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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的氛围、中美关系的特殊性
和中美苏三角关系的特殊性，很自然地导致了这么一个结果：两国关系的改善本身就是对苏联的制衡。虽然中美领导人当时在不时的公开表态和私下与苏联接触时都否认中美关系解冻有针对第三方的意图，这种否认并不坚决，双方都认为过于坚决的否认将削弱联合抗衡苏联的政策效果。正如基辛格一贯认为的那样，否认针对第三方就等于告诉第三方，这种关系是有可能针对它的。
苏联对此的疑虑、不安和警告说明，它完全明白这一点。这也是后面将要讨论的双方合作的默契特征的一个表现。
考虑到这一特征，前文提到的中美间所有改善双边关系的举措自然构成了联合制苏抗苏的战略合作的内容，前文中提到的直接和间接针对苏联的合作、默契就更不用说了。出于叙述的完整性的考虑，这里不妨再归纳一下到《上海公报》发表为止中美战略合作的基本内容：
美国间接地私下地鼓励其盟国抛弃台湾，承认中国；
美国拒绝苏联倡议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
美国含蓄地警告苏联不要对中国发动战争；
美国着手拟定应付中苏战争的秘密计划；
在美苏关系中美国尽可能地拒绝赋予这种合作以针对中国的意味；
美国用一个半战争战略取代两个半战争战略；
在美台关系依旧、美国依然不正式承认中国的前提下中国接待基辛格和尼克松访华；
双方同意不让印度支那问题上的敌对妨碍战略合作；
美国承诺从印度支那彻底撤军；
中国承诺不以武力威胁美国的所有盟国；
在《上海公报》中明确反对第三方在亚洲谋求霸权的企图。
在《上海公报》发表前，两国在1971年10～12月的第三次印巴战争中也进行了秘而不宣的合作，避免了西巴基斯坦的被肢解。
除了印巴矛盾，这场战争的国际背景是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和中美接近的势头所引起的苏联和印度的危机感。苏联决定帮助印度进一步削弱巴基斯坦，以便向国际社会，特别是像巴基斯坦这样的中国的友邦暴露中国的“软弱”，进而抑制因中美和解所致的中国影响力的上升势头，顺便对在中美秘密接触中扮演了重要的中间人角色的巴基斯坦进行惩罚。
越南战争造成的美国的内外交困，使得苏联和印度都断定美国无心也无力实质性地帮助巴基斯坦，因此印巴战争造成两个超级大国直接交火的可能性及美印直接交战的可能性有限。印度暗中支持孟加拉的分离运动、肢解巴基斯坦的企图由来已久，所等待的只是合适的时机。1971年8月9日，苏印签署了为期20年的《和平友好合作条约》，条约第九条规定：缔约国不得援助同另一缔约国发生武装冲突的任何第三国，并保证在任何一方遭到进攻或进攻威胁时立即进行磋商，以便采取“适当的、有效的措施”。
“条约的全部目的是：如果印巴发生战争，苏联将反对中国进行干预。”
1971年11月初，印度总理甘地夫人告诉她的同事们说，如果中国动刀动枪，苏联已答应采取适当反击行动。美国所获得的情报表明，这意味着在新疆对中国采取牵制性行动。
此时，东巴基斯坦的独立运动在印度的支持下已经升级为公开的暴乱，巴基斯坦政府军在镇压中的暴行激起了国际社会包括西方舆论的谴责，东巴的混乱造成数百万难民涌入印度，这就为印军以人道主义之名入侵东巴提供了借口。最后，印度之所以选择在这年10月才动手，也是考虑到喜马拉雅山脉在冬季的严酷环境降低了中国出兵的可能。
战争的结果是巴基斯坦的惨败和孟加拉的独立。这场战争及其结局最典型不过地体现了苏攻美守、美国因越战而虚弱、中国因“文革”内乱而虚弱及苏联营造反华包围圈的客观形势。尽管巴基斯坦是中国的事实上的盟国，但是，苏联的巨大军事压力、“文革”和林彪事件的困扰、战场离中国国境尚远的地理现实和冬季里中印边境的严酷环境，决定了中国无论如何不可能直接进行军事干预。中国所能做的并且实际上做到了的，就是与美国进行外交合作，以阻止西巴基斯坦遭到进一步肢解这个最坏的结局。而这正是印度的第二个战争目标。中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黄华与基辛格为此在战争期间进行了多次秘密会晤。11月中旬东巴战事结束以后，印军主力迅速西移至印巴边境，准备对西巴开战。12月10日，美国征询中国的意见：是否同意美国准备在安理会提出的印巴就地停火、然后双方立刻开始谈判的动议，美国认为这是挽救巴基斯坦不被进一步肢解的唯一希望，因为美国国会拒绝批准任何军事卷入。12月11日，尼克松致电柯西金，要求苏联对印度进一步加压，促其就地停火并立刻开始谈判，否则可能发生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后果。12月12日上午，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带着中国的紧急答复，求见基辛格。