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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解答以下两个问题开始：
为什么是工程师？
2008 年北京奥运会，2010 年上海世博会，是 21 世纪初中国承办的两项重要世界盛事，也是对外展示和宣传我国综合国力的两次重要机遇。为了保证办好奥运会和世博会，短短几年间，一座座宏伟而精美的建筑在北京四环外和上海浦江两岸拔地而起，参观者莫不为当代中国高超的工程技术所折服。2011 年，京沪高速铁路通车，设计最高时速每小时 350 公里，原本特快列车都需要十几个小时的路程，现在只需要五个多小时，大大缩短了京沪之间的距离，人们的生活由此改变。这一切，都离不开工程师的努力。 [1]
或许，我们已经习惯了享受工程和工程师带给当代社会的各种便利，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有权利遗忘他们的存在以及他们自身的历史。工程与工程师是如何出现在近代中国，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路径，又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怎样的社会影响，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成为本书最根本的出发点。
为什么是中国工程师学会？
对一个职业群体的关注通常有两种途径进入：一是群体中的个人，通常是群体中比较有典型性的人物；二是群体的联合组织。后者更能全面和系统地反映整个群体的发展轨迹。
中国工程师学会成立于 1912 年，结束于 1950 年，历时长久，贯穿了工程学在近代中国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历史过程；学会会员从最初的不足百人，到结束前的一万六千多人，不仅人数众多，而且专业与地域分布广泛，是中国近代工程师群体的大集合；学会活动积极，影响广泛，对工程学术与技术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学会由詹天佑、颜德庆等人创立，由凌鸿勋、茅以升等人发展壮大，是中国几代工程师心血的凝结，学会的每一项活动都体现着近代工程师们的努力方向，更体现着中国近代工程事业的发展方向。对中国工程师学会历史的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对近代工程师群体的整体面貌有所了解，更可以使我们把握中国近代工程事业的发展轨迹。
（一）对中国近代科技团体的研究
对中国近代科技团体的研究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延续至今，已经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类：
1.专题研究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中国科学社的研究。自 1971 年郭正昭发表《中国科学社与中国近代科学化运动（1914—1935）——民国学会个案探讨之一》（《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 1 辑，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5 年 8 月）以来，学界对中国科学社的专题研究便从未停止。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陈胜崑的《“中国科学社”的组合经过与主要活动》（《科学月刊》，1983 年第 12期）、林文照的《中国科学社的建立及其对我国现代科学发展的作用》（《近代史研究》，1982 年第 3 期）、冒荣的《科学的播火者：中国科学社述评》（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 1 月）、范铁权的《体制与观念的现代转型：中国科学社与中国的科学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年 3 月）及张剑的《科学社团在近代中国的命运——以中国科学社为中心》（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 年10 月）。从历史沿革到组织变迁，从会务开展到社会影响，中国科学社吸引了众多科学技术团体研究者的目光。
此外，对中华学艺社、中国营造学社等科技团体的专题研究也逐渐出现。例如对中华学艺社的专题研究有：《中华学艺社研究》（欧阳亮，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年 5 月）、《中华学艺社与中国科学的近代化》（郭晓波，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年 5 月）、《中华学艺社社员时空分布探析》（张培富、齐振英，《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0 年第 2 期）；对中国营造学社的专题研究有：《中国营造学社及其学术活动》（陈雁兵、王俊明，《民国档案》，2002 年第2 期）、《中国营造学社研究》（崔勇，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 年 6 月）、《中国营造学社史略》（林洙，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 年 1 月）等。
