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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第一个公开信号是在1969年五一劳动节发出的。这一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众多外国驻华使节及代表团，包括苏联驻华临时代办，表达了愿意改善和发展与包括苏联在内的各国的友好关系的愿望。6月，陆续恢复派出驻外使节。在那以前，从1967年年初起，除驻埃及大使黄华外，所有驻外大使都被召回国参加“文革”。
中国与多数建交国的关系要么恶化，要么名存实亡。
1969年9月11日的中苏总理会晤及10月重开的中苏边界谈判使尼克松一度紧张，担心出现中苏和解乃至联手对付美国的态势。基辛格向尼克松提供了他对此事的分析，说中国态度变化可能有两个因素：越来越担心苏联的进攻，周恩来代表的务实派重新控制了外交政策。同时向尼克松保证说，这丝毫不代表中苏关系的实质性改善，仅仅是双方为避免谁都不想要的战争而采取的战术行动。
必须承认，这些判断是相当准确的。
中美之间的战略默契甚至在基辛格第一次访华前就开始了。这些早期的默契进一步深化了双方各自的战略判断，为基辛格和尼克松的访华特别是后者铺平了道路，构成了中美合作抗衡苏联的格局内中美各自的第一批收获。归纳一下，中方的收获主要有以下几点。
就在就职后第五天，尼克松还因为意大利与中国建交而发怒，抱怨美国驻意大使无能。1969年6月下旬，苏联驻西欧各国大使一致行动起来，攻击中国对驻在国政府的政策，企图阻挠西欧各国承认北京。尼克松得知此事后立刻指示基辛格，要求巧妙地鼓励所有被苏联敦促不要与北京建交的国家去建立外交关系。诚如基辛格所言，“这是一个戏剧性变化”。
1969年6月8日，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鼓吹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虽然他没有细说，但是，国际社会所有成员都明白，这将是一个反华体系。美国自始至终反对这个倡议，并且游说其亚洲盟国和友国不要参加。在1969年7月下旬的环球旅行中，尼克松告诉印尼和泰国领导人，完全不同意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
美国的态度是这个体系始终没有建起来的一个主要因素。当然，美国反对此议的一个更加重要的理由是，这也是苏联意图把影响扩展到东南亚的一个手段。
出于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大国雄心，以及恫吓西欧、分化美欧关系和孤立中国的考虑，在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和福特执政时期，苏联以两个超级大国对世界负有特殊责任为由，不懈地试图说服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给予它高于所有其他国家的待遇，以便形成美苏共管世界的格局，至少也要给外界营造这种印象。而所有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欧和中国，对于这种可能始终非常敏感和反感。美国也深知这一点。约翰逊时期，为了维护大西洋联盟的团结，美国比较注意尽可能不让苏联在这个问题上有机可乘，除非为了美国自己的利益。但是鉴于中美尚处在尖锐对抗之中，美国没有多少动力在这个问题上照顾中国的利益和感受。
尼克松和基辛格在下定联华制苏的决心之后，开始注意不要被苏联利用，造成对美国有害无益的美苏合作对付中国的印象。1969年12月，在得知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很快就要恢复之后，美国前驻苏大使汤普森要求向多勃雷宁通报美国与中国的一切接触，国务卿罗杰斯也希望“总统能有机会考虑”这个建议。基辛格表示强烈反对。理由是：第一，“苏联人从来不向我们通报他们与中国或其他国家接触的情况，我们没有理由给它单方面的礼遇或无代价的保证”。第二，“没有必要给俄国人机会，使他们可以向北京夸耀说我们向他们通报了我们同北京接触的情况，从而从一开始就增加中国人的怀疑”。尼克松采纳了基辛格的意见。
1970年2月发表的总统对外政策年度报告的中国部分有这么一句话：“我们希望改善关系不是想要利用中苏冲突的一种策略手段。我们认为这一冲突的加剧对我们毫无好处，因此，我们不打算袒护任何一方。美国也无意与任何一个大国联合起来主宰世界或结成敌对性的联盟来反对两个共产党大国中的任何一个。”
