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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研究语言学之后，语言、话语（discourse）成为哲学和社会科学谈论的重要内容。尤其在后现代思想家的论述中，话语成为知识、权力、社会的重要研究工具。
很多思想家们明确指出，话语不是由“漫无目的地选择词汇和陈述构成的，而是按照一定的规则建构起来的语言，这些规则有助于形成各种产生特定话语的实践活动”
。在不同的学科领域，不同的研究者因不同的研究立意给予“话语”不同的诠释。
语言学家把“话语”看作是超句单位的序列，社会学家把“话语”看成是不同群体的行为方式在语言层面上的反映
。在后现代主义思想家那里
，对话语的分析和研究已经超出了语言学的范畴。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话语（产生过程）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
。话语与语言、言语不同，我们可以把话语看成是“人们所说或所写的话的总称，有关要说什么和不要说什么的一个系统的包容和排除的过程”
。称某种特殊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为话语，表明意义在某群体中是怎样通过对一些关键词语和行为方式进行或隐或明的相互约定而确立的
。
不同话语观体现了不同的研究内容和理论倾向。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以语言学为向度的，侧重于文本和文本分析。但文本有可能基于上下文、基于解释者而向各种各样的解释开放，这意味着话语的社会意义不可能不考虑文本在社会分配、消解和解释中的模式和变化，而简单地从文本中解读出来
。这种以语言学为向度的话语分析“没有充分重视话语的至关重要的社会因素”
。
以社会为向度的话语观强调话语、话语使用过程的生成、演变与广泛的社会文化联系在一起。从福柯开始，话语被赋予了丰富的社会学意义。
首先，“人们开始应用话语分析来研究话语背后的思想价值体系”
。福柯强调话语与社会结构的辩证关系，他认为话语生成于并受制于社会结构。话语有助于社会身份、社会关系以及知识与信仰体系的重构，话语可以引起社会变革，“话语反映了更深层次的社会现实，话语是社会的来源”
。话语不仅反映和描述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还建构或“构成”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不同的话语以不同方式构建各种至关重要的社会实体，并以不同方式将人们置于社会主体地位，话语的这些社会作用成为话语分析关注的焦点。
这种运用批判的（critical）话语分析的方法，意味着将话语背后“隐蔽着的联系和原因揭示出来”
。批判的话语分析方法之不同于非批判的（non-critical）地方，“不仅在于描绘了话语实践，而且在于解释了话语如何由权力与意识形态关系所构成，揭示了话语对于社会身份、社会关系以及知识和信仰体系的构建性作用”
。
其次话语既是一种表现形式，也是一种行为形式——话语是社会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的一种形式，而不是一个纯粹的个体行为或情景变量的一个折射。
话语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辩证关系，正如诺曼·菲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在《话语与社会变迁》中所说的那样：
“在话语和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的关系……在社会实践和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关系，后者既是前者的一个条件，又是前者的一个结果。一方面，在更广泛的意义和所有的层次上，话语是被社会结构所构成的，并受到社会结构的限制，受制于社会层次的阶级和其他关系，受制于诸如法律或教育等特殊机构所特有的关系，受制于分类系统，受制于各种规范和各种习俗。话语有助于社会结构的所有方面——这些方面直接或间接地构成或限制话语——建构：它本身的规范和习俗及其背后关系、身份和机构。话语不仅是表现世界的实践，而且是在意义方面说明世界、组成世界、建构世界。”
总之，话语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话语受制于社会结构，如社会的阶级、不同的身份和地位，各种规章制度和习俗等，在不同的情境下要说不同的话语；另一方面话语有助于建构某种东西如社会身份、社会主体的主体地位，各种类型的“自我”，人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各种知识和信仰体系。“话语形成了社会权威，并利用权威使自身成为权威。只有权威话语才能在社会话语场（域）中发言，社会的存在运行离不开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