在得知求见要求但尚不知道中国答复的具体内容之前，尼克松和基辛格猜想，可能是中国决定出兵支持巴基斯坦的通报。如果是这样，根据美国得到的情报，苏联按照它承担的义务就要对中国使用武力。尼克松认为，如果苏联羞辱中国的行动得逞，保持世界均势的前景都会化为乌有。他决定，一旦苏联威胁中国，美国将不袖手旁观，援助的具体内容将视当时情况而定。为了进一步给苏联和印度加压，尼克松这时命令西太平洋上的一支航空母舰特遣舰队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孟加拉湾。实际上，中国回电的内容是表示同意美国的就地停火方案。美国随即在安理会提出了这个提案，并立即获得中英法三国的支持。苏联迫于中美英法的联合压力，特别是美苏可能发生热战的前景，被迫接受这个动议，印度未能实现其最高战争目标。
首先是联络处的互设。
1973年2月，中美决定各自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此举实质性地提升了两国关系。此前，中美之间的接触，在1971年10月中国重返联合国以前，是通过华沙大使级会谈和巴基斯坦、罗马尼亚这两个间接渠道进行的。1970年中国与加拿大建交和1971年重返联合国以后，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黄镇和驻联合国大使黄华与美国高级官员（主要是基辛格）之间的接触成了主要渠道。从1971年8月1日到9月底，基辛格与黄华和黄镇交换的信件比过去20年中美之间交换的总和还要多。
随着两国战略合作的日趋重要和交往的逐渐密切，这种形势越来越不能满足需要。鉴于美国当时还没有下决心抛弃台湾，与中国建交，建立半官方的联络处势在必行。早在1971年5月29日，毛泽东批准的《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就提出了这个设想。1973年2月基辛格第五次访华期间，中美就此达成一致。
1973年3月17日，尼克松宣布，5月1日将在北京设立联络处，并任命戴维·布鲁斯为联络处主任。3月29日，新华社宣布，驻加大使黄镇将出任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此二人都是“各自国内最有能力和声望、最得领导人信任”的老资格外交官。
1974年8月接替布鲁斯的乔治·布什，更是美国著名政治家。这些任命显示了两国对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视。联络处官员享有外交豁免权，是事实上的大使。随着联络处的设立，中美之间建立了比它们各自与大多数建交国的关系还要密切的关系。
其次是情报交流。
早在基辛格第一次访华以前，美国就不定期地将其认为中国可能感兴趣的关于美苏关系和苏联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等方面的情报提供给中国。尼克松访华前夕，他授权基辛格私下将美国掌握的有关苏军在中国边境部署的情报给周恩来。
尼克松冲击后这一交流一直维持着。它基本上是单方面的，这一来是因为双方情报搜集能力上的差距，二来囿于意识形态和外交传统，中国对于与这个不久前的头号敌人进行情报交流抱着极为谨慎的态度。情报交流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双方，特别是美国，对自己行将采取的可能影响两国关系的重大外交决策和举措提前向对方通报、解释乃至征询意见。在基辛格主导美国外交政策的1970～1976年，这一交流成为两国关系的常态。
第三，美国继续完善发生中苏战争时援助中国的秘密计划。
1973年1月结束越战的《巴黎协定》签署后不久，美国国防部特别小组开始秘密制定在中苏战争中美国大规模援助中国并参战的计划。预案中的选项包括：美军使用部署在关岛的携带核弹头的B－52战略轰炸机、从中国空军基地起飞的战斗机、航空母舰舰载飞机、北极星导弹等手段，打击中国境内被苏联控制的机场、中国境内的苏联核武器、苏联侵入新疆的军队等。
同时，基辛格领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在继续研究类似方案。1973年7月6日，基辛格把这件事告诉了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
故可以肯定毛泽东至少是知道后面这件事的。
第四是军事交流。
同样是在《巴黎和平协定》签署后，1973年2月初，尼克松批准向中国出售包括4架飞机在内的8套惯性制导系统，中美军事合作由此开始。
从这一年起，中国就表示有兴趣购买美国的军用高技术。由于美国方面的因素，直到1976年10月，福特才批准向中国转让两台具有军民两用性质的高性能计算机。
