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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植物通常是在春天开启生命的旅程，于此时复苏生长，春华秋实，夏种冬藏，表现一年四季的生命周期性，具有相对统一性。动物生长则似乎没有表现如此明确的一年四季的生命周期性，而且各种动物各有差异，狩猎似乎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不必受到时间的限制，其实不然，虽然“各种动物的性周期不同，鱼类、两栖类和爬行类和冬眠的哺乳类一般一年排卵一次，狗、猫、羊等一年两次，大、小家鼠平均每五天一次，灵长类包括人是28天一次，猴的排卵是从月经第一天算起的11～13天”
，因此不能如同植物那样有着相对统一一个时间节点，但各种动物在一年之内也还是有着自己的生命周期性，狩猎也就不能随意而为，否则必定会破坏动物应有的生态系统。于是，动物狩猎也需要休养结合，应时而猎，确保动物生态系统能够保持动态平衡。
进行狩猎生产的时期叫狩猎期，狩猎对象的繁殖期、哺乳期、育雏期属于禁猎期，狩猎的基本原则还需要延伸至：在繁殖后保护雌鸟雌兽，在哺乳期和育雏期保护幼鸟幼兽，狩猎时打公不打母、打老不打幼，如此等等。具体狩猎之时，狩猎时机还需要根据经济价值来决定，就毛皮而言，应在其毛绒丰厚、针毛绒毛齐整、毛质柔软光润、毛皮质量好时猎取最为适当。大体的狩猎期，我国亚热带地区一般从立冬到立春进行较为恰当。在北方狩猎狍子定在10月至次年的1月为宜，黄羊定在10月至12月为宜，狩猎雁、鸭和雉，一般选择在非繁殖的秋冬季节。
其实，在应时而猎方面，我们的先人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有所认知，并且做出相关的规定。早在周朝时期，《逸周书·聚篇》就提出：“早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逸周书·文传解》中还记载：“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麝不卵，以成鸟兽之长。”证明当时已具有一套管理野生动物的制度。先秦《礼记·月令》就按月叙述了采伐、渔猎和保护野生动植物的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979年2月颁布的《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中有禁渔期的规定，农牧渔业部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各海区分局和各省（市、自治区）还进一步作了具体规定。如规定5月1日至翌年1月31日为青鱼（鲱）禁渔期，6月20日至8月20日为毛蚶禁渔期，7月10日至9月10日为黄海沿岸建网、坛网、闯网、袖网定制渔具禁渔期，4月15日至5月31日为淡水湖区与水库禁渔期，海南岛临高县临高角至东方市八所港20米水深以内海域禁渔期为3月1日至6月30日等。
不仅在条例方面做出一些规定，而且还安排相关的机构与官员进行管理，以便确保动物能够拥有相对安全的繁殖时空。《周礼》中规定了许多管理野生动植物的官吏。以后历朝历代都设置管理山林的官吏，据《旧唐书》记载：虞部兼管郎中、员外郎之职，“掌京城街巷种植，山泽苑囿，草木薪炭供顿、田猎之事。凡采捕渔猎，必以其时。凡京兆、河南二都，其近为四郊，三百里皆不得戈猎采捕。殿中、太仆所管闲厩马，两都皆五百里内供其刍蒿。其关内、陇右、西使、南使诸牧监马牛驼羊，皆贮蒿及茭草。其才炭木橦进内及供百官番客，并于农隙纳之”。《魏书·世宗本纪》中载：“世宗永平二年冬十有一月甲申诏：禁屠杀含孕，以为永制。”北齐后主高纬天统五年（569年）春二月下诏，严禁用网来捕捉鹰鹞及畜养笼放之物，表达了爱护鹰鹞之意。《北齐书·后主本纪》中载：“后主天统五年春二月乙丑诏：禁网捕鹰鹞及畜养笼放之物。”宋朝对野生动物的保护，重点施行于每年的春夏两季，因为这是鸟兽的繁殖季节，捕杀的破坏性最大，所以尤为重视。宋朝法律规定：畜有孕者不得杀，禽兽雏卵之类，仲春之月禁采捕。这些举措有力地说明，依照动物生长规律，维持生态平衡，不仅以道德的方式加以宣教，而且运用行政与法律的方式加以管束与惩戒，目的只有一个，既是保护物种本身，也是保护人类自己。
在禁猎方面，还有一些文学作品加以形象教育，例如白居易《鸟》：“谁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或者通过宗教加以宣教，清远法师就说过：“劝君莫食三月鲫，万千鱼仔在腹中。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待母归。劝君莫食三春蛙，百千生命在腹中。”总之，人们通过各种方式，首先是在思想上让民众认识不能在禁猎期狩猎，而且认同禁猎是一种必要的行为，不仅在于保护动物，也是服务于人类的行为。其次是在制度上做出一些规定，以道德、法规、条律等方式，让民众明白遵守狩猎原则不仅是一种道德行为，也是一种法律行为，必须遵守，不得违犯，否则就要付出相应的后果。再次是成立相关管理机构，设置相关管理官员，强化应时而猎的监管，确保相关措施能够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