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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走到一起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但美国更主动。
在珍宝岛事件前，60年代的美国对华政策始终具有两面性。一面是把中国视为比苏联更大的威胁，这一面是主要的。一面认为中苏分裂后中国客观上成为制约苏联的战略力量，并企图对此加以利用。在西方大国中，戴高乐是第一个把中国视为必要的制约苏联的力量的领导人，他数次向美国领导人推销自己的见解。
肯尼迪和约翰逊两位总统，都曾通过第三国领导人向刘少奇主席赠送过他们亲笔签了名的《美国年鉴》。1966年3月，刘少奇主席出访巴基斯坦。在一次参观中，阿尤布汗总统陪同刘少奇夫妇坐在同一辆高级防弹保险轿车上。上车前，阿尤布汗对王光美说：“这个车是特意从美国运来的，是美国驻巴大使交给巴方接待刘主席用的。”刘少奇听后并没有拒绝乘这辆车。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1967年初，泰国乃讪访华，探望在中国留学的儿女，同时肩负一个秘密使命。美国驻泰副大使委托他向中方转达约翰逊总统关于美国意欲停止越战的意图。当时特殊的严酷的政治气候使其面见周总理的口信被拒，转达的口信也被置之不理。在华两周即被驱逐出境。
事实上，珍宝岛事件前美国对华主动和善意的试探远不止这些。
“文革”开始时，美国政府内主流意见认为，“文革”时期的中国是无法预测的和危险的，是比苏联更大的威胁。到1967年，看法有变，美国情报机构认为“文革”削弱了中国参与越南事务的能力，对邻国构不成任何威胁。虽然中国言论上没有改变，趋势上却更有防御性了；美国在越战中的实力相应增强，这就为美国在东亚和东南亚提供了扩展影响的机会。基于上述判断，约翰逊政府认为，中国的内部混乱可能最终导致解决越南问题。在混乱达到顶峰之后，两国可能达成谅解，甚至和睦。
1967年10月尼克松在《外交季刊》上发表《越南战争后的亚洲》一文，文章称：
任何美国的对亚洲政策都必须紧紧抓住中国的现实……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实在不能永远将中国置于国际大家庭之外，在那里胡思乱想，满怀仇恨，威胁邻国。在这个小小的行星上，不能让十亿可能是最能干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除非中国发生变化，否则世界就不会太平。因此，在我们能够影响事态发展的范围内，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促使中国发生变化。
这篇文章当即就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高度重视。
到了1968年，随着美国在越南的困境的加深和中苏对抗的加剧，同中国进行建设性对话成为愈来愈多的政治家和战略家的共识。参加1968年总统竞选的几乎所有政治家都把与中国接触和和解列入他们的竞选纲领。例如，1968年7月，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纽约州长洛克菲勒在其竞选幕僚基辛格帮助下起草的关于美苏关系的演讲稿中有这么一段话：“我们必须学会富有想象地同几个互相竞争的共产党国家中心打交道……我愿开始同共产党中国对话。在华盛顿、北京、莫斯科微妙的三角关系中，当我们增加对它们两家的选择自由的时候，我们就改善了分别同他们和解的可能性。”
珍宝岛事件前，从理论上讲，尼克松和基辛格是赞成建立三角关系的。但两人的具体见解有细微差别。在1969年7～8月出访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以前，尼克松有关与中国和解的思想更多地出自对国际政治现实的一个基本观察，即美国无法也不应该孤立中国这样的大国。
基辛格则更多地强调利用中苏矛盾使他们彼此制约的机会。然而，两人都认为，中国是比苏联更富侵略性的共产党国家。
在对中苏冲突的认知上，执政之初的尼克松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依然相信，中国的政策是扩张性的，对邻国和地区构成威胁。
对于珍宝岛事件，他们的最初反应是，更有可能是北京挑起了战斗。
1969年3月14日，尼克松在部署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演讲中渲染中国的导弹威胁，说这方面美苏有共同利益，声称：“我可以想象，苏联像我们一样，不愿意使他们的国家暴露在潜在的中共威胁之下。”
在7月25日的著名的关岛演说中，尼克松继续称中国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7月4日，共和党参议员戈德华特对记者说，如果中苏打起来，“美国最后很可能同它在二战中的盟国苏联并肩作战”。
然而，随着美国对中苏冲突的真相的进一步了解，和尼克松1969年7～8月份的出访，他们的偏见很快改变了。1969年5月20日和6月20日在新疆边境发生了两次中苏冲突之后，基辛格从地图上发现，新疆事件地点离苏联铁路线终点只有几英里，离最近的中国铁路终点有几百英里。此后，他对问题的看法就不同了。
在1969年7月底8月初对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的访问中，叶海亚和齐奥赛斯库说服了尼克松相信，中国不是扩张主义国家，没有威胁过任何邻国。
1969年8月13日的铁列克提事件后，尼克松在第二天召开的一个讨论中美苏关系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基辛格称之为“革命性的理论”的结论：中苏冲突中“苏联是更具侵略性的一方，如果听任中国在一场战争中被苏联摧垮，那是不符合我们利益的”。这使其内阁成员大吃一惊。