总的说来，由于后文中将要谈到的诸多因素，毛泽东时期中美具体的军事交流成果极为有限。
最后是高层访问。
由于美台依然维持着“外交关系”，中国领导人拒绝去华盛顿，高层接触的形式是美国人到北京来。1972～1976年，基辛格单独访华六次，陪同尼克松和福特两位总统访华各一次。1975年12月初，福特访华。福特受到了病重中的毛泽东主席的公开接见，会谈涉及广泛的国际问题，从中东到日本，从北约到安哥拉。而非福特原以为的礼仪性的会见。
单独访华的基辛格三次会晤了毛泽东（1973年2月和11月，1975年10月）。这些访问不仅具有维持两国合作的象征性意义，也是中美进行战略合作所必需的彼此沟通、相互理解的重要渠道。基辛格的访问尤其具有实质意义，毛泽东对他的接见打破了外交惯例，尤其表明了中方对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
另外，尼克松冲击以前就已开始的双边的经贸和人员交流得到延续并有所扩大，美国也继续其反对苏联孤立中国的企图的努力。
至此，我们可以尝试着归纳直到1978年年底中美建交为止中美战略合作的特征了。和外交史上大多数战略合作的案例相比，这段时期的中美合作有着两个鲜明的与众不同之处：默契和务虚。
作为合作双方，中美没有相互间的正式承认和外交关系，没有任何条约的约束，没有明确的对对等性的要求，双方的一切公开的官方表态都没有明确提到这种以苏联为假想敌的合作，双方在意识形态上依然是敌人，这一点特别表现为：中方依然继续其传统的对美国的意识形态抨击。有的只是心照不宣和秘而不宣的合作，这种合作出于双方并行不悖的地缘政治利益。印巴战争是一个例子，中东问题是另一个例子。
考虑到多数伊斯兰国家和所有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持强烈的敌视态度，以及以色列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密切关系，中国长期拒绝与以色列发展官方关系，并在道义上、政治上和物质上支持阿拉伯有关国家针对以色列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以色列基本上没有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中国，始终不承认台湾，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本·古里安早在肯尼迪执政时期就多次私下劝说美国改善对华关系以遏制苏联。
双方都明白，中以关系的非正常状态是受意识形态冷战和阿以关系“株连”的结果，并非缘于两国利益的直接冲突，两国相互都没有威胁对方的核心利益。朝鲜战争爆发后，鉴于以色列支持美国的立场和阿以关系的复杂尖锐，毛泽东决定对以色列采取一定时期内不承认不建交的方针，但不做永不承认、永不建交的承诺。中国支持阿拉伯国家收复被占领土的正义斗争，但从不支持阿拉伯激进派消灭以色列国的目标，这一点毛泽东周恩来都明确坦率地对阿拉伯领导人讲过。
中东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美苏在阿以对抗中各支持一方，其中中国和苏联支持的都是阿拉伯激进派国家，同时苏联也不支持消灭以色列的目标。在中国确立了联美抗苏的战略以后，阿以关系问题就和中美苏大三角问题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了。
在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美国出于把苏联影响排挤出中东的目的，开始积极斡旋阿以冲突，先后促成了埃以和叙以停火（1973年11月）、《埃以脱离军事接触协定》（1973年12月）和《叙以脱离军事接触协定》（1974年5月）。这些协定使得埃及和叙利亚这两个反以前线国家收复了他们此前用对抗手段所未能收复的部分失地，美国在包括激进派阿拉伯国家在内的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明显上升，苏联的影响力显著下降。中国一直与激进派阿拉伯国家保持着正常乃至友好的关系，“尼克松冲击”以来又与温和派即亲西方的阿拉伯国家陆续建交并建立起友好关系。在整个70年代，中国一直尖锐抨击两个超级大国对中东的争夺，抨击美国偏袒以色列侵犯阿拉伯人民的合法权利，指责苏联对阿拉伯事业的支持是假支持真叛卖。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在当时的中东并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安全利益或经济利益，中东地区也没有一个中国的意识形态盟友，中国的中东外交只有两个基本并行不悖的利益：首先是尽可能把苏联排挤出中东，其次是保持和扩大与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友谊。