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在创办各类新式学堂的同时,也将派遣留学生作为培养近代军事和科技人才的重要途径。对于中国近代工程学的发展来说,留学生群体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更大。中国第一批近代工程师就来自于晚清留美幼童。
1868 年,容闳在丁日昌的帮助下开始运作“留美幼童”计划。他多次条陈文祥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希望“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材”。 1871 年,曾国藩等上奏同治帝“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节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并推荐“刑部主事陈兰彬、江苏候补同知容闳”二人担任监督。
1872 年,总理衙门从全国各地挑选了 30 名幼童,在陈兰彬和容闳的带领下赴美。留美幼童进入美国后,表现非常优秀。 [1] 他们不仅很快突破了语言的障碍,而且完全融入了美国当地的生活。中学毕业后,大多数留美“幼童”都进入大学学习。詹天佑进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铁路工程;欧阳赓进入耶鲁大学学习机械工程;吴仰曾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矿冶学院;梁如浩进入麻州斯蒂文工业学院;吴应科、苏锐钊进入纽约州瑞沙尔工业学院。
虽然未能照原计划留学十五年,但留美幼童在美期间仍接受了较为完整和严格的西方近代科学训练,他们的科学知识和素养很快就在国内各个行业中得到体现。
表1—3 留美“幼童”归国后从事职业统计表
资料来源:拉法吉(Thomas Lafargue)著、高宗鲁译注:《中国幼童留美史—现代化的初探》( China.s First Hundred ),台北:华欣文化事业中心,1982 年 6 月,第 75 页。
从上表 1—3 我们可以看出,留美“幼童”归国后很快在外交、军事、经济各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包括我们熟知的后来担任过外交总长的梁敦彦、曾任内阁总理的唐绍仪。更多的留美“幼童”是服务于矿冶、电报和铁路等近代工程事业。
1881 年,当留美“幼童”被召回国时,适逢开平矿务局在唐山创办“路矿学堂”,有七名留美“幼童”被派往此学校,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批矿冶工程师,他们参与了自东北到甘肃的北方各省矿产资源的探测和开发。 [2]
吴仰曾被召回国前刚刚考入哥伦比亚大学,被迫中断学业。回国后,他被李鸿章安排担任热河银矿总工程师。1895 年在南京附近的煤矿及铜矿担任局长;1897 年受浙江巡抚之命查勘该省矿产;1899 年回到开平矿务局担任副局长及主任验矿师直到退休。他终身贡献在工矿技术上,是用工程师观点来衡量研究中国社会情形的第一人。邝景扬(邝孙谋)回国后入开平铁路公司任总经理助理,1886 年到京奉铁路任助理工程师,1901 年到萍醴铁路任助理工程师,1906 年任粤汉铁路总工程师,1911 年任京绥铁路总工程师,1917 年任津浦铁路总工程师,1920 年任京绥铁路和京汉铁路主管,1921 年任平绥铁路总工程师兼平汉铁路顾问工程师,并曾担任中美工程师协会会长、中华工程师学会会长。邝荣光是少有回国“幼童”中,安排工作能“学以致用”的人,他从 1905 年至 1927 年一直担任河北省临城煤矿的总工程师。1909 年,他勘查了沈阳附近的本溪湖煤矿,而后才有中日合作开采之事的实现。唐国安(后易名唐介臣)归国后被派为开平煤矿工作,他因首倡将美国归还庚款用于送学生赴美留学而闻名,并担任了“清华学堂”首任校长。此外,陈荣贵、陆锡贵、梁普照等人也都被派往开平矿务局工作,为中国早期矿冶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3]