2.总体研究
在专题研究向前推进的同时，不少针对中国近代科技团体的总体研究也开始出现。1990 年，资料汇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出版，该书汇集了自晚清至当代中国科技团体的重要档案资料，为近代科技团体的研究提供了便利。
此外，伴随着“科学社会学”、“技术社学会”的发展及“公共空间”理论进入到历史学领域，各类“通史”及“科技史”著作中都包含了“科技团体”的相关内容。
例如《中国通史》、《中华民国史》、《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等著作都有专节介绍中国近代科技团体。
（二）对近代工程师群体的历史研究
对工程师群体的研究在工程学领域内部或许并不算“冷门”。
但从历史学角度对工程师群体进行考察却较少有人尝试。
[2]
近年由德国技术史专家编写的《工程师史——一种延续六千年的职业》是为数不多的书写“工程师”历史的著作，该书把工程师作为主角，将这一群体的形成、发展及其业绩编成了一部“职业史”。但该书主要着眼于德国和英国等欧洲国家，较少涉及中国，尤其是中国“近代工程师”。
与此相对的是，关于中国近代律师、会计师、医生等职业群体却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出现。例如徐小群的《民国时期的国家与社会：自由职业团体在上海的兴起，1912—1937》（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年 12 月）、朱英等主编的《近代中国自由职业者群体与社会变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 1 月）以及张艳丽的《通向职业化之路：民国时期上海律师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 年 5 月）、陈同的《在法律与社会之间：民国时期上海本土律师的地位和作用》（《史林》，2006 年第 1 期）、魏文享的《近代职业会计师之诚信观》（《华中师大学报》，2002 年第 5 期）及《近代上海职业会计师群体的兴起——以上海会计师公会为中心》（《江苏社会科学》，2006 年第 4 期）等文。
（三）中国工程师学会相关研究
1950 年，中国工程师学会作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科学团体”被迫结束。
其历史长期尘封，少人问津。
直到 1983 年，曾任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的工程名宿茅以升再次将学会拉回到人们的视野，这得益于政协在全国范围内的文史资料编辑工作。作为中国工程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并曾担任中国工程师学会的董事和会长，茅以升参与了学会长达三十年的历史，这使得他完成的《中国工程师学会简史》一文具有相当的权威性。
在文中，茅以升对学会的历史沿革和历次年会做了简要梳理，并总结了学会作为科学技术团体的几个特点：联络了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学术活动较多，有奖励措施；出版物较多；会务较活跃。遗憾的是，受篇幅和资料所限，茅以升的《中国工程师学会简史》一文只能算是对学会历史的半回忆性介绍，称不上严格的历史研究。以学会历史沿革为例，茅文止于简单梳理，没有将学会独特的发展轨迹完整地展现，更缺乏对学科背景和社会影响的深层次探讨。
协助整理《中国工程师学会简史》一文，并受茅以升嘱托对学会历史进行研究，钟少华得以成为中国工程师学会历史研究方面的先行者。
《中国工程师学会简史》问世后不久，他就发表了《中国工程师学会》一文，该文是笔者所见最早围绕学会历史展开的专题研究。
虽然在学会历史沿革及学会特点总结等方面，钟文并未超越茅文，但钟文依据学会原始资料整理而成的“中国工程师学会编年表”和“中国工程师学会历任会长简介”无疑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便利。此外，钟少华还著有《九枚中国工程荣誉金牌》、《中国工程师学会会址寻踪记》、《詹天佑——中国现代化的开路先锋》等通俗类文章，也都与中国工程师学会历史相关。
1986 年 11 月，全国首届“工程师素质与能力”学术研讨会在沈阳召开，与会者吕强、刘玉劲提交论文《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历史作用及其启示》。
该文对学会的历史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对于学会的历史沿革和具体工作同样没有深入研究。
或许正是由于对学会的历史缺乏详细的梳理，对学会的具体工作缺乏深入的研究，上述各文发表后，学界并未给予中国工程师学会足够的关注。
2002 年，刘华完成了“中国工程学会的创建、发展及其历史地位的研究”一文。
与之前的研究相比，刘华对中国工程学会的历史沿革梳理相对清楚，并有意将学会置于工程学本土化及近代工业化的大背景下进行思考。美中不足的是，该文将学会的三个时期（中华工程师学会时期、中国工程学会时期、中国工程师学会时期）割裂开来，仅对“中国工程学会时期”进行研究。这样做的弊端是：1.无法将第一代职业工程师纳入讨论范围，影响了近代工程师群体研究的完整性；2.无法展示中国工程师学会在 1932 年两会合并之后的种种表现。而在笔者看来，系统、完整地讨论中国工程师学会各时期表现是全面、客观对学会做出评价的重要前提。
