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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不仅受假冒伪劣食品、药品的毒害，而且受冒充为人民公仆的政府官员一些伪劣分子伤害。市场经济中假冒伪劣泛滥成灾的根源不仅在于商人不讲诚信、见利忘义，丧失道德底线，更在于政府官员尸位素餐，不去认真监管市场，严格排查企业行为。更重要的是政府官员的升迁提拔不受选民制衡和授权，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使他们去漠视和看轻那些被自己口头上奉为神灵和上帝，而行动上屡被忽悠和欺骗的人民群众，更深的根源在于大量官员本身就是假冒伪劣分子，本身没有悬壶济世舍身为民的侠义心肠，却偏偏爱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子，更加更加重要的根源在于制度建设的错位，使得好人变成了坏人，坏人司法查处的几率很少，腐败的成本很低收益巨大，因而造成了当前指望生产者自律不靠谱，期望监管部门把好关也不靠谱；谣言好像真相、真相看似谣言，谣言和真相混在一起无法区别的现状。
没有最坏，没有最黑，只有更坏、更黑，中国消费者对食品药品领域的信心降至极低。从2008年的三鹿奶粉、结石婴儿到国家部委害怕激素、瘦肉精而自己在北京区县租地种菜养猪，再到“2012，皮鞋很忙”。毒果冻、毒老酸奶疑云未散，用破皮鞋做成工业用明胶用在了药用胶囊上的毒胶囊风波又起。紧接着，2012年6月7日开始，一则消息在微博上疯传：“今年吃杨梅要小心，现在余姚、慈溪等地的梅农已经开始给杨梅树喷洒膨大剂，只留几棵不喷给自己吃，希望媒体予以曝光，让梅农手下留情。”山东烟台红富士主产区的当地果农多年来一直用装满退菌特和福美胂的药物袋子包裹幼果直到成熟的“药袋苹果”又被媒体曝光。针对一次次的黑心食品和药品，每一次企业危机公关后，政府部门、官员以及媒体舆论都会从稳定大局出发，出台辟谣都是大事化小、息事宁人，为维护一个企业的生存，一个地区的声誉而去搪塞掩盖，尽量把问题说的很小，官商勾结袒护，从而使消费者一步步受到伤害和愚弄，对商人失去信心的同时，对政府部门也是失望透顶，作奸犯科者逍遥法外，正直善良者蒙受损失，赏罚不明，法纪松弛，成为中国社会信任崩溃的根源。
而在一个社会的信任系统中，政府信任处于核心地位，对于缓解社会矛盾，消除社会对立，减少社会交往成本，简化社会复杂机制和协调各种利益纠纷起决定作用。如果政府信任产生危机，最终必将损害整个社会信任机制，引发大规模的秩序混乱，危及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从全球范围来看，在各种社会现实问题上，当今几乎所有的政府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各国政府的信任度和公信力下降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政府所面临的信任困境已经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由于传统文化心理和现实社会治理方式的制约，政府在应对和处理各种社会事务中的不当行为，以及公民日益高涨的权利意识，难免引发公众对政府的普遍质疑与不信任，使政府面临一定程度的信任危机。
在社会的各种矛盾范畴之中，政府与民众的两者关系成为首要的矛盾范畴，同时也是处理好其他社会矛盾的关键因素。解决政府信任危机，主要是要化解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和对立问题。民众的支持和信任是一个政权合法存在的前提基础，也是任何政体正常运转的重要保障。政府只有赢得社会、赢得公众的信任，才有可能去构建一个繁荣稳定、永久和平的和谐社会。中国现在正处于改革开放和社会转轨的关键时期，体制与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使得各种社会矛盾尤为尖锐突出。无论是在一些地方存在的比较对立的警民关系，还是比较紧张的干群关系、党群关系，其实都是政府——民众这对矛盾范畴的缩影。近年来，因为拆迁、占地和企业改制、转产引发的维权抗争和社会泄愤事件不断发生，一些省市出现了学校罢课、出租车罢运等事件。比如贵州瓮安、湖北石首等地出现的社会冲突和抗议正是政府缺乏民众信任，民众暴力抗争的一种典型表现。由于公民不信任政府，或者政府的信任度太低，因而对政府丧失信心，导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社会冲突和对抗不再通过政府采取行政或者法律等正常合法程序解决问题，而是直接诉诸街头抗争、非法暴力等手段，其后果与危害性变得更加难以预测和不可控制，对社会稳定与发展造成极大风险。显然，这种政府信任危机的背后是一种民怨和集体愤怒的长期积累，这种民愤如果不能及时得到化解，就必然演变成为集体泄愤和骚乱的动力，必将对社会秩序和既有稳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俗话说“足寒伤身，民怨伤国”