除矿冶事业外,归国留美“幼童”为中国近代铁路工程的发展同样做出了开创性工作。留美“幼童”回国时,中国铁路事业刚刚起步。资金主要是向西方列强贷款,铁路从修筑到运行依靠的都是外国工程师,中国基本没有自主权。 这种状况只有等待中国自己拥有专门人才方能得到改变。
由于曾接受西方专业训练,一旦进入专业领域,梁如浩、詹天佑等很快便在中国铁路事业崭露头角。梁如浩回国后,初被派往天津西局兵工厂担任绘图员,后担任“关内铁路”(北京至山海关)运输处处长。他的才华在修建京汉铁路通往皇陵的“西陵支线”上表露无遗。1906 年秋,慈禧下令修筑“西陵支线”,并要求铁路要在翌年三月竣工,因时间仓促,列强均不愿承建。梁如浩自告奋勇,承担重任。在詹天佑及其他留美“幼童”的协助下,梁按时将铁路修筑完成,展现出留美“幼童”在近代工程建设方面的专业能力。
帮助梁如浩完成“西陵支线”使得詹天佑引起清廷重视,他奉命修筑“京张铁路”。该路山岭崇叠,对工程技术要求很高。詹天佑最终不负国人期望,达成使命,使中国工程师获得国内外工程界的认可。 之后詹天佑又担任过川汉、粤汉铁路会办和总工程师等职。辛亥革命后,又主持修筑汉粤川铁路。不仅如此,他在工程学研究方面也做出了巨大贡献,曾编写《京张铁路工程纪要》、《京张铁路标准图》等工程技术书籍,其编订的《新编华英工学字汇》是我国最早的土木工程辞典。当然,我们更不能忘记他团结和领导国内工程师,组织了第一个工程学术团体——中华工程师学会,为促进中国工程事业的发展贡献毕生精力。
此外,还有很多留美“幼童”成为了各行各业的职业工程师。邝炳光在河北、山东、湖北从事各种工程建设,并将研究成果写成《金银冶金学》一书,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杨金荣将一生献给了江西电报局,是江西电报事业的开拓者;梁敦彦早年曾在天津电报学堂任教,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钟文耀是沪宁铁路总办;罗国瑞曾在湖北、贵州、云南、广东勘测铁路,并帮助修建京浦铁路南段工程;黄仲良是粤汉铁路广东段总办、津浦铁路总办;苏锐钊是广州至三水铁路的总经理;周长龄是京沈铁路董事;卢祖华曾做过京沈铁路的经理;杨昌龄任过京张铁路指挥;黄耀昌做过沪宁铁路上海段的经理,并兼任京汉铁路北京段的经理。
笔者粗略统计,在回国的 90 多名留美学生中,后来从事铁路、电报、矿冶工程相关工作的就有 40 多名,在此之前,这些行业的技术和领导权都长期为西方人占据。
中国近代工程事业到留美幼童归国后才真正开始独立发展,吴仰曾、邝景扬等人是中国第一代矿冶工程师,梁如浩、詹天佑等人是中国第一代铁路工程师。他们承担了矿冶、铁路、电报等早期中国工业的开拓之责,在他们的带领下,中国近代工程事业开始改变被列强控制的局面,中国工程师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同时,这也影响着当政者对培养近代工程技术人员的判断。李鸿章 1885 年在上清廷的奏折中承认,这批留美生在测算、制造、电报、医学诸方面技术熟练,“深明窥要”,西洋教习“咸谓该学生造诣有得,足供任使”。
留美幼童之后,中国学生赴美留学虽未间断,但数量却极有限。 直到1909 年庚款留美生的大量选派,留美高潮才开始出现。
1900 年,美国通过《辛丑条约》从中国获得了大笔赔款,史称“庚款”。后经过交涉,美国的一些议员处于在华长远利益考虑,提出退还大部分“庚款”,作为中国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经费。1908 年 5 月,美国国会正式通过议案,决定从 1909 年到 1937 年,逐年拨款资助中国赴美留学生。
1909 年,经过选拔的第一批庚款留美生 47 人搭船赴美留学,揭开了中国近代庚款留学的序幕。
表1—4 第一批庚款留美生修读专业统计表
续表
