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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平均保持在8％左右，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然而，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也开始不断显现。一方面，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不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东部沿海11个省市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48％上升到了2007年的65％，这成为影响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稳定的潜在不确定因素。另一方面，在投资推动型的外延式增长模式下，我国产出实现过程中高投入、低效率的问题日渐突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如何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重要的战略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认为，如何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所在。首先，从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来看，虽然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投入是决定潜在产出增长的重要因素，但在技术水平不断进步下的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的提高才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只有在一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前提下，一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才会成为可能。其次，从地区经济差距的源泉来看，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资本形成的速度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差异相对不大，全要素生产率上的差异才是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成因（Parente和Prescott，1994；Hall和Jones，1999）。相应的，只有在区域经济的生产率共同提高的条件下，区域经济才会沿着平衡协调的路径发展。
具体到影响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的因素，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框架下的研究往往从要素积累、技术差异以及政策因素等角度进行分析，但在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下，其通常得出长期经济增长趋于收敛的结论，这显然不能为地区间生产率巨大差异的存在提供合理的解释。而以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和冰山贸易成本为假设前提的新经济地理学的出现则为地区要素生产率的差异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框架。在新经济地理学的逻辑框架下，产业集聚成为影响生产率高低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讲，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知识和信息外溢、共享基础设施和资本劳动力等要素资源、拓展产业前后向联系等多种途径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是需要提及的是，虽然理论上的分析强调了产业集聚对生产率提高的种种作用途径，但在将这些理论分析应用于实证检验时，实证分析的结论却并不一致，支持与不支持产业集聚促进生产率提高的结论均大量存在（Moomaw，1985；Ciccone和Hall，1996；Futagami和Ohkusa，2003；Bode，2004；Bautista，2006）。这说明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并不必然会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可能有其他因素在影响着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尝试在贸易开放的视角下对产业集聚促进生产率提高的内在机制进行探讨。之所以选择贸易开放的视角，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首先，从理论层面来看，现有的研究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实证检验，往往都是在封闭条件下进行，很少考虑贸易开放对产业集聚的生产率促进效应的影响。而以Melitz（2003）、Bernard等（2003）、Melitz和Ottaviano（2005）等为代表的新新贸易理论认为在存在产业进入的沉淀成本的情况下，贸易开放可以通过促进要素资源和市场份额的重新分配来提高产业的平均生产率。从这个角度出发，既然进入成本的降低作用是产业集聚外部性的内在体现之一（Greenaway和Kneller，2008；Clerides等，1998），那么随着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企业会更加容易地进入出口市场并继而对均衡生产率产生影响。相应的，贸易开放和产业集聚的交互作用将不可避免。其次，从实践层面来看，当前我国地区经济的发展普遍以第二产业为主导，但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这些产业已经在优势地区加以集中，并形成了诸如长三角制造业带、珠三角制造业带、京津制造业带以及山东半岛制造业带等多个产业集聚区。在这些产业集中地区，不但制造业产业的集聚水平较高，其对外贸易的开放水平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也较高，产业集聚与贸易开放呈现相伴相随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考虑贸易开放的条件效应，即便能够得出产业集聚与生产率正相关的结论，也很难区分这些地区相对较高的生产率是来自于较高的产业集聚水平，还是来自于较高贸易开放水平下产业集聚对生产率提高的较为明显的促进作用。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在贸易开放视角下重新探讨产业集聚促进生产率增长的作用机制，对于切实分析制约我国地区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因素，制定相应政策以进一步促进我国地区产业的优化布局，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