，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政府信任危机问题，虽然非常敏感，但已经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如果讳疾忌医，为了树立部门纯而又纯的正面积极形象，为了追求所谓为官一任的平稳政绩，而不正视这种客观存在，对已经存在的政府信任危机视而不见，采取遮遮掩掩、粉饰太平的逃避态度，或者推卸责任，掩饰扭曲事实真相，无异于掩耳盗铃，不仅不利于解决矛盾，反而会加剧问题的尖锐性，积累社会动荡和爆发的能量，最终弄得不可收拾。西方国家自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在西方民主制度的制约之下，执政党或者政府因为贪污浪费、滥权丑闻，或者应对经济社会危机不力等事件，致使议会或者公民进行不信任投票，通过不信任案，最终导致无视民意的内阁、政府解体垮台的事件屡见不鲜。这些事件的最终根源都是因为政府违背了民意，失去了民心，丢失了民众的信任与支持。然而当代中国政府仍然扮演着一种“标准化”的全能政府角色，其行政权力对经济社会微观领域的治理日益深入和精细，很多行政官员错误地认为公权力可以无限扩张，行政能力与政府管理是万能的，可以包揽一切，完成对社会所有领域的治理。由于中国特殊的官僚体制和国情限制，还不可能像西方社会那样，展开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投票，或者人大对政府的信任投票问题。尽管没有所谓的信任投票来证实这种危机的存在，但政府与民众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信任关系，却是客观存在的。在政府“万能主义”的幻觉之中，如何应对政府信任危机，对于中国政府而言，还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和挑战。
历史经验证明，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革别人的命易，革自己的命难。要解决客观存在的政府信任危机，就必须有勇气将这个问题去除敏感化，去除政治化。将其视为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条件下的一种常规性话语诉求，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进行研究，从而才能真正认识到政府信任危机的特点和规律，以便建立有效的机制，通过制度创新来容纳、规范和化解信任危机。才能赢得化解矛盾的主动权、获得公众的认可。而不能一涉及敏感话题或者反对意见，就紧张的头脑发热，马上联想到“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并且上纲上线，把一般性事件“泛政治化”，盲目上升到“政治高度”，把之列为禁区，采取“扣帽子、抓辫子、打棍子”的做法，主观武断地定性为破坏了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并且利用公权力的大棒和专政手段进行打压。《国语·周语上》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邓小平同志也曾说：“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因此，一些复杂的社会问题虽然敏感，但相关的学术探讨与研究却不可缺少与滞后。只有这样，学术研究才可以为社会发展提供前瞻性的理论储备与支撑。并且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宽松社会环境中，经过激烈的思想交锋和自由辩论，很多问题会越辩越明，由模糊变得清晰。
世界五大公关公司之一爱德曼以其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闻名业内，2005年，爱德曼公司发布年度信任度（Trust Barometer）调查报告，信任度调查表明中国人对政府信任度最高，这是爱德曼连续第6年发布的最新信任度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对政府信任度最高。
肇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成为导致全球百年不遇的金融风暴，甚至刚被联合国宣布为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冰岛在这场危机中竟然被迫宣布国家破产。在世界各国为对抗这场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而焦头烂额之时，中国较快扭转了经济下滑的局面，率先实现了国民经济总体回升向好，中国经济已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些数据为我们研究当代中国政府信任危机问题提供了乐观的素材。
2011年爱德曼公司又发布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政府以88％的信任度排名全球第一，比上一年74％提高了14个百分点。与爱德曼公司的乐观数据相悖逆的是，针对以上敏感消息，国内各大门户网站基本都关闭了对该消息的评论功能，禁止网民评论。报纸报道与民众内心感受毫不吻合，想去甚远，这种现象不得不让人深思。
古语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只有拥有高信任度的政府信任，不拘泥于空泛谈论所谓的大而化之、空洞无物的宏观主义长篇叙事，而多解决一些社会的实际细微的民生问题，人们才能拥有战胜各种困难和挫折的信心，政府与民众之间才能拥有良好的信任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