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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植人口中的“寡妈村”，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寡妇村”。我最开始到刘家坪寡妈村采访，刘经元就是我重点采访的对象。因他 80 多岁了，耳朵不好使，无奈我只得离开他家。后经人指点，我来到刘家坪希望小学，找到了刘金元的三儿子刘纪文采访，他在这所学校当老师。
刘老师说：我太公那代、我爷爷那代都是单传，到了我老儿这代，又只他一根独苗。我爷爷叫刘开银，大概是 1932 年或 1933 年当的红军。1935 年 11 月，红军长征了，由于我爷爷在葫芦壳战斗中受伤了，便留了下来。红军走后没几天，刘酒桶就带着他的“剿共”大队来杀人，我爷爷是晚上被杀的。当时他为掩护我婆婆（祖母），转移敌人视线，跑到六斗丘田边被敌人开枪打死的。所以，那个晚上成了我婆婆心里的伤疤。
随后，我婆婆没有改嫁，带着一岁多的我老儿过日子。我婆婆要忙生计，我老儿时常没人照看，还时常和一只狗为伴，因为饿急了，也吃过狗奶才慢慢长大。快到新中国成立时，我老儿十六七岁了，已经是一个身高近一米八的小伙子了。一天清晨，我婆婆和我老儿到双溪桥赶场的路上，被几个地痞流氓挡住了去路，看到有人欺负我婆婆，我老儿不顾一切地冲上去，三下五下就打翻了那几个地痞流氓。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我老儿当过民兵排长至民兵营长，经常跟解放军下去剿匪。1951 年，我老儿加入共产党，算得上是在火线上入党的。其时他还不足 18 岁。那年搞农业合作社，合作社里有个装公粮的仓库起了火，火势很大，大家都不敢救火，他却钻进仓库，抱出了正在燃烧的稻草，又几次往返抱出一袋袋公粮。最后全身烧伤昏倒在地，被大家救起，送到医院，抢救了 3 天才醒过来。这件事被马县长知道了，就培养我老儿入了党。1954 年，我老儿才 21 岁就当了村支部书记，一直当到 2004 年，整整当了 50 年。
我老儿自当民兵干部后，工作很忙，顾不上家。有次剿匪，我大哥才一岁多，没吃的，饿出了急病，我娘捎信要他回来，他说现在都在剿匪，我不能一个人撤回。等他 3 天后回到家，我大哥已病死了。为了这个孙儿的死，我婆婆特伤心。后来神经就有了问题，出了精神病，最后绑着一石头跳水，死在了一口水塘里。
婆婆死后，我老儿有了很大变化，脸上的笑容少了，也不爱说话了。但他骨子里的性格还是没变，还是那么认真、固执与倔强。
再后来，我们家有三弟兄、一妹妹降生。几弟兄都争气，我大哥刘纪绍当兵，复员后留在了北京机场工作。我二哥也当兵，被提拔为团技术处处长，2004 年不幸得了尿毒症死了。我妹妹得过脑膜炎，有精神残疾。我一直在乡里当教师到现在。
空中俯瞰刘家坪乡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
我老儿家里生活条件一般，前几年，北京军区有个老将军来看过我老儿，那个将军当时非常激动地对我老儿说，你是红军烈属，还当了40 多年村支书，家里还是这个样子，我不信啊，当时那个将军许愿，要帮我老儿修房子，但被我老儿一口拒绝了。我老儿说，首长，谢谢你的关心，我是支书，如果你要修房子，你可以给更穷的群众修，不能给我修。大概 2008 年，乡里和村里干部找到我老儿办低保，他开始对低保不了解，就问，什么是低保？村干部说，就是对家庭生活困难的、没有经济来源的、失去劳动能力的居民每月补助点生活费。我老儿一听，就来气了，逮（抓）起桌上的杯子就摔了起来。我老儿说，我没有经济来源吗？我不是还有两个儿吗？我不要国家补助。看到我老儿如此反感，村干部干脆悄悄给他办了，没有再吱声。（选自纪红建著《马桑树儿搭灯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