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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新特点。冷战后，由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的迅速发展，“多极化趋势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有新的发展”，以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等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体的崛起，世界经济发展重心正向亚洲转移，经济因素对世界政治影响力的增大，导致国际经济关系、世界格局变化，以及国际经济政治秩序调整的连锁反应。正如法国《青年非洲》所指出的“危机就像一场风暴或者龙卷风，所到之处景象改变。而当危机结束时，我们将发现一个不同的世界，世界格局已然改变”。
现如今，随着新的世界力量中心的逐步崛起，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地位受到削弱，表现在美国第一经济强国地位受到挑战、美国治理全球能力受到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受到挑战、美元特权地位受到挑战，等等。美国不是主导世界的唯一大国，世界政治中的单极时期已经结束。世界格局虽未最终确立，但已呈现相对稳定的力量对比态势，这就是一超多强。一超，是指美国；多强即多种重要力量，不仅包括中、俄、日、欧盟等主要大国和集团，也有印度、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大国和其他力量。当今，世界各国背旧盟结新盟，合纵连横，堪比中国战国时代，它表现为一超突显、多元借重、多重制衡的立体复合状态。世界政治格局由主要大国政治力量一系列的抗衡、分化组合而形成新的均衡结构，这种结构在一定时期内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但又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
纵观近百年来世界大国兴衰轨迹，世界格局大体经历了英国独领风骚，英法德群起称雄，美国充当救世主、称霸世界等几个阶段。从世界体系论的角度看，大国兴衰的实质是：有的国家从世界的“中心”向“外围”滑落，有的国家则从“外围”走向“中心”。大型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印两国的崛起是“历史的复归”，将逐渐改变世界经济现有版图和格局。迈入新时代，新兴大国的崛起不是沿袭近代以来大国争霸的历史，走依靠发动侵略战争，实行对外扩张的道路，而只是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亦即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
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在2011年9月发表的《战略调查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过渡时期，从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发挥作用的时代，向着有关国家根据需要携手应对的体制转变。
在当今的国际关系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发挥重要影响的行为体在增多。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认为，中国、印度、巴西正成为全球行为体，力量获得相对增长。同其他地区大国一道（土耳其、南非、印尼），它们正影响着全球能源、气候、安全、贸易、货币和发展政策。另一方面，上述国家又太弱，因为它们尽管有强劲的经济增长，但不能在国内根除贫穷，并且在收入与财富分配上极端的不平衡，导致了很大的社会问题。薄弱的基础设施、滞后的技术发展及大多数人口的低水平教育构成了其经济与社会形势的特征。它们在全球层次的有效领导是有限的，因为它们还不能提供足够的全球公共产品（安全、货币准备、发展援助）。
针对国际关系中缺乏主导者的现状，当今世界进入了一个更加“碎片化”的时代。自二战结束以来，首次没有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的政治和经济杠杆能够推动国际议程。美国将继续是唯一真正的全球力量，但它越来越缺乏资源和国内政治资本以扮演全球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没有国家已准备好替代美国的领导地位。欧洲会持续忙于拯救欧元区。日本有其自身复杂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像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大国因过于关注自身的发展而无暇承担新的国际责任。
权力转移是指权力从一个支配性大国过渡到另一个支配性大国，这种变化在历史上曾发生过。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中，权力扩散相对而言是一种新进程，也更难以控制。国际互动还未形成任何一种成熟、稳定的权力结构与领导体制，还处于过渡期。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信息时代，所有国家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有更多事情不在可控范围之内，即便最强大的国家也奈何不了。虽然国家今后仍将在世界舞台上占主导地位，但各国会发现，这个舞台比原来拥挤多了，也更难控制了。
由于美国与中国是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在一系列重大全球问题的治理上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再加上两者的经济力量目前正处于此消彼长的变化中，因此两者关系的演进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格局的走向。
从力量对比的角度讲，美国仍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与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相比，优势在缩小。虽然美国有雄厚的基础和强大的恢复能力，但走出金融危机需要时间，而且未必一帆风顺。由于两场战争和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行为受到了明显的影响，不得不进一步收缩力量，把关注点更多地投向了国内事务。虽然美国的军力无论是与北约盟国相比，还是与新兴大国相比，优势都在加大，但美国在这方面的扩张似乎也走到了转折点，已经不堪重负。事实上，美国在全球军事互动中减少自己原本喜欢承担的责任就反映出了这种变化。
实际上，无论是讨论权力结构的变迁还是中美关系的演进，有一点都是应该注意的，即在关注各个角色的变化时，必须看到世界舞台已经不同于以往了。解决日益增多的全球问题所要上演的都是大剧本，表演者不可能只有一个或几个主要大国。这些演员登台主要不是相互角力，而是要协调演出大合唱。全球问题的凸显决定了权力的分散化，决定了治理的多元化，同时也改变了大国互动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