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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科技进步、生产力发展，助推了各国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往来，使得全球化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在经济、政治方面，国家之间显现出相互依存的共生局面。但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将加剧各国内部利益结构的不平衡性。财富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造成社会财富再分配更加困难，特别是发达国家国内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现象有增无减，精英政治和草根政治严重对立。各国政客为了获得选票不得不迁就草根政治的反全球化倾向；政府为了维护国内统治基础，也不得不在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轨道上后退，甚至换轨、脱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频频抬头；美国等西方国家有回归“政治现实主义”处理“新现实政治经济”趋向，有“南辕北辙”之嫌。
逆全球化自经济全球化以来就相伴相生，是矛盾的统一体，只是在不同阶段，逆全球化的表现程度有差异。2008年，以美国为震源的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范围内又刮起了一股“灰色贸易保护主义”旋风，并形成了一种反全球化的政策思潮。自当年秋天开始，印度、俄罗斯、欧盟、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相继推出各具特色的保护政策，“反全球化”迹象暗流涌动。
2007年7月的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以来，世界金融市场一直动荡不安，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不断持续，导致发达经济体陷入低迷和衰退。全球产业结构进入了深度调整期，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发达国家增长乏力，经济增长速度不断回落；世界工业生产收缩，制造业处于下行期，原先具有全球产业竞争优势的工业化国家普遍出现了结构性失衡，新兴经济体加剧了全球工业竞争，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发展速度有所下滑；世界资本流动减速，金融资产增长缓慢，发达经济体对外投资一蹶不振，原先专注于资本输出的国家开始将目光转向国内，使全球资本跨境流动大幅下挫，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资本市场动荡加剧，投资回报率普遍下降；经济增长的疲软严重拖累世界贸易的增长，世界贸易持续低迷，出口形势急剧恶化，世界商品与服务贸易的出口正在经历深度调整。波士顿咨询公司一份报告显示，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增速迅速从8%的年均复合增长率降低至0.2%。而作为衡量全球化的一项重要指标，全球贸易总额与GDP的比重，更是自2008年达历史顶峰后的过去7年内，降幅达到了13.6%。该报告指出，部分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持续高涨。2008年至2016年，全球共推出了2978项贸易限制措施，截至2016年10月，仅废止740项。
2016年以来，英国脱欧、欧洲民粹主义抬头、特朗普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德国十万人示威反对《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这些事件背后也映射出全球政治和经济体系很有可能告别过去几十年的大格局。受世界贸易增长缓慢及贸易保护主义兴起等欧美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影响，“逆全球化”潮流更是不断涌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挑战，整个全球政治经济版图的重构也开始蓄势。
