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信任不单纯是一个简单的道德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社会与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而当今社会，信任资源急剧匮乏，怀疑和警惕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吃要警惕：地沟油、毒大米、假鸡蛋、毒胶囊、药水泡大的豆芽、避孕药喂肥的王八、洗衣粉炸出的油条；喝要警惕：假酒、假饮料，以及类似被央视宣传有1100道检测程序的三聚氰胺牛奶，住要防止楼脆脆，家家都安防盗门，都装防盗网；不敢让小孩自己上下学，学校门口有警察维持治安；行要提防推销的、碰瓷的、钓鱼执法的以及高官富豪的宝马奔驰。我们的衣食住行没有一样没有问题，乃至对政府公布的信息和政策除了不信，还是不信。有时越是被官方或专家澄清的事件，越遭遇网民的质疑。加之先富先贵者和各行业精英用脚投票做了表率，都闹着转移资产移民海外，彰显了对这个社会的不信任程度。普遍存在的疑虑已经成为社会的精神疾病，假的不信，真的也不信。正如2011年1月18日《国际先驱导报》的一篇文章所言，不相信情绪渗透国人生活，中国人已经进入了“什么都不信”的时代。尽管曾经对一切都充满信任，对领袖、对革命、对资本主义的必将灭亡和共产主义的光明未来……但现在却似乎什么都不信——不相信地方政府的表态，不相信媒体的报道，不相信身边的人——尤其对“政府说什么都加以怀疑，这已经成为多数人的习惯”。也如郑永年在《不信任砌成中国墙》一文中说，中国没有“柏林墙”，但由高强度的“不信任”砌成的“墙”却存在于社会各个群体和各个角色之间，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在穷人和富人之间……不一而足。此类不信任现象的背后凸显社会群体的对立情绪，有的官员死了，百姓欢呼一片；有的医生死了，患者欢呼一片；有的城管，警察死了，底层人们欢呼一片；有钱人死了，穷人欢呼一片……本来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收红包竟成惯例，面对医患纠纷，镇江第一人民医院急诊中心医生、护士竟戴头盔配警棍上班！而近日黑龙江孕妇为夫猎艳杀人案、陕西富平医生贩卖婴儿案件、北京河南警察当街摔婴等恶性案件更使人性尽失信任皆无。此类现象不得不让人汗颜，让执政者警醒。

信任是人与人交往合作的基础。无论人际关系还是官民关系，没有信任就会只剩下彼此哄骗，哄来哄去的结果就如严复所说“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作于伪，终于无耻”。在经济的迅猛发展中，权力阶层的民主架构与制度监管仍然落后。针对集权的传统弊端，制度性监督与限权远远不足，这导致社会信任的基础缺失。正如“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所讲“民主恐惧症是特权势力的病灶”，权力与市场滋生的权贵资本主义则是社会信任稀缺的总根源。而在各种社会信任体系中，政府信任往往能发挥导向标和稳定器的作用，它建立在公众对政府的合理期待以及政府回应基础之上，是每个政府维系自身存在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软实力与精神支撑力，不可或缺，而政府信任良性健康的发展不是凭空生成的，而是需要在应对信任危机和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和一点点地反思和总结。专制政体因为经不起推敲和思考，所以只允许信仰，而不允许质疑；而随着公民社会的逐步形成和批判型公民意识的养成，政府信任作为社会进步和公民意识觉醒的一种表现，成为民主体制发展的产物，其怀疑精神和不信任必将成为修复、矫正政府弊端和社会进步新的动力。处于社会转轨中的中国政府，要使政府与民众之间保持高信任度的关系，实现社会经济的平稳高速发展，必须积极调整心态，勇于迎接政府信任危机带来的各种挑战和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