此外，不少研究者曾对中国工程师学会的某一具体工作或事件展开过研究。例如范柏樟、黄启文的《三十年代的一次科学盛会》（《中国科技史料》，1990 年第 4 期）、唐凌的《抗战时期中国科学技术的一次盛会——中国工程师学会第 12 届年会在桂林》（《华南理工大学学报》，2006 年第 5 期）以及苏俊斌、曹南燕的《中国工程师伦理意识的变迁——关于〈中国工程师信条〉1933—1996 年修订的技术与社会考察》（《自然辩证法通讯》，2008 年第 6 期）等。
以上述及均为专题论文，学界迄今为止尚无对中国工程师学会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问世。值得注意的是由曾经接受中国工程师学会领导的中国土木工程学会自编的《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史》一书。
该书虽名为“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史”，但在追溯学会历史沿革时，却将中国工程师学会作为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的前身一并纳入考察。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是1936 年时由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土木工程人员独立创办的，虽然二者会员互通，并曾联合举行年会，称得上关系密切，但却不能完全混为一谈，尤其是在1936 年之后两会并存的十几年时间里。另外，该书在章节安排上略显“厚今薄古”，大篇幅介绍了中国土木工程学会 1953 年重建后所取得的成绩，而留给学会 1949 年前历史的空间则很少，学会在 1949 年前的发展状况仍处在历史的迷雾当中。
（四）总结及原因分析
综上，无论是对中国近代科技团体的研究，还是对近代工程师群体的研究，都尚未完整展示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全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
1.资料搜集
与其他科技团体的研究相比，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原始资料搜集工作有很大的难度。中国工程师学会会员人数众多、机构复杂，并曾经出版过多种期刊、著作，要完整地搜集这些原始资料不仅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更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资料搜集工作的困难使得不少研究者望而却步，或是研究未尽如人意。
2.知识背景
中国工程师学会与中国科学社、中华学艺社等综合性科学社团相比，专业性和技术性更强，对研究者的知识背景要求也更高。尤其是在正确评价学会开展的各项工作及社会影响时，必须借鉴科学社会学、技术社会学、工程技术史等背景知识，才不致出现偏颇。
鉴于史料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对学会历史的研究同样必须建立在对学会原始资料较为全面把握的基础上。为此，笔者自确定选题以来的数年时间里，一直致力于中国工程师学会相关资料的搜集工作。范围所及，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中国工程师学会档案
学会自 1912 年成立至 1950 年结束，除中华工程师学会时期档案难以见到外，其余各时期档案分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及台湾“国史馆”。
由于学会办事处长时间设在上海，所以上海市档案馆集中收藏了学会会员通讯录、会章、会议纪录及其他来往信件；台湾“国史馆”所藏有关档案主要有中国工程师学会美洲分会会报、民国政要对学会演讲及训词、学会与资源委员会往来信件及学会台湾年会的相关记录。这些档案资料在以往的研究中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得到充分的应用。
（二）中国工程师学会出版物
学会出版物是学会研究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工程师学会的主要工作和社会影响在学会的出版物中有充分地体现。学会出版物主要有以下几种：
1.学会出版期刊
主要有《中华工程师学会会报》、《工程》、《工程周刊》、《中国工程学会月刊》、《中国工程师学会会务特刊》、《中国工程师学会会务月刊》、《中国工程学会会报》等，其中又以《中华工程师学会会报》、《工程》和《工程周刊》最为重要。
《中华工程师学会会报》是在当前暂无法获得中华工程师学会档案的情况下最能全面、真实记录学会发展状况的资料。《中华工程师学会会报》为月刊，1913 年 11 月开始出版，到 1929 年末出版至第 16 卷第 12 期，收录了中华工程师学会历次职员会讨论议案及决定，并登载了一定数量的研究论文。
