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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上任后，就签署了总统令冻结奥巴马任期最后一周实施的规章，推翻了他在医疗保健、移民和其他领域的政策，宣布退出TPP。白宫网站也刊发了以“美国优先”为基础的内外政策。
在外交政策上，特朗普政府关注美国利益及美国国家安全。通过实力获取和平是其外交政策的中心，这一原则将“使稳定、更加和平与更少冲突及更多共同点的世界成为可能”。打败“伊斯兰国”及其他极端伊斯兰恐怖组织将是特朗普政府的首要优先外交政策，并推行以美国利益为基础的外交政策。
在贸易政策上，特朗普政府将美国工人及美国经济放在第一位，认为只有强硬的、公平的国际贸易协定才能推动美国的经济增长，才能使数百万工作岗位回归美国，才能“复兴深受灾难的美国社会”。美国政府严厉打击那些违反贸易协定、伤害美国工人的国家。特朗普指示商务部部长列出所有贸易违规行为，并动用联邦政府所有可利用的工具来结束这些违规行为。这一贸易战略已从撤出TPP及确保每个新贸易协定符合美国工人利益开始。特朗普将重新磋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如果我们的伙伴拒绝重新谈判”，他将示意撤出NAFTA。特朗普坚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夺走了（美国的）就业岗位，主张就该协定重新进行交涉。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废除了北美圈的关税，成为自由贸易协定的范本。数据显示，在协定生效前的1993年，墨西哥的汽车产量为105万辆，而到2015年增至340万辆，其中八成向美国等出口。如果特朗普新一届政府重新修订NAFTA，不仅对墨西哥经济的打击会非常大，对加拿大的影响也比较大。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额每天高达18亿美元。两国以农产品和矿工业产品为中心，相互之间都是对方最大的出口国。美国印第安纳州鲍尔州立大学经济系教授迈克尔·希克斯（Michael Hicks）指出，美国开利公司在美国的平均工人成本约每小时30美元，在墨西哥则是每小时3美元，特朗普与开利达成的协议并不会解决美国制造业长期面对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科技与自动化提高了生产力和产量，但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却持续减少。在市场人士看来，这类民粹主义色彩浓烈的政策不仅不会治疗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弊病，反而会加重这些弊病，恰如1930年美国总统胡佛签署成为法律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试图以高关税壁垒保护美国市场，但被后来许多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视为导致美国和全球经济大萧条恶化的主要原因。2017年3月中旬，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及央行行长首次会议发布了一个尴尬的公告，删除了2016年G20会议上提出的“反对任何形式保护主义”的表述。美国对与欧盟谈判自由贸易协定的想法依然没有意见。目前美国的优先事项是英美自由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日本的双边贸易协定，以及WTO改革。
在就业与增长政策上，为使美国经济回到正轨，特朗普已制定了未来10年创造2500万个新工作并使美国经济回到4%增长率的大胆计划。该计划以促增长的税收改革为出发点。特朗普已签署法令降低个人所得税、简化税收法、减少企业税等。为保护中小企业等带来的工作岗位，特朗普已建议暂停一些新联邦法规，并让联邦政府机构与部门负责人详细列出并撤销那些扼杀工作岗位的法律法规。将重新磋商现存贸易协定并对未来协定采取强硬立场，将确保贸易协定能为美国带来好的工作机会及支持其经济支柱——美国制造业。
“美国优先”经济政策的核心是“逆全球化”，在特朗普的叙述中，自由贸易让其他国家变得富裕，但剥夺了美国的财富、实力及自信。在这一过程中，“其他国家的破坏性力量”生产美国的产品、偷走美国的公司，并毁掉美国的工作机会。在他看来，似乎唯一“让美国重新强大起来”的方法，就是孤立主义及贸易保护主义。“保护主义会（给美国）带来繁荣与实力”，他宣称。他给出的解决方案很简单：“购买美国产品，雇用美国工人。”贸易保护主义能否让美国重新强大，还需要时间来验证。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随着贸易保护主义从候任总统的妄言变成新就职总统的行动，它会给全球带来混乱。以“美国优先”的全球利益再分配政策——无论是就业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能源政策，以及外交政策无不与所谓的纠偏“全球化轨道”为出发点，重构全球秩序与格局。特朗普对“全球化”的“怨恨”和“愤怒”，预示着全球层面将由此引发一场经济结构的再造，也意味着全球将不得不面对以强硬的保护主义和资源要素流动壁垒为特征的逆全球化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