1970年10月25日，尼克松在白宫请即将访华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向中国传话：我们认为中美和解十分重要；我们决不会与苏联共谋反对中国。第二天，他向罗马尼亚总统齐奥赛斯库提出了同样内容的传话请求。
1971年，勃列日涅夫一再呼吁举行美苏英法中五个核国家的外长会议或首脑会议，以讨论均衡核裁军问题，中国视其为孤立中国和剥夺中国的核自卫能力的阴谋，断然拒绝。勃列日涅夫转而建议其余四国开这个会。这个会议的召开势必使中国陷入孤立。美国理解和同情中国的立场，于是拒绝了这个建议，但其公开理由是：只有五个核国家都参加，这种会议才有意义。
1969年11月开始的美苏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是当时举世关注的大事，也是美苏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国际社会，特别是严重依赖美国核保护伞的西欧、日本和其独立的核力量被苏联视为眼中钉的中国，自然十分担心美苏达成有损他们基本利益的交易。美国在此问题上比较注意照顾其盟友和中国的感受。
1969年10月7日，中国发表政府声明，表示了不怕任何核威胁的严正态度。美国随后通过秘密的巴基斯坦渠道，把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友善态度向中国做了通报。1969年底和1970年初，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会谈中，苏联都向美国代表提出联合对付“来自一个拥有核武器的第三国的挑衅性进攻”问题。美国断然拒绝讨论这个问题。1970年6月25日，苏联首席谈判代表谢苗诺夫给了美国首席谈判代表史密斯一份文件，其内容是防止意外核战争协议的基本想法。其关键条文是：如果第三国正准备进行核挑衅，双方应相互通知；如果出现挑衅行动，双方有责任对挑衅国家采取报复行动；双方应就这些问题定期磋商。基辛格断定：“苏联实际要求我们让它放手对付中国，这是两国统治的明目张胆的表现。”他和尼克松一致认为必须立刻拒绝这个建议。虽然美苏在1971年9月30日还是达成了旨在防止意外核战争的协议，但在美国的要求下，这已是一个真正的防止意外核事故的、不针对任何其他核国家的协议。
1970年7月13日，基辛格在给尼克松的备忘录中再次提醒说，不要让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给人以美苏共同统治的印象；苏联人无疑希望给人这种印象；中国人无疑有这种担心，“他们料想苏联西部战线将出现全面缓和，并可能怀疑存在一种心照不宣的交易，即美国让苏联放手对付中国”。尼克松深以为然。
1971年5月20日，美苏宣布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程序问题上取得了突破，将同时谈判进攻性和防御型战略武器问题。这是莫斯科让步的结果。尼克松担心这会让中国不安，特意批准基辛格把将要正式发表的声明副本经叶海亚转给中方，同时附有一个保证：“美国不会缔结把矛头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协定”，并保证在基辛格即将进行的秘密访问中准备讨论“这个问题和有关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并不是无条件地反对所有美苏共管的事实和印象。当它感到需要对盟国和中国施加某种影响或压力的时候，它还是乐于制造这种印象的。基辛格在其回忆录中就坦陈：对于中国人对美苏勾结的疑虑，“我倒不那么担心——显示我们左右逢源往往是一种本钱——我倒认为这是向北京表明同美国联系有好处的机会”。
部分因为如此，在整个冷战时期，美国的盟国和中国始终不敢在这个问题上掉以轻心。
两个半战争战略是艾森豪威尔时期开始实施的。这个战略计划设想的形势是，中苏同时向美国在亚欧大陆的重要盟友发起全面战争。根据这个战略计划，和平时期美国部署的常规部队的质量和数量需要满足以下需求：第一，在苏联对西欧发起大规模进攻的时候，足以进行9个月的有效抵抗；第二，同时进行持久防御战，抵抗中国对东南亚或韩国的进攻；第三，同时还要能够对付别处发生的不测事件，例如中东。显然，在中苏严重分裂之后，这个计划已经过时了。1969年10月，尼克松接受基辛格的建议，实行一个半战争战略。即：美军常规部队规模只需维持在以下水平上：足以进行北约框架内的针对苏联入侵的初期防御战，或者足以对付中国对韩国或东南亚的全面进攻。