近几十年来，经济全球化通过释放市场的力量，推动了全球生产体系的兴起，促进了全球贸易与生产的蓬勃发展。经济全球化在带来繁荣和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贫困、冲突、分配不公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全球化导致重要的结构性变化，这些转变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影响并不相同，那些认为在全球化过程中导致“利益分配”不均，特别是所谓的“受益群体”与“受损群体”之间的矛盾是全球化逆转的重要推动力。在一些发达经济体和成熟的工业化国家眼中，发达经济体内部逐渐失去竞争优势的产业不断向国外转移，造成本国产业空心化趋势。这些都使得以传统农业和传统制造业为代表的“旧经济部门”利益受损，部门内出现利润下滑和失业率增加。例如，在美国一位名叫Stephan Edwards的两次失业的美国工人说：“唯一从全球化中获益的人是第三世界的苦工们，以及美国的富人和政客们……当然，物价更低了，但这对那些眼看着自己的工作被迁移到墨西哥或印度的人来说毫无意义（我的工作就曾两次被外迁到这两个国家）。我们如此仇恨全球化，以至于我们宁愿摧毁这个制度，而不愿因全球化之名而陷入贫困和绝望。”
席卷欧美的保守主义者认为，应该回归“传统政治现实主义”解决现存的社会问题，现在需要封锁边境、强调民族主义，本国第一、管好自己。他们的观点得到很多民众的认同，这实际上是一种“逆全球化”思潮进一步膨胀的现象。英国公投脱欧是民粹主义的一次集体爆发。欧洲大陆过去几年的民粹主义源于大量难民的涌入导致的从民众到社区、从各个国家到整个欧洲层面的种种治理挑战，欧洲各国政府在为难民问题付出巨大代价的同时，也在不遗余力地寻找解决方案。新移民和东道国某些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底层的社会群体面临着失去就业机会、收入不平等等诸多问题，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他们的处境更为困难。虽然精英阶层作为西方社会的统治阶层，拥有规则的制定权，但作为交换条件，精英阶层需要为普通民众谋求一定的福利。当民众对现实生活产生不满时，“传统政治现实主义”思想就会被激发，并以一种去制度化的方式来抵抗现有的精英政治。英国脱欧就是传统政治现实主义回归的一次典型体现。伴随而来的，欧洲各国保守主义政治受到鼓舞，世界政治回归“政治现实主义”解决社会问题的趋势可能将加强。“逆全球化”趋势有可能在民粹主义影响下转变为现实。
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来看，一系列支撑当今世界格局的硬件——世界政治秩序及其政治基础、全球经济秩序及其主导力量结构，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和根本性变动。但是，主导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一系列软件——政治意识、经济主张和主要价值，却在发生重大甚或是根本性的变化。
政治上，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长期占据优势和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的政坛上，民粹主义、右翼保守主义甚至是极端右翼政治力量纷纷登台亮相。经济上，反全球化、反一体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由各种社会情绪转化为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并最终演变成政治行动。在价值导向上，全球主义、多元主义、文化平等与包容精神等面临各种冲击，狭隘民族利己主义、排外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甚嚣尘上，种族平等、性别平等、自由开放精神等传统政治正确性的一系列价值原则在政治上成为被怀疑、被批判甚至被大加鞭挞的对象，世界各地出现了各种极端主义、排外主义甚至仇恨主义的价值潮流，普遍权利、文明兼容、多样包容、自由开放等价值的地位正在动摇。在西方发达国家政治舞台上，右翼势力纷纷崛起。
2016年，德国右翼和极右翼政党赢得地方议会选举，英国公投脱欧成为排外和反一体化的强心剂，显示右翼势力登台。2016年年底，继欧洲风起云涌的右翼化政治风潮之后，特朗普更是以排外主义、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美国国家利益优先等一系列极端主张赢得美国总统大选。实际上，欧洲主要国家的故事尽管不同，但背后的逻辑却是相似的。在英国、奥地利、意大利、法国，或许接下来还包括西班牙、德国等，部分右翼政治家和选民都指向了这样的政治诉求，即欧洲国家应该坚持本国优先、部分地反全球化、严格限制外国移民，以及警惕伊斯兰化。这些政治问题已经绷紧了整个欧洲的神经。
