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式学校与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

晚清传教士在中国创立的新式学校最早将西方近代工程学纳入课程当中，促使近代工程学知识和技术通过教育的途径进入中国知识体系。从马礼逊学院到格致书院，西式学校对中国近代工程教育的起步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同时，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失利的清政府，开始意识到“技术”的重要性，从嗤之为“奇技淫巧”转变为“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大力兴办新式学堂，培养中国本土工程技术人员。

一、西式学校与中国早期工程教育

最早将近代工程学知识纳入课程中的是马礼逊学校。这所学校于1839 年在澳门成立，由马礼逊教育会主办。学校规模不大，多时十几人，少时仅六人，开设的课程有中文、英文、天文、地理、历史、算术、代数、几何、生理学、化学以及初等机械学。后来对中国近代留学事业有开创之功的容闳及黄胜等人即就读于此。遗憾的是，马礼逊学校仅开办十年即告结束，而且培养学生数量很少。

1842 年以后，因《南京条约》的签订，香港割让，五口通商，教会学校在香港、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竞相成立。据统计，1860 年以前，仅基督教新教在上述六个地区开设的各式学校就有五十所，培养学生一千余人。

1874 年，傅兰雅与麦华陀等开始筹备在上海建立一个科普教育机构。1876 年，格致书院正式成立，麦华陀、福勃士、伟烈亚力、傅兰雅以及中国人唐廷枢、徐寿、王荣为董事。格致书院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座专门研习“格致”之学的教育机构，其设立原意“欲令中国便于考究西国格致之学、工艺之法、制造之理”。

书院课程主要由傅兰雅设计。他将“西学”分为矿务、电务、测绘、工程、汽机、制造六个“学科”，每一个“学科”当中又分若干“课目”。以矿务学课程为例：傅兰雅将矿务学课程分为“全课”与“专课”两种。“全课”是指学习所有矿务之基础知识，大致样样均有涉及。矿务“全课”目录如下：

一课：数学。

二课：洞内通风法。分为气质化学课、防火灯课、测风器具课、通风理法课、岔路通风法课等。

三课：煤之地学。

四课：求煤各法。

五课：开煤井煤洞法。分为开井开洞开煤各法课。

六课：开各金类矿法。

七课：测绘煤与各金类矿井洞法。分为几何略法课、指南针测绘课、经纬仪测绘课、水平仪测绘课、测井法课、测煤洞法课、测全类矿洞法课。

八课：机器学。分为重学略课、助力器课、配机器样式课、器具材料坚固课、汽机锅炉课、起重牵重课、用空气与压紧空气器具课、静水学课、动水学课、水重学课、起水机器课、通风器具课、钻器凿器课、地面备用房屋机器器具课。

九课：画图法。分为画图器料课、运规各法课、画各物体课。

十课：立医伤害初用各法。

十一课：开煤开矿各国律例。

十二课：开煤开矿管账法。

十三课：吹火筒办试各矿法。

十四课：矿学。

十五课：试验各矿法。分为备矿法课、天平砝码课、熔炉课、试矿药料课、试验金银法课、锅内炼矿法课、骨灰分银法课、试验铅矿法课、试水试验法课、试验矽养（氧）二法课等。

十六课：金类矿之地学。分为地学略课、金之地学课、银之地学课、铅之地学课、锌之地学课、铜之地学课、铁之地学课、煤与火油之地学课、锡之地学课、汞等地学课。

十七课：相地求矿法。

矿务“专课”即将上述课程分为“开煤矿”、“开金矿”、“开矿工程”、“开矿机械”等门类分别教授。从学科史的角度看，傅兰雅将“西学”分成矿务、电务、测绘、工程、汽机、制造六学对之后工程学在中国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民国时期将工程分为“土木工程”、“矿冶工程”、“化学工程”、“机械工程”、“电机工程”，在此时已有端倪。 王尔敏曾称“傅氏之所开六学，自是各为一科，各有广泛内容，详细课程，实等于现代工业专科或职业学校性质。对于每一学科，傅氏亦设计详密，具体而充实，足以显见中国近代科技教育之确实内容”。

不仅课程的设计科学合理，书院对课艺的考查也可谓“匠心独具”。书院以西学和时事考查学生课艺，并邀请南洋大臣、北洋大臣、两江总督等热心时务的官绅参与命题，“中国创行铁路利弊论”（1886 年冬）、“西人度量热、光、电问题”（1809 年春）、“制造钢船钢炮问题”（1892 年春）、“炼铁、纺织问题”（1892 年秋）、“枪炮射线问题”（1892 年冬）等问题皆列入内。

为了让学生真正了解各种机械器具，格致书院还设立了博物院。据记载，格致书院博物院中的陈列物“分十类：一、生长之物；二、食品之生熟料；三、手工造物及服饰；四、造屋物料器具；五、工艺所用器及汽水热各机；六、水陆运重器及开矿挖泥、起水通电、建桥筑塘各器；七、象真人物及绘刻各种人物器；八、枪炮药弹水雷及一切战守器具；九、绘图照象天文地理山川胜迹图；十、不能归类之零星物件及杂用诸器”。

二、洋务学堂与本土技术人员的培养

从某种意义上说，马礼逊学校等由传教士开办的学校是西方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第一站，为其进入中国自办新式学堂提供了有效缓冲。尽管如此，近代工程学进入洋务学堂仍经历了不少曲折，以我国近代第一所自办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为例。

（一）京师同文馆

1860 年，洋务派奕有感于“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上折奏请开办同文馆。 1862 年 6 月，京师同文馆正式成立。