1970年2月18日，尼克松在致国会的1969年度外交政策报告中公开提出了新的战略。有关内容如下：
我们力求理论和能力协调一致，选择了最恰当地称之为“一个半战争”的战略，根据这个战略，我们在和平时期保持这样的一般任务部队，它足以同时对付在欧洲或亚洲发生的一次共产党大规模进攻；援助盟国对付亚洲的非中国的威胁：应付其他地方发生的紧急事态。
选择这个战略是基于如下考虑：
——我们的战略和战区核部队的核力量起着遏制苏联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欧洲部分发动全面进攻或中国向我们的亚洲盟国发动进攻的威慑力量的作用；
——俄国和中国在两条战线上向我们的盟国发动配合一致的进攻的可能性是很少的，因为这既有核战争的风险，而且中苏合作大概是不可能的。
表面上看，新的战略依然把苏联威胁和中国威胁等量齐观，只是不再假设中苏是铁板一块。实际上，当时的国际战略形势，以及美国国内多年来围绕这个战略调整所进行的公开和私下的辩论，已经向世界发出了清晰的信号：新战略的实质是，西欧而非亚洲才是最有可能受到威胁的地区，美国更担心苏联威胁。
这就向中国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姿态。
如前所述，1969年6～8月，苏联驻美国、西欧和东欧的外交官频繁试探驻在国政府，要它们对苏联对中国的可能的核打击做好心理准备。为了阻止苏联对中国开战，以及防止中国认为美苏在这个问题上有勾结，美国做出了一系列反应：包括公开宣布多项解冻两国关系的主动措施，高官们公开讲话含蓄地警告苏联。最直接的有两次。一是，1969年8月27日，中情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在一次记者午餐会上，公开透露了苏联就其向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的可能性向东欧试探一事。二是，9月5日，副国务卿埃利奥特·理查森在美国政治科学学会的年会上说了下面这段话：
谈到共产党中国，不断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是符合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的。我们不打算利用苏联和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敌对来谋求我们自己的好处。两个共产主义巨人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不是我们该管的事。可是，我们不能不深深地关注，这种争论的不断升级会造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巨大破坏。我们不能不深表关切。
虽说苏联的试探主要是对中国的心理战，而非认真的战前舆论准备，美国的这些公开姿态依然是有意义的。其一，它们有助于阻止苏联当时和后来可能有的、尽管不是非常认真的任何侵华企图；其二，向中国和世界间接挑明了美国改善对华关系的立场。
鉴于珍宝岛事件后中苏间的战争气氛，特别是苏联在远东军事力量的迅速集结，尼克松和基辛格一致认为，万一苏联发动侵华战争，美国有必要援助中国，甚至不排除直接参战的可能。按照尼克松的指令，在1969年下半年，基辛格一直设法使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下的部际机构制定一些应变计划。但是，各机构都认为可供美国选择的任何方案都可怕得难以想象，因此只是制定了谨慎回避的方案。1970年初，基辛格要求他直接管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制定“我们自己的计划”，结果写成了一个长篇研究报告，执笔人是罗杰·莫里斯。此后好几年这个报告都是美国的基本计划文件。
以上六点，只有第一点和第六点可能是当时的中国所不知情的，其余都是中国当即就知道的。比如“一个半战争”问题，珍宝岛事件后不久，“一个半战争”尚未成为正式政策的时候，毛泽东就对身边工作人员说：“美国的全球战略理论不是已经提出信号了吗？他要打‘两个半战争’，如果他缩减到了‘一个半战争’，你们联系起来想想他们会怎么样？”
