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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中期和后期，基于世界革命的意识形态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双重考虑，毛泽东实行既反美又反苏的“左右开弓”战略。在“文革”高潮中，这个战略进一步发展为“打倒帝修反”的激进战略。随着捷克事件和珍宝岛事件的相继发生，毛泽东逐渐意识到这个战略的不足。诚如杨奎松所言，“在中苏关系严重危机时孤立无援的境遇，和多年输出革命毫无结果的困惑，使他重新拾起以往的统战策略。当然，美国这个时期在印度支那战争上的困境以及对抗苏联的需要，也便利了毛泽东态度的转变”。
在1969年初尼克松就职以前，中国领导人已经充分注意到美国在卷入越战的同时尽力避免扩大战争规模的事实，包括：将地面作战局限于南越，对越南北方只进行空袭，竭力避免对中国国土的攻击。另外，早在捷克事件前，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注意到美国可能调整对华政策的迹象。如前所述，尼克松在1967年决定参选总统之后，在《外交季刊》上发文阐述自己的对华外交新理念，其中谈到，孤立中国不符合美国利益，他如当选，将采取主动缓和两国关系。
如前所述，这篇文章引起毛周二人的高度重视。
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在其就职演说中再次向中国伸出橄榄枝。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这篇演说。
国内研究者都把这个举动视为毛泽东向美国政府和中国国内干部群众发出的意味深长的信号。笔者以为，这件事确实算得上是毛泽东后来自称的“与尼克松吊膀子”
的开始，但是这个信号太微妙太弱，没有证据表明美国决策者和中国基层读者注意到了这个暗示。部分原因是，《人民日报》在转载的同时发了一篇题为《走投无路的自供状——评尼克松的“就职演说”和苏修叛徒集团的无耻捧场》的评论员文章，对尼克松的演说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和辛辣的讽刺，攻击和讽刺使用的是那个时期国内外早已熟悉的、中国媒体进行革命宣传时常用的风格。考虑到近两年后毛泽东周恩来发出的又一个更明显的信号美国人同样没有注意到，这个信号没有引起对方的注意更是情理之中。后者指的是，《人民日报》1970年12月25日头版刊登了毛泽东于当年国庆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斯诺夫妇在一起的照片，这一天《人民日报》报头右侧刊登的毛主席语录是：“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在内都是我们的朋友。”
当然，在“文革”高潮中，作为政策转弯的第一步，也不可能发出更强烈更直接的信号。总之，这两个史实的主要价值，在于它是毛泽东当时已在重新思考对美政策的有力证据。
在珍宝岛事件后不到一个月召开的九大上，林彪所做的政治报告中“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部分仅用一段专谈美帝，而且说其“越来越走下坡路”；专谈苏修的篇幅则有五段之多。又强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李丹慧认为，这个报告以此向美国发出信号：美苏对中国构成同等危险，但事实上苏联被视为更主要的敌人；中国不会主动在印支战场上挑起对美国的战争。
笔者同意这种解读。九大报告的主要起草人是当时深得毛泽东信任的张春桥和姚文元，因此报告的上述倾向可以说完全忠实地反映了毛泽东的思想。如前所述，这个信号被基辛格捕捉到了。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了他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放出了愿意与美国和解的最直接的信息：
外交部要研究一下，美国人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要跟尼克松解决，在暂时。……尼克松早就说要派代表来，他对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解决两国关系问题就得同他谈。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尼克松后来回忆道，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欢迎他访华的内容，“我们在几天后就知道了”。
以上信号只能说明毛泽东正在重新考虑外交战略，不能说明他的最终判断和政策。形成后者的一个重要触媒，是陈毅等四位元帅做出的战略结论。