出于这些意图，虽然公开宣传上很冷淡甚至尖刻，中国实际上支持基辛格的中东外交，因为这一政策在中国看来减少了对以色列的偏袒，部分满足了阿拉伯国家收复失地的正义要求，并因而把苏联排挤出中东和谈之外，削弱了苏联的影响。最后这一点是中方最看重的。美国领导人也明白，除了为保持对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而必须做的最起码的事情（包括对部分阿拉伯国家和巴解组织的物质援助、在美国看来无足轻重的军援、道义支持和不承认以色列等）以外，中国实际上没有做任何妨碍美国的中东利益的事情，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公开的反美反以宣传，基本上是毛泽东所谓的“放空炮”。这是中国与苏联的中东政策的区别。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中国不谋求控制中东，二是中国乐于看到苏联影响的退出，并且认识到，只有美国能够做到这一点。美国还意识到，在整个70年代，除了台湾问题和印支问题，在所有重大问题上，中国对美国的攻击基本上都是言辞上的，中国没有能力也没有意图采取实质性行动；苏联的言论没有中国那么浓的火药味，但苏联有意图有能力也确实对美国利益构成挑战。
中美在中东的默契在1973年11月10日～14日基辛格第六次访华时他与中国领导人的会晤中表露无遗。
在11日与周恩来的会谈中，周恩来对美国于十月份为阻止苏军进入中东以拯救被围的埃及第三军而宣布的全球美军戒备状态这一强硬举措表示钦佩，赞扬美国为削弱苏联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而做的努力。他承认，他原以为美国在埃及总统萨达特1971年驱逐苏联专家的时候没有及时向埃及伸出橄榄枝是错过了机会，现在了解到美国的战略是等待能够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有利时机。周恩来对于基辛格撇开苏联由美国一家斡旋埃及和以色列的停火也极为满意。基辛格解释了美国关于日内瓦会议的策略，即利用这个名义上由联合国发起、由美苏担任共同主席的全体会议重申大家已经熟悉的“以土地换和平”的论点，真正的谈判将在会外，在美国的赞助下由各个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在双边基础上进行。周恩来对此没有表态。在这次会谈中，周恩来展示了其战略远见。他提醒基辛格说，苏联人从埃及被赶出来后以伊拉克作为他们中东政策的枢纽，美国需要防止伊拉克取得波斯湾的霸权；还说伊朗国王是一个了解世界局势的富有远见的领导人。周恩来对阿富汗的达乌德政变上台表示严重不安，说接近达乌德的军官们是亲苏的，阿富汗的动乱很可能尚未结束；阿富汗针对伊朗和巴基斯坦的收复失地的要求即使不是苏联挑动的，也会为苏联的阴谋服务；它将削弱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地位，使莫斯科获得一条通往印度洋的通道；敦促美国加强援助处于严重危险中的巴基斯坦。
基辛格表示同意这些分析，但也坦陈说，鉴于美国国会在越战失败后孤立主义的影响下不同意援助巴基斯坦，美国最多只能用加强伊朗的办法来支持巴基斯坦。
11月12日，毛泽东会见基辛格。在谈到中东问题时，毛泽东称赞他说：“你最近访问阿拉伯世界是做了一件好事。”
毛泽东回顾了基辛格在宣布全球美军警戒那天为向中国通报和解释此举而同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的谈话。由于基辛格的通报是突如其来的，无法及时得到国内指示的黄镇重申了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支持，批评美国的行动。毛泽东说，黄镇正确地谈到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目标的支持，但是他不了解“美国抵抗苏联的重要性”；中国“欢迎”美国“把苏联置于困难境地，使苏联无法控制中东”。接着，毛泽东几乎逐一分析了中东各国的力量和弱点，强调指出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对阻遏苏联扩张的重要性。他对日益亲苏的伊拉克和南也门表示不安。