资料来源:《第一次庚子赔款留美学生名单》(原载《清华校友通讯》1969 年 4 月),收入陈学恂、田正平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年 4 月,第 196 页。
由表 1—4 可见,第一批庚款留美生修读的专业主要以理工科为主,人文和社会科学所占比重很少,此后几批庚款留美生所学专业也基本如此。 在早期庚款留美生中产生了很多近代工程师,他们在美接受了良好的工程学训练,成为继詹天佑、颜德庆等人之后的中国第二代工程师。其代表人物胡刚复 、秉志 、徐佩璜 、竺可桢 、周仁 、胡博渊 等回国后成为中国近代各专门工程学科的先驱。
为了更好地选拔和培训留美生,游美学务处于1911 年创办了清华学堂,作为赴美留学的预备。 各省选拔的学生先入清华学堂学习预科,通过考试后方能赴美留学,有研究者将 1909 至 1929 年由清华学堂派出的留美生所学专业做了统计:
表1—5 清华学堂留美学生专业统计表(1909—1929)
资料来源:《清华大学校史资料选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 卷,第 56、57 页。
可见,重应用科学、轻人文科学的特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得到了延续,这一方面是受到了美国文化中“务实求用”的实学思想的影响,但同时也反映了留美生“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抱负。
民国以后,政府组织临时稽勋局,选派“尽力于革命之青年学子……派遣留学,并由财政部拨付二万二千余元,作行资及治装费”,称“稽勋”留学生。这些留学生认为革命已经成功,“中国今日建设时代,政治须建设,法律须建设,铁路、开矿、实业及一切之事莫非建设问题。故吾人生于今日,非性情天才不太近于实用之学者,不可不注重实用之学”,因此“多习实用之学,铁路、矿务、农、工商、政法等科,诚为当今之急务。而习此者十之八”。 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有杨铨 、任鸿隽 、宋子文等。
庚款、稽勋留美生与留美幼童一样,成为近代中国移植西方科学的重要载体,其中涌现了很多中国近代著名的工程师,为中国近代工程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除了留美学生外,留日、留欧学生当中也产生了一批杰出的近代工程师。中国学生赴日留学始于1896 年,在此之前虽有学生赴日,但仅由驻日使馆延聘教师学习日语,以培养日文翻译能力为主,并未正式进入各级学校就读。
1896 年,清政府派唐宝锷等 13 名学生赴日,揭开了近代中国学生赴日留学的序幕。此后由于受到官方政策的鼓励,官费留日生越来越多。又因为赴日留学路途近、花费省、语言困难少,所以自费赴日留学的人也慢慢多了起来。以至于出现了《东瀛学校举概》、《日本学校述略》、《日本游学指南》、《日本留学指掌》、《东瀛游学指南》等专门的留日指导书籍。粗略统计,至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学生赴日留学人数超过 6 万人。
初期的留日学生所学专业恰恰与留美生相反,以军事和法政科居多,理工科极少。1905 年,清政府曾派 300 名官绅赴日留学,其所学科目“曰法律,曰政治,曰理财,曰外交”,全是法政科。 统计资料显示,1906 年的日本帝国大学共有中国留学生 36 名,而其中工科学生只有 1 名,理科学生 2 名,合起来也只占总人数的 10%不到,而学法科的则有 19 人,占了 50%以上。 有的论者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完全归咎于清政府,认为是“1901 年清政府推行新政后,大力提倡官制改革……1905 年后又大肆鼓吹立宪,一时法律、政治成了最受人推崇的科目”。 