1969年2月19日，毛泽东找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请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当面布置陈徐聂叶四位元帅“研究一下国际问题，由陈毅挂帅”。
这时珍宝岛事件尚未发生。3月22日，毛泽东找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九大准备工作时，特意把正下放工厂“蹲点”的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找去参加。又当面说：“你们研究国际问题怎么样？”“你们几位老同志，为国家做工作，不要只管一个部门。”
当时的形势是，这四位老帅同众多老干部一样，在“文革”中受到严重冲击，虽然在九大中都当选为中央委员，九届一中全会上也都选为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还选为政治局委员，但都处在靠边站、“接受再教育”的状态。当时军委大权在林彪手中，日常工作由军委办事组主持，其核心成员是黄永胜等林彪的心腹。因此，四位元帅开始时并没有能够领会毛泽东的深意，为此询问周恩来：对外方针“九大”报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为什么主席还要他们研究？深谙毛泽东意图的周恩来做了解释：“主席布置你们这个工作，说明主席认为这个问题还值得研究。”鼓励他们大胆思考，不要拘泥于九大报告的套路。
显然，毛泽东虽然在与“文革”有关的内政问题上不再信用他们，但考虑到对美苏的政策主要涉及民族利益，而且兹事体大，他还是对老帅们的丰富经验和把握战略全局的能力寄予厚望。请陈毅牵头，既是因为陈毅长期担任外交部长，显然也是因为陈毅早在1968年12月就在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认为，尽管有越南战争，美国的战略重点没有东移，依然在欧洲，也不同意过分强调美苏共同反华的一面，断定美苏矛盾不可调和。这个结论当时就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四人从3月5日到10月18日进行了23次战略务虚讨论。
7月11日和9月17日，四位老帅分别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两份报告送交周恩来，并经后者转交毛泽东。前一份报告于1969年7月20日作为中央内部文件下发中央负责人。
两份报告全面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关系，得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目前国际上客观存在着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国际上两大阶级的对抗，集中地表现为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这既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七强’并立，也不同于战后初期的美苏对峙。”
第二，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对于美帝和苏修，现实的威胁是在它们相互之间。”“就中国本身而论，尼克松认为还是‘潜在的威胁’，而不是现实的威胁。”“苏修把中国当成主要敌人。它对我国安全的威胁比美帝大。”“苏修扩张的突出表现之一是拼命发展海军。海洋原来为美英所控制，苏修向海洋大力扩张，引起它和资本帝国主义的新冲突。”“苏修进行扩张实际是挤美帝的地盘。它力图和美帝平分秋色，共管世界。美帝则一定要保持优势。它的世界霸权和霸主的地位不能让。”
第三，美苏争夺大于勾结，矛盾不可调和。“美帝、苏修互相勾结和互相争夺，往往在反华的掩护下进行。并不因为它们的互相勾结而使它们的矛盾有所缓和。相反，它们的互相敌对更为剧烈了。”
第四，“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还不大。”“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强大和美帝、苏修的进一步削弱，这种情况还会发展，使美帝、苏修在政治上难以组成反华的统一战线，在军事上难以找到反华的打手。”“美帝不敢轻易进攻中国，主要理由是：1.中美之间隔着辽阔的太平洋。美帝侵朝、侵越两次战争的失败，使它有了沉痛教训，申言不再参与朝鲜式或越南式的战争。中国不同于朝鲜、越南，美帝更不敢贸然动手。2.美帝战略重点在西方。美帝长期陷在南越，已使它在西方的地位大为削弱。如与中国作战，需时更长，结局更惨。3.美帝想把亚洲人推向反华大战第一线，特别想利用日本打先锋，但日本自己有侵华失败的切肤之痛。……日本不愿当反华炮灰，美帝就更不会亲自上阵。”苏修的胃口比实力大。苏修对中国安全的威胁比美帝大，但真和中国大打，苏修还有很多顾虑和困难。在美苏矛盾更尖锐、苏修正忙于与美帝竞争并且双方都以欧洲和中东为战略重点的态势下，苏修如贸然发动对华战争，将承担巨大的风险；甚至仅仅是以战争相威胁，如果不能事先得到美帝的批准，也是有后顾之忧的，这个“忧”就是两面作战的风险。“中美都各以苏修为敌，苏修不敢同时进行两面作战。”除非这一情况得到解决，否则苏修不会将其注意力专门转向中国，只能首先力争欧洲和进行战略武器竞赛。另外，从能力上讲，苏修还远远没有完成侵华战争的准备。因此，苏修对中国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很低。 [1]