成立初期，同文馆只开设了英文、法文、俄文等外文课程。但随着中外形势的变化，洋务派很快发现培养近代科学和技术人才同样重要。1866 年 12月，奕上奏称“开馆求才，古无定格。惟延揽之方能广，斯聪明之士争来。……因思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并强调“华人之智巧聪明不在西人以下，举凡推算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钩河摘洛之方，倘能专精实务，尽得其妙，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 但是，该举遭到了以倭仁为首的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反对理由有三：（一）轮船租赁，洋炮购买，既便且省，“何必为此劳绩”；（二）“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三）“师法西人为耻”。甚至有人提出“制造乃工匠之事，儒者不屑为之”的谬论。 经过一番争论，洋务派最终占得上风。1867 年开始，天文、算学、化学等科陆续进入京师同文馆。如下表 1—2 所示，1876 年的京师同文馆已经比较系统地教授数学、物理和化学知识，并开始教授机械工程学相关知识。

资料来源：《同文馆题名录》，收入高时良、黄仁贤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年 4 月，第 93 页。

京师同文馆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以学习西方语言与科学知识为主要内容的新式学堂，以它为开端，不少相同性质的新式学堂在之后的数年间涌现出来，这些新式学堂虽然对于“富国强民、救亡图存”起效甚微，但客观上为当时的中国培养了一批外语和科技人才。更重要的是开风气之先，将“科学”、“技术”的观念带进落后闭塞的传统社会，为之后各地新式学堂的建立铺平了道路。

（二）福建船政学堂

福建船政学堂是我国近代第一所专门的工程教育机构。1866 年 6 月，左宗棠奏请在福州设置船政局，他认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同时请求附设船政学堂“教习制造即兼教习驾驶。……将来讲习益精，水师人材固不可胜用矣”。 左宗棠已经认识到独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重要性。

1867 年，福建船政学堂正式开学。学堂分为“制造学堂”和“驾驶学堂”。“制造学堂”又称“前学堂”，使用法语授课，又分为造船学校、设计学校和学徒学校，培养目标分别是“使学生能依靠推理、计算来理解蒸汽机各部分的功能、尺寸，因而能够设计、制造各个零件，使他们能够计算、设计木船船体，并在放样棚里按实际尺寸划样”、“培养称职的人员，能绘制生产所需要的图纸”和“使青年工人能够识图、作图，计算蒸汽机各种形状、部件的体积、重量，并使他们达到在各自所在车间应具有的技术水平”；“驾驶学堂”又称“后学堂”，使用英语授课，分航海学校和轮机学校，航海学校的课程包括了算术、几何、代数、直线和球面三角、航海天文、航海技术和地理等，轮机学校的学习目标是指导学生掌握蒸汽机的理论和实践知识，并组织他们进行实际操作。 ^[1]

继福建船政学堂后，各类军事学堂纷纷建立。主要有天津水师学堂（1881年）、天津武备学堂（1885）、广东水陆师学堂（1889 年）、江南水师学堂（1891年）、直隶武备学堂（1896）、湖北武备学堂（1896）等。

（三）各种实业学堂

中国近代最早的实业学堂可以追溯到1867 年江南制造局采纳容闳建议在局里附设的兵工学馆。 19 世纪 70 年代后，各种实业学堂开始广泛出现。

其中数量最多的是电报学堂。1876 年，丁日昌首倡在福州设立电报学堂，“专收生童学习电气并寄电信，如何寄法，又制造电线、电报各种机器”。 1880 年，李鸿章奏请在天津设立电报学堂，雇用丹麦籍教习教授“电学与发报技术”。该学堂课程包括“电报实习、基础电信问题、仪器规章、国际电报规约、电磁学、电测试、各种电报制度与仪器、铁路电报设备、陆上电线与水下电线的建筑、电报线路测量、材料学、电报地理学、数学、制图、电力照明、英文和中文”。 ^[2] 之后，上海、南京和两广等地也纷纷建立了电报学堂。

1890 年后，各类铁路、矿务学堂也开始建立。1892 年，湖北省矿务局开办矿务工程学堂，由牛津大学硕士Henry H. Robinson和LowKuo － Jui担任教师。 ^[3] 1898 年，南京矿务铁路学堂开办，“招选年在三十以内，十五以外之生童，聘请泰西著名矿师为之教授，专课以矿学各书，以冀徐收实效”。

从京师同文馆到福建船政学堂，再到各种实业学堂，中国近代的工程教育逐渐向前发展，中国本土工程技术人员逐渐增多。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些工程技术人员却并未成长为近代“职业工程师”，学习“技术”和“实业”更像是他们步入仕途的敲门砖。以京师同文馆为例，该馆毕业生“升途”或为“随使出洋”，或为“升迁出馆”，少数进入天津武备学堂、天津电报局等机构担任教习。 之后的军事学堂亦复如是，毕业生基本服务于南洋、北洋各舰。各实业学堂所培养技术人员更偏向于技术工人，不符合近代工程师“工程的设计者”的角色定位。

尽管如此，这些新式学堂在传播近代工程学及培养工程技术人员方面仍功不可没。知识、技术的传入与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为近代职业工程师群体的出现做好了准备。

[1] 【法】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quel）：《福州船政局》（ The Foochow Arsenal and Its Results 1874 ），收入林庆元：《福州船政局史稿》（增订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年 12月，第 123—127 页。

[2] K·Biggerstaff， 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 ，收入高时良、黄仁贤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年 4月，第 566 页。

[3] K·Biggerstaff， 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 ，收入高时良、黄仁贤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年 4月，第 590 页。 20Tgeoy96iVOIFNTViEhodeJQ3iMMuZeDBj6znZS9ZT4Y/OfgC3NJvlOs4SHib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