即使是中国可能不知情的那两点内容，其结果也是对中国有利的。这六点事实表明，即使在中美接触尚处在秘密阶段的早期，中国就已经收获了与美合作的红利。这些红利归纳起来无非两条：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缓解了中国的孤立处境。这些举措同时也是向中国的试探。在这些战略性的示好兼试探之外，在尼克松第一任期的头两年半即基辛格秘密访华以前，美国政府还宣布了一系列解冻中美关系的其他举措，主要涉及贸易禁令和人员往来禁令的放松。后者属于战术性的示好兼试探。所有这些无疑构成了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形成和完善前文所述的新的战略判断的重要背景，促成了接待基辛格和尼克松的决定。
美国的这些信号和姿态并非单向的，中国同时也做出了一些友好的表示，包括释放若干在押的美国人，以及公开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正因为存在着只做不说的互动，所以说是战略默契。美国在这种默契中获得的最大收益，首先是得到了中国接待尼克松总统访华的邀请。为什么说这个邀请是美国的最大收益呢？笔者将在第二章中回答这个问题。其次，影响了苏联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的立场。对于这个会谈，美国的主要动机是冻结苏联的进攻性战略核武器，而苏联的主要动机是冻结双方的防御性战略武器即反弹道导弹，同时继续放手扩充自己的进攻性核武库。谈判之初，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僵持不下。1971年4月，震惊世界的乒乓外交发生了。苏联的立场马上就软化了。5月，苏联接受了美国关于谈判议程的立场：同时谈判限制进攻性和防御性战略武器。
在基辛格和尼克松访华以前，中美之间只有默示的战略合作即默契，没有明示的战略合作。如前所述，这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同时具有信息传递和试探的功能，也是可以随时撤销的。同时，两国各自采取的公开的改善关系的举措在表面上也具有单方面、非对等的性质，同样也是可以单方面撤销的。由于中美长期严重敌对，互不信任极深，并且敌对的根源首先是无法妥协的意识形态对抗，
因而，在迫于地缘政治方面的共同利害而开始合作的时候，这样一个阶段是必要的。其必要性在于，其一，一旦一方发现自己对对方的意图判断有误，善意得不到回报，进而默契根本不存在的时候，可以不失面子地退却；其二，这样一个过程可以起到积累互信和彼此进行战略摸底的作用，这种互信和摸底是两国公开和直接的最高层对话的成功的必要条件。其三，在公开的战略合作关系建立以前，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继续对抗的双方，两国都需要在内部初步统一思想，以尽可能降低这一外交革命对内部政治稳定的冲击。
对于任何稳定的战略性的国家间合作来说，公开的、面对面的和开诚布公的高层对话特别是最高层会晤都是不可缺少的。对于中美这两个特殊的大国来说，尤其如此。因而，中美战略互信和战略合作关系的最终确定有赖于高层会晤。
所谓“尼克松冲击”，即1971年7月基辛格的秘密访华、同年10月基辛格的公开访华和1972年2月尼克松的正式访问，特别是2月21日他和基辛格与毛泽东的会谈。其主要作用就是深化了两国的战略互信以及最终确立了抗衡苏联的战略合作关系。具体说来，“尼克松冲击”所取得的下述成果确立了两国的战略互信和战略合作关系。
第一，在相互妥协的基础上搁置了台湾问题，进而避免了这个无法完全妥协的难题对中美战略合作的干扰。对此的深入分析见第二章。
第二，在印度支那问题上达成了事实上的谅解。表现为两点。其一，将印度支那问题与中美关系分割处理的默契，即：美国默认中国继续支援印度支那三国四方的抗美救国战争；中国默认美国有条件地从印度支那撤军的努力。换言之，双方都不把对方放弃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作为针对苏联的战略合作的条件。其二，中国最终确信了美国从印度支那彻底脱身的诚意，并向美国承诺中国无意出兵印度支那与美国直接交战，也无意填补美国撤军以后留下的“真空”，而美国也相信了这个承诺。这就消除了美国两届政府的噩梦：中国武装干涉印度支那。
对以上两点的深入分析见下文及第三章。
第三，中国承诺并使美国相信，中国无意威胁日本和韩国这类美国的主要盟友。根据毛泽东与尼克松会谈的中方记录，有如下对话：