最后，在目前美苏都急于打“中国牌”的情况下，中国处于战略主动地位；为防止苏修对我发动大规模战争，中国应该从战略上打美国牌。“葛罗米柯反华的调门那么凶，刚刚半个月，就来个一百八十度转弯，要求举行中苏高级会谈，它是害怕中美和缓。”“尼克松访问罗马尼亚，在东欧会引起连锁反应，苏修怕后院出问题，不得不向我们递出橄榄枝。”“现在美帝憋不住了，苏修也憋不住了，它们的矛盾不可开交，都向中国送秋波，都向对方打中国牌。局势到了转折关头，后面还会有文章。”“美要利用中苏矛盾，苏要利用中美矛盾，我应有意识地利用美苏矛盾。”“我们坚持打倒美帝、苏修，柯西金反而亲自来北京讲和，尼克松反而急于同我们对话，这都是中国的伟大胜利。” [2]
在历经数月的研讨行将结束时，陈毅还特别强调，即使不发生中苏战争，中国也有必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
为此，我有一些不合常规的想法：第一，在华沙会谈恢复时，我们主动重新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的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我们只提会谈的级别和讨论的题目，不以美国接受我们的主张为前提。我估计美国会乐于接受。如果我们不提，我估计美国也会向我们提出类似的建议。如果这样，我们应该接受。
第二，只要举行高级会谈，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行动。我们不提先决条件，并不是说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改变立场。台湾问题可以在高级会谈中逐步谋求解决。
这个想法，没有写进报告，而是由陈毅在递交第二份报告的当天，当面向周恩来做了口头汇报。
以上结论回答了毛泽东周恩来最关注的几个战略问题：三角关系中的两两矛盾中，哪一个是最主要的矛盾？美苏争夺的战略重点在哪里？美苏两家中谁对中国的威胁更大？苏联单独发动和美苏联合发动侵华战争的可能性各有多大？据说毛泽东读了这两份报告后未置一词。
但以后的事态间接表明，以上基本结论都被毛泽东接受了，或者说和毛泽东的思想不谋而合，加强了毛泽东已有的判断。应该说，老帅们的结论对于毛泽东下定联美抗苏的决心，是一个不小的推动。报告还表明，元帅们对中美苏关系是三角关系而非结盟关系的实质，是清楚的，虽然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没有明确使用这个表述。
基本上，从1969年10月老帅们完成他们的研究，直到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毛泽东关于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基本战略判断没有实质性变化，有的只是细节上的变化。对此进一步的讨论如下。
除了从捷克事件到1969年下半年这个短时期外，对于苏联无力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包括对中国核设施的所谓“外科手术”），毛泽东一直有着足够的自信。即使在那个例外时期，毛泽东的担忧也是有限的，他更多地是出于做最坏打算、有备无患的战术心理，而非对中苏大战的不可避免的战略认知，采取一系列备战措施的。冷战后披露的一系列中外史料以及中外学者据此进行的研究大多表明：珍宝岛事件从战术上讲是中方挑起的。
其目的包括内政考虑、自卫反击和试探苏联和美国的反应。适度加剧中苏边境紧张局势在毛泽东看来有助于结束个别地区尚存的武斗等无政府状态以及进一步营造反修防修的氛围，这两者都是为九大的成功召开和九大精神的贯彻所必需的。
珍宝岛事件后，毛泽东在看完一份关于珍宝岛事件的报告后说，中苏交战“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还说由于中苏分裂，美国人由打“两个半战争”缩减到“一个半战争”了，美国将根据中苏各方的利益来考虑并决定自己的外交取向。
这席话表明，虽然挑起珍宝岛事件是毛泽东面临苏联不断在边境滋事的压力之下做出的自卫反应，同时也是为了试探美国的反应，摸清美苏联合反华的可能性有多大。毛泽东不怕打仗，但也绝非好战。对于苏联不会大举侵华这一点有相当的把握，和他需要进一步试探苏联的意图和胆量也并不矛盾。珍宝岛事件也有威慑的意图。他的一贯信念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你越软弱，对手就越嚣张；和平是斗出来的，不是乞求来的。如前所述，在珍宝岛事件后半年内中苏之间战争气氛剧烈之时，毛泽东关于中苏大战可以避免的信心一度有所动摇。但这时元帅们依然认为苏联发动侵华战争的可能极低。这是一个英明的判断，很可能使毛泽东恢复了中苏大战可以避免的信心，虽然中国在当时不可能了解苏联的决策内幕。
