，处在转型时期的我国政府也不例外。在此情况下，建立高信任度的政府信任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同时也是中国各级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
最后，资本主义社会应对政府信任危机挑战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经验。资本主义从产生到现代，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内部，还是资本主义以外，对其反思怀疑和批评谴责的声音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资本主义即将堕落、灭亡、崩溃的声音此起彼伏，不绝于耳。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这部纲领性文件中宣布“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即“两个必然”理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列宁也曾经论述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宣布资本主义的丧钟即将敲响。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却并未像马克思、列宁所预言的那样走向衰亡，反而克服了重重危机，表现出相当强的生命力。当历史迈向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社会主义面临的严峻挑战，社会主义国家从原来的16个锐减为5个，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资本主义反而在各种怀疑批判中得到了稳步的发展，在经济、科技等诸方面仍具有绝对优势，其背后的根源不能不引人深思。
从一定角度讲，正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弊端的无情揭露批判和资本主义学者对资本主义的强烈谴责，使得资本主义政府和民众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的不足和缺陷，才能在不断的局部和改良调整之中完善自身，才会有今天这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局面。对资本主义而言，批判和揭露反而成为一种清醒客观认识自身的危机意识，进而转化成为一股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对于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基本都是由封建专制的社会形态进化而来，威权政治体制的历史传统影响深远，怀疑批判社会主义的意识非常微弱，远远不像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学者反思批判资本主义那样声势强大，形成一股社会思潮和社会力量。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却经受住了来自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批判和压力，在各种危机之中发展壮大。
没有自我批判和自我纠错能力的社会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怀疑和不信任正是社会自我反思和修正错误的一个思想舆论前提。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体系之所以垮台，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害怕人民独立思考，不允许人们去怀疑和发言，只允许绝对地服从、拥护和效忠，时间一长，人心离散，失去了自我修正的能力。本文通过研究作为一种风险意识和发展动力的政府信任危机问题，试图探讨社会主义纠错机制和发展动力的问题。作为一种危机的政府信任，如果处置得当，反而会成为我们审视现存不足和弊端，及时纠正错误的大好机遇。政府信任危机作为一种文化的软实力，作为新的挑战，最终会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新动力。
把政府信任作为一种危机来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学术价值，无论对于抽象层面的学理分析，还是对于正在进行的政府执政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本问题的研究，对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号召全党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放到一个突出位置，这是一个具有时代性、战略性的重大决策。我们党所主张建设的和谐社会，是一个全面系统的目标，是和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同等重要的目标，绝不是单纯的GDP增长。市场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是人们对现状不满、怨言和牢骚的一个主要原因。政府信任作为促进社会和谐的一个内生性条件，对于探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统筹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协调发展，对于消除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误解与对抗，促进二者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进行社会整合、保持政治秩序和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繁荣，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次，本问题的研究，对于探讨和研究全社会信任机制的建立，具有主导意义。政府信任作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一种良性互动关系，在一个社会的信任系统中处于核心地位，占据主导位置，是塑造各种社会信任机制的最重要因素之一。随着我国市场化推进引起的社会结构转型，导致利益诉求多元化，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以及我国传统社会信任机制的结构、功能和演化发生变化。保持高信任度的政府信任，对于改善人际信任、社会角色信任和市场信任，加深普遍信任和制度信任，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最后，本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增进群众与政府的血肉联系，对于研究新形势下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事业和建设过程中的经验总结，是党的根本路线，是处理和对待党和群众关系问题的根本态度和领导方法，是我们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我们党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的重要源泉，这是由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所决定的。历史经验证明：党离不开群众，群众也离不开党。什么时候党群关系密切，党的群众路线执行得好，党的事业就发展顺利；什么时候党群关系受损，党的群众路线执行得不好，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政府信任危机的主要矛盾范畴是政府和群众之间的关系范畴，化解和消减政府与群众之间存在的信任危机，有利于在新形势下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使党群关系更加融合，为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理论增添新的时代内容。
首先，本问题的研究，对于增强民众对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认同，提高党和政府的形象与公信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推进政府高绩效水平运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政府信任在本质上是一个人心所向的问题，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认可，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相互关系的心理基础，关系到政府乃至整个政治体制的前途命运。作为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一种良性互动关系，政府信任是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是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经历着从计划经济向自市场经济，从依附性传统社会向独立性现代社会过渡的巨大变迁。在这个过程中，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和社会关系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和调整。由于制度缺失、吏治腐败和公平正义缺乏等问题，导致各种社会危机和社会冲突不断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民众对政权的合法性认同。合法性认同与政府信任两者相互依赖，相互促进。通过对政府信任危机的研究，化解和消减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矛盾，改良社会风气，消弭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广泛存在的怀疑与猜忌，解决党群、干群、警群的对立，可以加深公民对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认同，从而增强我国政府的凝聚力、向心力、亲和力。
其次，本问题的研究，对于正在进行的市场经济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任机制是社会经济繁荣和稳定的社会心理基础。现代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社会运行方式，它最本质的制度特征是经济关系的契约化。契约作为一种制度文明，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等经济交往关系的最基本社会形式，是其余各种社会关系存在的前提基础，也是人的内在价值尺度和行为准则的表现。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契约文明，比其他任何经济形式都更加需要信任作为自己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和基础。因为任何契约的履行都必须建立在签约双方互相信任的基础之上，而缺少了信任，再好的契约也只是一张废纸。所以市场要正常、健康的发展，必须确立一个正常健康的信任机制。我国的市场经济模式仍然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框架，政府用行政权力调动社会资源，以行政权力统辖或干预货币交换的经济过程，深度介入微观经济领域和竞争过程，以实现政府的增长目标。作为市场经济最大的参与主体，作为没有可靠监督制约机制和控制一切社会资源的“无限政府”，正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引起政府信任危机的总根源。而政府信任作为市场经济的润滑剂，其信任度的高低对经济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通过研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政府信任危机问题，可以有效推进市场经济的建设进程，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
最后，本问题的研究，对于建设高绩效政府，降低政府行政成本和社会运行成本，实现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具有一定实践意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行政成本问题日益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降低行政成本已成为全球行政改革的一个主要推动力量。我国作为全世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政府行政运行成本居高不下，行政效率低下。对于这种现象，民众多有怨言。同时也是政府缺乏民众信任，产生政府与民众之间矛盾的一个根源。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益分化，使“仇富、仇官、仇不公”情绪在各种社会群体中广为积蓄，使得社会冲突在烈度和强度上不断上升、加剧，在局部地区存在引发社会震荡并产生社会风险的危险。由于民众对政府部门处理问题的公平性和能力产生怀疑，不信任感日趋强烈，采用非理性、非制度化手段群体抗争的现象日趋增多。政府产生的一个最初理念就是要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使社会保持效率化、制度化运行。政府为解决上述复杂问题，不得不花费更多的人、财、物和精力，间接加大了政府行政成本和整个社会的运行代价。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信任的经济意义在于它能够降低市场双方的交易成本，促进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因此，信任作为一种减少社会运行代价的机制，政府与民众之间是否相互信任以及相互信任程度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政府行政效率的高低，对于建设高效、廉价政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对于政府信任危机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重建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构造新型服务政府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可以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提供一种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