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也开始不断显现。这其中，产出增长过程中的高投入、低效率以及不断扩大的地区经济差距是最需要迫切解决的两个问题。而如何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则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所在。

从影响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的因素看，受制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在解释地区生产率差异上的局限性，新经济地理学开始在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和冰山贸易成本的假设前提下，强调产业集聚在促进生产率提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知识和信息外溢、共享基础设施、共享资本劳动力等要素资源、拓展产业前后向联系等多种途径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然而，在将这些理论分析应用于实证检验时，支持与不支持产业集聚促进生产率提高的结论却都大量存在。这说明可能有其他因素在影响着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的实现。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尝试在贸易开放的视角下对产业集聚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内在机制进行探讨。

本文首先对国内外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基于Melitz（2003）的理论模型，通过引入产业集聚变量，分析了贸易开放与贸易封闭条件下产业集聚对均衡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对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与一国所处的外部经济环境有关。当一国的贸易开放水平较高时，产业集聚水平提高所带来的企业沉淀成本的降低有利于企业进入国内市场以及国外市场，这会形成国内较高的生产要素需求，继而导致国内企业生产利润的下降。对于那些生产率水平较低的企业而言，当国内市场的利润降低之后，他们无法通过海外利润的实现来对国内市场的损失加以弥补，因此他们将被迫退出产品市场，这必然会导致整个行业平均生产率的提高。而当一国的贸易开放水平较低或在封闭条件下时，由于外部的市场规模较小，产业集聚水平提高后的市场规模扩张对于每个企业的冲击都是对称的，因此在产品市场上并不会发生资源以及市场份额的重新分配，产业平均生产率变化的幅度也就相对较小。

接下来，本文分别从产业层面和地区层面对中国制造业的集聚水平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小进行了测度。在此基础上，沿着理论分析的逻辑，同时结合我国产业和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本文使用非线性的门槛回归方法对不同贸易开放条件下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以及产业集聚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具体渠道（技术进步、技术效率）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检验的结果与理论上的分析基本一致，即在我国产业集聚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过程中，有贸易开放的门槛效应的存在，只有在贸易开放水平达到一定阶段之后，产业集聚才会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提高。同时，研究还发现，在不同的贸易开放条件下，不但产业集聚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效应大小有所差异，其具体作用渠道也有所不同。当贸易开放水平较高时，虽然产业集聚在推动技术进步上的作用十分明显，但其却限制了技术效率的提高，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推动技术进步来得以实现的。

最后，本文在前面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基础上，对今后我国如何合理调整产业布局、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