对此还可以补充几个证据。珍宝岛事件后不久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说：苏联在最近不可能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行动，因为它的东部地区尚未开发，还没有为进攻行动建立起可靠的基地。
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和柯西金在首都机场会晤，达成了维持边界现状、双方边界驻军脱离接触等协议，双方由此基本摸清了对方无意首先侵略自己的真实意图，两国关系有所缓和。事实上，认定苏联不可能大举侵华的想法，不独毛、周和老帅们有。据李凤林回忆，珍宝岛事件后，西方传媒散布苏联可能对中国核设施实施“外科手术”之时，中国驻苏使馆的看法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苏联不会进攻。
在中苏冲突最紧张的时候毛泽东都基本自信苏联不会大举侵华，在关系不那么紧张的剩下时间（1970～1976年），他的这种信心自然更强了。近来，有俄国学者认为，虽然中苏边境冲突演变成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早期一直以较小的可能性存在着，中国领导人并不明显地为之担心。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他们与美国人的谈话中，更多地是将中苏边境冲突用作一种心理手段，来让美国人相信中国是冲突的受害者而非挑起者。
众多史实表明，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只是必须指出，中国领导人所欲使美国人相信的，是事实而非谎言。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接见基辛格。当基辛格谈到苏联发动侵华战争的可能性时，毛泽东说：“它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
毛泽东对中苏矛盾和中苏战争可能性的判断，只有一点是有偏差的，即高估了苏联的侵略意图。事实上，只要苏联确信中方没有侵略苏联的意图，苏联不仅没有侵华的实力，也没有这样做的意图。
既然不那么担心苏联的直接的战争威胁，那么，毛泽东对苏联威胁的担心，到底有哪些具体内容呢？撇开意识形态方面的担心暂且不谈，在国家安全方面，直到去世，毛泽东的忧虑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担心苏联意图改变中国的对外政策，把中国变为近似东欧的卫星国，这是对中国的独立自主地位的威胁。这种担忧由来已久，苏联的这种意图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事实。沈志华、李丹慧基于对原始档案的研究，试图表明，在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问题上的中苏分歧，并非源于苏联控制中国的企图，而与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党际关系中盛行的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国家间平等原则之间的天然冲突以及毛泽东对主权和自尊的敏感有关。
笔者以为，对此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地看。中苏分歧确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国家间平等原则之间的冲突有关。但在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上及中苏国家间关系方面的其他问题上，考虑到中苏相对实力的明显差距、苏联习以为常的大国主义外交风格、俄罗斯和苏联历史上对中国的伤害等，毛泽东对主权和平等地位的高度敏感是合理的和可以理解的。在这两个具体案例中，即使赫鲁晓夫主观上没有恶意，如果毛泽东不做出表面看来是过分的反应，苏联方面有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得寸进尺，届时中国的主权真有可能受到伤害。其二，担心苏联建立包围中国的势力范围；在中苏关系已经恶化、两国间极度互不信任且相互之间恐惧很大的既定情势下，这个担忧是有根据的。苏联确实在这么做。其三，担心美苏之间达成牺牲中国利益的“祸水东引”的妥协，即美苏缓和其在欧洲的矛盾从而使苏联腾出手来对付中国，届时苏联发动侵华战争就是可能的了。这个忧虑是有其合理成分的。所有这些，连同意识形态方面的担忧，就构成了“苏修亡我之心不死”
的全部内容。以上问题的进一步分析，后文将有详细讨论。
美苏关系是以合作