《工程》是中国工程师学会会刊，是学会着力最多、出版最久的期刊。学会重大事件（例如换届、年会）及重要通知（例如颁布会章、发布启事）均在《工程》中有所记录。同时，《工程》也是学会会员发表学术研究成果的重要载体，保存了大量近代学术论文。《工程》为季刊，自 1925 年 3 月开始出版，其间由于战乱及经费等问题曾短暂停办，到 1948 年末出版至第 20 卷第 4 期。
《工程周刊》集中记载了 1932 至 1937 年间学会各项会务的开展状况，保存了学会每次董事会、执行部会议的会议记录，这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学会的档案资料。该刊自 1932 年 1 月开始出版，至 1937 年 5 月第 6 卷第 8 号（总第126 号）结束。
2.学会出版著作
主要是指由中国工程师学会组织出版的各类会员专著及丛书，例如詹天佑主编的《新编华英工学字汇》、《京张铁路工程记略》及学会出版的“英汉对照工程名词”、“中国工程师学会丛书”等。这些图书是学会努力推动中国近代工程学研究的重要见证，同时也是开展学会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
3.其他出版物
中国工程师学会还不定期出版各类会员通讯录、会务报告、年会纪念册等，同样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
除以上各项原始资料外，笔者还广泛应用了《申报》、《东方杂志》等报刊资料及詹天佑、凌鸿勋、茅以升等学会关键人物的文集、传记资料。
在充分搜集、阅读、消化学会相关资料的基础上，笔者按照以下思路完成本书写作：
（一）挖掘学会创立背景
结合近代工程学传入中国及本土工程师培养的过程，力图重构中国工程师学会创立的学科和社会背景。具体思路是：追溯近代“工程”及“工程师”在西方的产生，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讨论工程学知识与技术进入中国的路径；揭示近代新式学堂对近代工程教育的引进及对近代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展现近代工程师群体在中国的出现和壮大过程。
（二）梳理学会历史沿革
按照学会不同时期的名称及会务开展情况，将学会分为四个时期：中华工程师学会时期、中国工程学会时期、中国工程师学会统一时期、抗战及战后的中国工程师学会。将每个时期学会的制度变革、会务开展及社会影响作为讨论重点。在讨论过程中，一方面将中国工程师学会作为一个整体，展现其独特的历史轨迹，另一方面对不同时期学会的不同特点进行纵向比较，以探讨近代科学技术团体的发展趋势。
（三）分析学会组织和运作
通过对学会的“组织架构”、“会员资格”、“领导群体”等要素的研究，分析学会的组织与制度演变及其对学会发展的影响；通过对“制约学会发展的经费问题”的讨论，了解学会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所受到的制约及解决途径；通过对学会历届“年会”的梳理，归纳“年会”演变特点，讨论学会社会功能发挥的实际效果。
（四）总结学会的历史贡献
主要从学会所开展的各项工作出发，讨论学会在近代工程学术、工程教育及工程人才培养、工程技术突破等方面的历史贡献。
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以传统的历史学研究方法为主，同时借鉴科学技术史、科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方法，在重塑中国工程师学会历史形象的同时，希望借此重新勾画近代工程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并客观评价工程师职业群体在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作用与影响。
[1] 美国第 31 位总统胡佛（Herbert Hoover）曾是一名矿冶工程师，他说：“这（指工程师）是一种伟大的职业。它的魅力在于凭借科学的助力将虚构的想象跃然成为纸上的蓝图，然后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石料、金属或者能源，给人们带了工作和住所，从而提升了生活的水准，增进了生活的舒适”。 Herbert Hoover， The Memories of Herbert Hoover ： years of Adventure ， 1874 －1920 ，New York：Macmillan，1951，p. 132.
[2] 这一现象不仅出现在国内，国外学界亦是如此。1961 年，当W. H. G. Armytage的《工程社会史》一书出版时，有人评论说这本书涉足了一个“被一般历史学家令人震惊地忽视了的领域”（ W. H. G. Armytage， A Social History of Engineering . Cambridge： The M. I. T. Press，1961）；1974 年，J. B. Rae在就任美国技术史学会主席时，演讲的主题就是要“正式宣布工程师在历史上是被忽视的人物并且建议纠正这个缺陷”（T. S. Reynolds， The Engineer in America .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详可参阅李伯聪：《关于工程师的几个问题——“工程共同体”研究之二》，《自然辩证法通讯》，2006 年第 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