务虚与默契是有联系的。直到1978年中美开始认真地就建交事宜进行谈判为止，联美抗苏框架下的中美合作主要是一种战略姿态：没有建交，没有结盟，没有条约，鲜有具体的军事交流，几乎没有军火采购。中美各个层级的对话，特别是高层对话，其内容主要是双方交换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以致卡特时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奥克森伯格做出如下判断：1977年前的中美关系更多地是一种想象而非现实。 [1] 基辛格在其卸任后的回忆录中，对此的表现和原因有如下比较精辟的描述和分析：
这些会谈是以独特的间接方式和微妙的暗示来进行的，中国人尤其如此。没有相互承诺，没有尝试规定协调的行动。一种奇特的伙伴关系形成了。这种关系正因为从未正式明文规定而更为有效。两个大国不是通过正式协议，而是通过协调对国际问题的理解，协调它们与此有关的利益来寻求合作。在尼克松访问期间，以及在我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或中国大使的会见中，讨论中心都是均势的必要性，国际秩序和世界政治的长期趋势。双方都理解，如果在这些问题上观点一致，自然会形成一种并行不悖的战略；如果观点不一致，即使就个别问题达成了策略性的决定，那也会是临时性而缺乏成效的。
当两国关系还无法取得多少具体成就，还取决于一些难以捉摸的因素时，这种习惯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关键。我们之间的纽带不是通过正式协议，而是通过对国际形势的共同认识建立起来的。我们对世界形势的分析是相同的，虽然由于明显的原因，即考虑到苏联人的敏感，不能公开这么说。
我们两国的社会从意识形态到历史，差异是那么大，要把两国促和在一起，确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一般人的想法，也许认为最好是先消除造成两国紧张关系的某些具体问题的根源。台湾问题是这样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又不能很快得到解决；其他问题又太微不足道，不足以成为两国持久关系的基础。所以结论是讨论根本问题：我们对全球事务特别是亚洲事务的看法，以此来澄清我们的目标和前景。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多少实际事务性问题要解决，建立相互间的信任就必须从务虚开始。周恩来和我主要把时间花在那些能增进相互了解的看不见摸不着的问题上。
概要说来，在中美建交、越南入侵柬埔寨和苏联入侵阿富汗（它们大体上同时发生）以前，在共同对付苏联威胁这个问题上，中美战略关系之所以呈现默契和务虚的特征，原因是多样和复杂的：台湾问题的制约，中美之间的长期敌对造成的惯性影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尖锐对立，美国政界主流对美苏缓和的强烈期待，双方对各自的盟友的传统承诺和友谊的考虑，包括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政权对中美接近的疑虑和反对，西欧和日本对缓和对苏关系的强烈呼吁等。后文将进一步解释这些因素。
与毛泽东打过多次交道的基辛格认为：“中国领导人是我所遭遇过的对手中，最能接受尼克松式外交手法的一群人。”
无论是从基辛格的立场，还是从中国的国家利益立场看，这都是对毛泽东的褒扬，反映了毛泽东在固守传统意识形态可能会危及安全这个最高国家利益的关头，他是将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因为现实主义，即所谓尼克松式外交手法，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最有效手段之一。众多关于尼克松第一次访华的史料都提到了两个细节：周恩来在首都机场欢迎刚刚走下舷梯的尼克松时，及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他的书房会见尼克松时，双方的握手都长达约一分钟。这两个一分钟传递了众多信息，但笔者以为，最重要的信息是：握手的双方和他们所领导的国家是彼此敬重的敌人，而对双方来说最重要的国家利益正在使他们同时也成为彼此敬重的朋友。
接下来，笔者将对中美战略合作得以建立和维系的两个具体前提，即台湾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上的中美妥协进行深入分析，以回答中美战略合作何以可能的问题，这两个分析同时也给出和解释了中美战略合作所受到的两点制约。
[1] Michael C.Oksenberg， A Decade of Sino － American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 Fall 1982，p.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