为主还是以争夺为主的问题之所以重要，是由毛泽东关于矛盾的哲学思想和关于统一战线的政治思想所赋予的。如果美苏勾结大于争夺，其矛盾就是非主要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政策上这种矛盾为我所用的空间就有限，即美苏不大可能被分化，其中一方不大可能成为统战对象。如果美苏争夺大于勾结，其矛盾就更可能是主要矛盾和对抗性矛盾，与其中一方建立某种统一战线以对付另一方的可能就大得多。
1963年以来，毛泽东一直把“美苏合作，主宰世界”视为国际战略格局的主要特征。这个判断第一次出现在官方媒体是在1965年6月。这年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文章第一次指出苏联对外政策的灵魂就是“美苏合作”，同时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必反修”的口号。
中苏交恶的一大根源，就是毛泽东断定苏联已经走上与美国妥协以共同主宰世界的错路。在镇压民族解放运动、扑灭世界革命烈火和反华的事业中，美苏勾结为主，争夺为辅；苏联是美国的小伙伴、帮凶，但又不甘心这个地位，想与美国平起平坐，共同主宰世界。以上就是从1963年直到1968年捷克事件为止毛泽东对苏联的国际角色和美苏关系的性质的主要判断。
认为美苏有妥协有争夺，但争夺是主要的，这个判断是捷克事件以后逐渐形成的。在这一认识的形成过程中，1968年12月陈毅的报告，和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四位老帅的研究结论，显然都对毛泽东的思考起了作用。1969年9月7日，来访的罗马尼亚总理毛雷尔将尼克松意欲改善中美关系的口信转告周恩来，这时距珍宝岛事件已有半年，而周恩来还是沿用此前的一贯思路，说美苏的对外政策是要联合起来，主宰世界。
这说明，虽然这时毛泽东已经有了新的想法，但显然还没有成熟，还没有成为正式的政策，因此周恩来尚不便告知外宾。当然周恩来的这个表态也有另一个可能，即毛、周出于策略考虑决定暂不急于向外界包括美国转达其缓和中美关系的新考虑。1969年11月21日，周恩来在接见即将出访阿尔巴尼亚的中国党政代表团的讲话中说：“只讲美苏勾结，不讲争夺，片面性很大……光看到勾结，看不到争夺，有些国际问题就不能解释。只有两个阵营的矛盾的提法就是片面性。对国际形势的分析都要分析矛盾，怎么看不到矛盾呢？”
这段话表明毛泽东已经基本接受了陈毅等人的分析，放弃了传统的“美苏勾结论”。在毛泽东的坚持下，1973年九月中共十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再次强调了美苏争夺大于勾结的观点：
今天，主要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它们天天喊裁军，实际上天天在扩军。目的就是争霸世界。它们既争夺又勾结。勾结是为了更大的争夺。争夺是绝对的、长期的；勾结是相对的、暂时的。
说美苏争夺是绝对的和长期的，勾结是相对的、暂时的，就等于断言美苏矛盾本质上不可妥协。之所以如此，还在于美苏矛盾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在苏联侵捷事件和苏联提出以“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和“有限主权论”为核心的“勃列日涅夫主义”之后，毛泽东就把苏联的角色定位为“社会帝国主义”，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根据毛泽东所笃信的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帝国主义之间围绕重新瓜分世界而产生的矛盾本质上是不可妥协的。这一判断，屡屡见于1969～1978年的中国媒体，特别是著名的两报一刊。
仅仅判定美苏争夺的一面大于勾结的一面，并不足以为中美合作以对付苏联提供充分理由。如果中美矛盾比中苏矛盾还要大，即美国对中国的威胁比苏联构成的威胁还要大，那么不管美苏矛盾如何尖锐，中国也绝无可能联美抗苏，联苏抗美倒是自然的选项。同样，如果中美矛盾大于美苏矛盾，美国也没有任何理由联华制苏，而应该是联苏制华。在这个问题上，陈毅等提出、毛泽东所接受的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的判断，为中美合作制衡苏联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关键条件。因为这两个判断必然逻辑地导出第三个判断：美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这样一来，苏联就成为中美两家共同的头号威胁，中美合作抗衡苏联于是成为必要。从以上判断中还可以推出如下判断：既然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则中国只是苏联的第二号敌人；美苏矛盾又大于中美矛盾，则中国也只是美国的二号敌人；进而美苏互为头号敌人；所以在三角关系中，中国处于美苏竞相讨好的最主动地位。这也正是陈毅的推理。于是联美抗苏不仅必要，还有了可能，这还意味着，在中美相互利用抗衡苏联的博弈中，更有可能是中国利用美国，而非美国利用中国。