尼克松：当我们看到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伟大的国家时，我们知道中国并不威胁美国的领土。
毛泽东：也不威胁日本和南朝鲜。
周恩来：任何国家都不威胁。
尼克松和基辛格当即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和高度权威的保证。
第四，除印度支那问题以外，中国承诺并使美国相信，中国不会挑战美国的重大利益。有关记录如下：
尼克松：总理指出，他感到美国在伸手，苏联在伸手，那么问题是，人民共和国面临的危险，是来自美国的侵略，还是来自苏联的侵略？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是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
毛泽东：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
毛泽东在会谈中提到了周恩来此前此后反复和基辛格表达过的另一个观点：
毛泽东：大概我这种人放大炮的时候多。无非是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修、反这一套，建立社会主义。
尼克松（微笑）：就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匪徒。
毛泽东：你可能就个人来说，不在打倒之列。可能他（指基辛格）也不在内。都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嘛。
尼克松（笑）：就没有靶子了。
据基辛格回忆，这时毛泽东放声大笑，周恩来也跟着笑了。正如基辛格所理解的，联系到毛泽东关于韩国、日本和印度支那的保证，毛泽东在这里实际上是与美国领导人订了一个无形的互不侵犯条约，事实上承诺不对美国在亚太的利益提出挑战，从而使得美国可以全力应付苏联威胁。
第五，双方在《上海公报》中承诺彼此都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并且反对任何第三方建立这种霸权的企图。在谁都不会弄错的当时的特殊情境下，这个第三方指的是苏联。这是中美在头三次高层会谈后分别公开发表的三个公报中唯一暗示双方将联合抗衡苏联的表述。
以上相互承诺中的一些，特别是印度支那战争问题上的保证，在尼克松冲击以前秘密的、间接的、低层次的接触（如华沙会谈）中，中美各自都向对方提出过，而且不止一次。但由于互信不够以及层次不够，双方都不愿和不敢相信对方的诚意。双方高层会谈，特别是最高级会谈，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在中美严重对抗了20多年以后，以及在美国依然承认台湾当局而不承认中国、继续维持美台军事同盟和在台驻军的情况下，中国愿意接待尼克松公开访华的事实本身，就是两国战略互信和战略合作已达相当高度的一个证据、体现和成果。
如上成果之取得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双方都能够诚实地承认双方的原则分歧特别是意识形态分歧。中美双方，特别是中国领导人，在会谈中始终做到了开诚布公，都不讳言双方的深刻分歧乃至对立，并且主要是在中国方面的坚持下，将双方的相互冲突的原则立场写进了《上海公报》。《上海公报》所载明的、为美方所不能接受的中方立场包括：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主要倾向是革命；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等等。
把双方的分歧用各自的语言公开写进最高级会谈公报这样的外交文件中，这在外交史上还是第一次。美方起初还不理解、不接受这种方式，基辛格在看了中方以上述方式起草的中美最高级会谈公报草稿后，觉得难以接受，对乔冠华说，美国不可能在一个像是审判美国总统的文件上签字。但是在中方的坚持和解释下，基辛格认识到，这种风格的文件的好处是，使双方的共同利益更加突出，更显得珍贵；使每一方都避免了对对方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有利于双方说服各自盟国相信，共同的原则和它们的利益得到了维护；所有这些都有助于使双方的合作更务实，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