虽然这确实对留日学生专业的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但笔者认为还有一个比较直接的因素不容忽视:相比较于理工医等科,农科、法科申请入校容易得多。当时的学部《官报》中就描述了这一状况:“日本……惟于大学选科则稍宽其格,凡经普通毕业者亦许入学。其于我国学生亦复如是,其选科之中,如理工医等科程度实高,我国学生如无相当学力,万难考入。惟农科则我国学生之在日本普通学校毕业者亦可考入。至法科选科向来入校甚易,只须由使署绍介,彼即许其进校,不问其普通毕业与否,并不严重考试进校,后亦任其选学一、二门功课,其每日听讲时间不过一、二点钟,毕业时并可不行考试,与日本人之选科不同”。
这种状况迫使清政府在官费支持上做出调整。1908 年 3 月,学部开始限制法科留日学生人数,规定“凡在日本普通中学校毕业得有该校证书者,准予送学。但于各预科各速成科得有毕业证书及普通学校未经毕业者概不予送”。 同年 7 月,御史俾寿建议选派子弟分送各国学习工艺(即农工格致),学部甚为重视,乃于同年 12 月明确规定“凡官费出洋学生,一律学习农工格致各项专科,不得任意选择,……自费生考入官立高等以上学校改给官费者,以习农工格致医四科者为限”。 自此,修读理工科专业的留日学生逐渐增多,也培养了很多中国近代优秀的工程师。
1916 年 12 月 3 日,留日学生陈启修、王兆荣、周昌寿、郑贞文等 47 人发起成立了“丙辰学社”,后改名为“中华学艺社”,成为民国时期重要的学术团体,其成员遍布文、史、哲、理、工、医、农、兵、教育、艺术等学科,在学术研究、教育、出版等方面影响巨大,与中国科学社并称当时两大综合性学术团体。
近代留欧学生同样为我国近代工程师的培养和工程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中国近代留学欧洲起始于 1875 年福州船政局派遣技术人员随日意格(Prosper Giquel)到欧洲参观学习。 此后,李鸿章等人为了壮大海军实力,培养军事人才,陆续向欧洲派遣军事留学生。
较大规模的官派留欧学习是福建船政学堂派遣的学生,但其人数也不过数十名,学习的专业主要是轮船的驾驶和制造。他们回国后,大多分配在海军和兵工厂工作,为海军的近代化和新式武器的制造做出了贡献。例如 1875 年赴法国马赛学习的魏瀚,回国后进入福州船政局,与杨廉臣、李寿田等人合作,刻苦钻研,终于制造出了中国人自行设计的当时国内最大的一艘巡洋舰——开济号。
综上,留日学生虽人数众多,远超过留美生,但其多数都修读军事、法政等科,对理工科涉猎较少;留欧学生则多受到官方政策影响,注目于海军舰艇的制造和驾驶等方向,对近代机械制造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其人数实在寥寥。因此,从近代工程学发展的角度来看,留日、留欧学生在这方面的影响远不及留美学生,这也许正是后来中国工程学会在美诞生的重要原因。
西学东渐为中国带来了近代工程学知识和技术,新式学堂为中国近代工程学的发展提供了教育和实践的平台,而第一代职业工程师已经在留学生中诞生。舞台已经搭好,锣鼓开始敲响,主角即将登场。
[1] 耶鲁大学校长朴德(Noah Porter)曾致信总理衙门,称赞“贵国派遣之青年学生,自抵美以来,人人能善用其光阴,以研究学术。以故于各种科学之进步,成绩极佳”。详可参阅拉法吉(Thomas Lafargue)著、高宗鲁译注:《中国幼童留美史—现代化的初探》( China.s First Hundred ),台北:华欣文化事业中心,1982 年 6 月,第 55 页。
[2] 详可参阅拉法吉(Thomas Lafargue)著、高宗鲁译注:《中国幼童留美史—现代化的初探》( China.s First Hundred ),台北:华欣文化事业中心,1982 年 6 月,第 117 页。
[3] 详可参阅拉法吉(Thomas Lafargue)著、高宗鲁译注:《中国幼童留美史—现代化的初探》( China.s First Hundred ),台北:华欣文化事业中心,1982 年 6 月,第 11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