60年代上半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直认为美国的战略重点是欧洲。其具体目标，一是巩固对西欧的控制，遏制苏联对西欧的渗透，二是结束苏联对东欧的控制，挤压苏联的战略空间。1964～1965年美国全面卷入越战以后，对于美国的战略重点是否东移，即与中国为主要对手，毛泽东一度举棋不定，一度认为与美国的战争迟早要打。在他看来，一方面美苏勾结大于争夺，其表现之一就是美苏在欧洲的争夺趋于和缓，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两次柏林危机那样严重的危机；另一方面美国重兵卷入越南，其意图显然是为以后发动侵华战争准备跳板。1966年4月10日周恩来托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美国领导人转达的四句话明白无误地表明了毛泽东的这种忧虑。传话的内容见第三章第一节。1964年东京湾事件发生后，根据毛泽东指示，对草拟中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做了重大修改，从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改善民生为主转为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特别是三线建设为主，以准备应付美国可能发动的侵华战争。
在做出美苏争夺大于勾结和美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的结论之后，美国侵略重点的问题就转化为美苏争夺重点问题。这种情况下，如果认定重点在亚太，即中国和中国周边，那么无论谁在这场争夺中取胜，都是对中国的威胁。因为，第一，二者都是中国的敌人，只是严重程度不同；争夺又发生在中国的家门口，中国很难置身事外。第二，鉴于美苏争夺大于勾结，矛盾难于妥协，争夺很可能导致美苏在中国周边打起来；在当时情势下，最有可能是美苏在印度支那直接兵戎相见，而战争的结果很可能将是美苏中的一方控制印度支那。在上述情况下，中国的处境将极其被动。
如果认定美苏勾结大于争夺，而中苏矛盾和中美矛盾都比美苏矛盾尖锐，并且美国战略重点在亚太，那么，发生美苏联手反华的可能性就极大，发生美苏联手侵略中国的战争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这恰恰就是越南战争升级后直到珍宝岛事件为止中国领导人几乎就要得出的基本判断，当时中国对内对外宣传都强调这个可能性。但是毛泽东对于这一点始终不是那么肯定。1965年中美就越战问题进行的信息传递，此后近一年美国在越南的困境的初步显露和美国恪守不把战火烧到中国的承诺的事实，使毛泽东对于越南战争不致导致中美战争有了信心。在捷克事件、珍宝岛事件、美国在越南的困境呈深化和长期化态势、美国亟欲从越南脱身的迹象日益明显以及美国政府不断向中国释放善意等一系列事态发生后，以及这些事态促使毛泽东得出了以上所述的关于三角关系的一系列矛盾的基本判断之后，再坚持说美苏争夺的重点在亚太、在中国周边，就非常勉强了。既然美苏矛盾比中苏矛盾和中美矛盾都要大，美苏之间又是矛盾多于合作；美苏都把中国视为二号对手，而中国的核心利益集中在周边，在欧洲没有什么重要和直接的利益，倒是美苏在欧洲的利益非常集中而且重要；并且1965年以来有关越南战争的事态发展和中美间的秘密接触至少初步证明美国尚无认真的侵华动机，那么，美苏争夺的重点在欧洲而非亚太，就是很自然的结论。这就是陈毅等得出美苏争夺重点在欧洲不在亚洲的结论并被毛泽东接受的基本理由。考虑到美苏矛盾不可妥协，可以得出进一步的结论：美苏在欧洲的矛盾也是不可妥协的。
毛泽东得出或接受了这个结论后再也没有动摇过。鉴于中东的地缘战略地位、石油储备和当时中东因阿以冲突和美苏在其中各助一方所致的长期紧张态势，他也接受了老帅们把中东列为美苏争夺的第二个重点的结论。1971年5月29日毛泽东批准的《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提出：“尼克松政府已认清美苏争霸的焦点在中东和欧洲，而不是远东。”
1973年6月5日，毛泽东对越共总书记黎笋和越南总理范文同说：“我们外交部发过通报，说是美国的战略中心是在亚洲、太平洋。我说不一定。它在欧洲、中东，还有美国本土，问题不少。它总要抽一部分兵力走，不能老在亚洲、太平洋。它管的地方太多，要收缩一点。”
由以上判断为基础得出的具体的战略推理和政策结论如下：
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可能性，以及美苏联合反华的可能，小于美苏争夺以致爆发美苏热战的可能性。由于美苏争夺重点在欧洲，苏联对欧洲的威胁大于对中国的威胁，这场战争最有可能首先在欧洲爆发。如果美国和西欧不做好准备，针锋相对，欧洲大战将难以避免。美国在越战失败后，苦于力量不足，正在退出亚洲，以求在欧洲和中东取得对苏联的战略优势。苏联对中国的威胁大于美国对华威胁，但苏联大举侵华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美国不愿意看到苏联因为灭亡了中国而坐大。苏联在征服欧洲或与美国达成战略妥协以前不大可能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因为它担心这样会陷入两面作战的泥潭。至少在理论上，不同程度上两两为敌的三国都有两面作战的风险，都力图避免这个风险。