2017年5月21日，特朗普在沙特伊斯兰国家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则明确提出了美国应当奉行“有原则的现实主义”（principled realism）原则。特朗普说：“中东国家必须自己做决定，要给自己、给自己的国家、给自己的后代选择何种未来。这是一个关乎两种未来的选择——这也是美国人无法替你们做出的选择。只有你们国家把恐怖分子和极端主义者驱逐出去，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才有可能。……对美国而言，我们将致力于调整战略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威胁和新的事实。我们将会抛弃那些无效的战略——根据经验和判断力来采纳新的方法。我们将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采取一种‘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朋友们绝不要质疑我们的帮助，敌人们也绝不要怀疑我们的决心。我们的伙伴关系将通过稳定而非彻底的破坏来增强安全。我们将会基于现实世界的后果——而非僵化的意识形态——做出决定。我们将遵循经验的指导，而非受制于僵化的思维。”
他还明确表示，要基于现实主义原则来处理美国反恐的重大问题，强调要抛弃过去美国反恐的惯常做法或僵化的意识形态，而是采取更加灵活与务实的策略。这是美国政治应对“新现实”的“政治现实主义”回归。
今日欧美社会的政治分歧与政治冲突，用政治现实主义的原则来予以回应，是可行的策略吗？欧美政治文明通常被视为一种高度发达的政治文明，但这种高度文明化的政治会产生一个问题，它在应付文明程度较低的政治分歧与政治冲突时可能反而会捉襟见肘。这就可能产生一个悖论：一种政治文明因为高度文明化，反而在文明程度较低的硬政治面前失去了保卫自身的能力。如果以过分道德主义、理想主义的视角去应对今日西方世界的政治分歧与政治冲突，这种政治困境或许会更加严重。
如果向政治现实主义的转向，如何对待欧美等国家一直坚持的自由民主政体信奉的价值观与政治原则呢？2015年9月，一个名叫亚蓝·库尔迪（Aylan Kurdi）的难民小男孩倒头死在土耳其沙滩上的照片震撼了整个欧洲，让欧洲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每一个高贵心灵饱受愧疚感的折磨。在2015年欧洲难民和移民危机爆发的时刻，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最初的表态就是高度道德主义的表态，它可以被视为一份欧洲人道主义的宣言。但是，如果以更审慎务实的态度来面对这场难民和移民危机，恐怕就无法像默克尔那样做这样高调的表态。
如果欧洲充分考虑到难民和移民问题可能会给欧盟国家国内政治造成的冲击，那么这些国家应该在难民和移民问题上采取更为审慎、务实的立场，甚至需要选择控制难民入境和限制移民的政策。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欧洲如何面对来自人道主义的谴责呢？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欧盟国家更多地持有人道主义立场，更大程度上对难民和移民开放边境的话，那么，他们就会面临另外的难题：第一是如何处置已有的难民和移民，不仅涉及如何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必要资源，而且还涉及如何让这些难民和移民真正融入德国和欧洲社会；第二是客观上有可能鼓励更多难民和移民选择前往德国与部分欧盟国家。如果更多地考虑现实政治的问题和困难，那么如何兼顾自由民主政体之下的价值观和政治原则呢？无论怎样，欧美政治文明既有着坚实的理想主义和自由道德主义传统，又面临着政治新现实的严峻挑战，他们如何在因应现实挑战的同时，又能兼顾道德原则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平衡呢？
现如今，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再依靠动员精英来打破现状，而是动员大众，跟大众政治的结合，运用新兴的现实主义政治家撬动主流政治派和主流政党的政治支点，是典型的政治现实主义跟“民粹主义”力量的合流，是民粹主义表象之下的政治现实主义。法国右翼政治家勒庞是如今法国主要政治家中最早转向政治现实主义立场的，尽管她没有当选法国总统，尽管很多人认为她的不少观点与政见有待商榷，但是，勒庞还是利用法国政治生活中现实主义的诉求赢得了广大选民的支持，也是西方政治家思考西方世界新政治的代表。如果说向政治现实主义的转向已经是某种必然，那么欧美政治如今的最大问题和挑战则在于，政治现实主义在应对国内和国际政治新现实面前，是否真的可行呢。
在全球政治的新现实面前，不仅政治家面临政见贫困的危机，思想家也面临理论贫困的危机。在保持欧美高度发达的政治文明前提下，如何在已有的政治文明高度上不退却，但同时能够回应硬政治回归带来的挑战，学术界如何能提出一套新的思想或分析框架，既能捍卫这套自由民主政体的价值观与政治原则，又能应对今天欧美政治所面临非常实际的，甚至非常艰苦的一些挑战呢？如何理解和回应西方世界的政治新现实呢？我觉得，这是全球思想界和学术界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