由于美苏矛盾最大而中美矛盾最小，如果说存在两面作战的可能性的话，苏联陷入与中美同时两面作战的可能性最大。为了缓解苏联对中国的安全压力，防止苏联发动侵华战争这个不大但最坏的可能成为现实，有必要也有可能打美国牌。虽然也存在美国对中国打苏联牌、对苏联打中国牌以及苏联对美国打中国牌、对中国打美国牌的可能，由于在三角关系中中国处于最主动的地位，中国打牌成功的可能性最大。以上战略判断逻辑上就预示了中国在外交上利用美苏矛盾、调整和突破中美关系的政策前景。
快到1970年1月底的时候，基辛格通过巴基斯坦这一秘密渠道接到1969年年底巴基斯坦驻华大使与周恩来的谈话记录。报告说：大使发现，周首先担心的是苏联，其次是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至于美国，周明确认为是一个次要威胁；这位大使的印象是，周恩来似乎已经准备好，只要美国采取主动，便举行高级会谈。
综上，到1969年底1970年初之际，通过多年来的相互试探、摸底、观察和思考，中美形成了重叠的战略共识。其内容是：无论在相对意义还是在绝对意义上，苏联的军事实力都在上升，而美国在相对下降；就战略态势来说，由于实力明显增强，扩张性依旧存在，苏联依然是西方安全的头号威胁，国际战略态势是苏攻美守；在现阶段，中国的意识形态包括革命外交并不构成对美国利益的实际威胁，在地缘政治上对西方也不构成威胁，既没有这样的意图，更没有能力；在彼此借重平衡苏联上升着的威胁方面，中美有共同利益。这些共识完全真实地反映了现实。虽然在苏联威胁的程度和其动机等具体方面，美国决策者不完全同意毛泽东的判断，以上共识已足以支撑起有实质意义的战略合作。
但是对于美国究竟是否完全放弃了与中国为敌的意图，在与美国决策者面对面打交道之前毛泽东还不能完全做到心中有数。基辛格第一次访华时，毛泽东在听取了周恩来关于他与基辛格第一次会谈的汇报后，指示说：“要给基辛格吹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不要老谈具体问题。我们准备美国、苏联、日本一起来瓜分中国。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邀请他来的。”
毛泽东这里的意图之一是摸美国的底牌，以便做最后的战略取舍。第二次会谈中，基辛格听完周恩来的上述“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以及准备美苏日印一起瓜分中国的话后，立刻表示：“请你们放心，美国要同中国来往，决不会进攻中国。美国和自己的盟国与对手决不会进行勾结对付中国。中国对付美国的军队，可以向北开，摆在别的地方。”至此，毛泽东进一步确信美国没有威胁中国的动机。
在这次会谈以及1971～1972年中美领导人之间的多次会谈中，尼克松、基辛格还向毛泽东、周恩来多次表示了美国希望尽早从越南撤军、结束越南战争的迫切愿望，并要求中国方面向越南北方做工作，敦促后者放弃以推翻南越亲美政权作为结束战争的条件的立场。毛泽东由此进一步确认了美国结束越战的诚意以及无意入侵越南北方、无意从南边包围中国的事实，进一步坚定了联美抗苏的决心。
[1] 即使1969年8月发生了更严重的铁列克提事件，及苏联在欧美的外交官纷纷放风说可能对中国核设施进行打击之后，元帅们的报告依然认为苏联不可能对中国发动核外科手术或大规模战争。见Chen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e Press， 2001， pp.246，248.
[2] 以上报告内容和笔者对报告内容的归纳源自：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增订新版），中央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186～204页；Chen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e Press， 2001， pp.246，248.另外，有些研究者断言四老帅还提供了名为《从世界森林看一颗珍宝树》的报告。见牛军：《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研究纲要》，载《晚年毛泽东》，春秋出版社，1989年，第28页。根据直接当事人熊向晖的回忆和《毛泽东传（1949～1976）》（下），这不是事实。见《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增订新版），第191页；《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6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