这句话颠覆了1949年以来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逻辑：中国比苏联更有侵略性。
至此，尼克松和基辛格已经初步下定了采取主动、打开对华关系以制衡苏联的决心。
作为尼克松外交政策的总设计师，特别是对苏缓和政策和对华解冻政策方面权力仅次于尼克松的决策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对大三角关系政策的最终判断对尼克松有着最大的影响力。其人的思想在其就职的头半年里也经历了一个从困惑到明确的过程。基辛格从一开始就坚信，历史告诉他，在面对两个对手时，最好的办法是与较弱的而非较强的一方结盟，因为这样可以遏制强者。
但是，他对以下问题依然举棋不定：第一，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是否就一定能确保与苏联取得更稳定的关系，相反的逻辑是否也成立？第二，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目标是降低与这个七亿人口的大国兵戎相见的风险，但问题是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标：是与苏联结盟，还是对华采取较为温和的态度？第三，为什么一个处于孤立中的中国，哪怕它不挑起重大冲突，也必然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为什么将中国纳入国际社会必然符合我们的利益？也许一个深度介入国际事务的中国将会是一个扰乱秩序且更加难以对付的因素。
就这些问题，1969年1～5月，基辛格责令其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下属进行彻底的研究，并同后者进行了大量的讨论。
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对基辛格的最终结论起了点作用，使其倾向于相信中国也有和解的需要。在4月29日向尼克松提交的关于这次党代会政治报告的分析中，基辛格强调了以下几点：其一，尽管这个报告的调子依然是好战的，但是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除非中国受到进攻，它不会首先发起进攻，这就减轻了我们对中国会干涉印度支那的担心”。其二，九大报告指出，苏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成同等威胁，这就满足了三角外交的先决条件之一，即美国不应被视为主要敌人。其三，“贬低美国只是走走形式”，报告用了更多的篇幅和更大的火力攻击苏联。其四，报告本身和九大前后中共官方的公开言论中一点儿也没有表明中国人担心马上会同美国或者苏联发生战争。
“好战”这个词反映了其对中国依旧很深的偏见，但总的说来，以上分析不无道理。
基辛格逐渐但最终得出了以下政策结论，其要点是：美国应该抓住中苏对抗加剧提供的机会，主动但谨慎地改善对华关系，以达到同时缓解中苏对美“威胁”及在美苏中三角格局中占据主动地位的目的。具体结论如下。
第一，“中国由于它的领土之大和人口之多而决不会永远如此孤立”，所以美国的一个目标是，“在中国走出孤立的过程中，确保它举止规范些”。
第二，“中国目前的政策迫使我们部署一支庞大的军队以及每年约支出150亿美元”。
这一事实本身就提供了改善美中关系的必要性。随着美中关系的改善，“中国对我们的许多亚洲朋友的威胁可能会减轻”。
第三，亚洲权力体系正在发生变化，其本质是从美国对抗铁板一块的共产主义势力而形成的安全体系向美中苏日四大国互动体系转变，这种新体系与中苏对抗而造成的共产主义势力内部紧张状态密切相关；这种紧张状态随着苏联在东亚扩充势力和中国政策与实力的变化而将进一步恶化。在此情况下，该地区某些小国将可能寻求不结盟政策，日本为提升大国地位也会做出不同选择；如果美国希望在减少现实的政治和军事参与的同时继续维护美国的重要利益，也即减少冲突与开支，掌控东亚均势，就应更加重视政策的灵活性。为此，必须改变中美之间高度对抗的僵硬局面。
第四，不必过分重视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所谓好斗，美国的现实目标“不应该是改变中国领导人的思想，问题的关键是中国在力量均衡中的作用。一个周围都是弱小国家的拥有八亿人口的国家，不管谁在统治它，都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
第五，美国必须做到：“我们对中苏两者的选择比起它们彼此之间的选择余地总要大得多”，进而迫使“每个共产党超级大国都更愿意建设性地同我们打交道”。
第六，“中国可能不经美国让步而愿意靠拢我们，因为他们需要美国来抗衡苏联”。
“面对苏联的巨大威胁，中国人想要的不是空洞的恩惠，甚至也不是过去一直成为对话主要内容的实际步骤如承认、联合国会籍、交流等，他们想要的是战略上令人放心的保证，使他们四面受敌的噩梦有所缓和。美国新政府准备提供这种保证。”
这就是说，美国有可能在保持美台关系现状的同时实质性地缓和美中关系。
第七，苏联对中国的全面入侵会破坏东亚和世界的地缘政治平衡，由此出现的严酷局面不符合美国利益，因此美国必须阻止这种局面的发生，而一旦发生中苏战争，美国有必要认真考虑援助中国对苏作战的可能性，哪怕届时美中还没有相互承认。
第八，适度地缓和对华关系，以激起苏联对其漫长的亚洲边界的关心，也会减轻欧洲受到的压力。
第九，同中国建立联系，需要特别注意分寸和时机。“如果我们行动太快，或者太张扬——在文化革命没有完全结束以前——中国人就可能拒绝这种行动。如果我们行动太迟缓，有可能会促使中国人怀疑这是苏美勾结，这可能促使他们只好与莫斯科做现实的交易。”“我们选择中国可能有助于使苏联实行克制；但是，我们又必须注意不要操之过急而刺激它对中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
第十，美中关系解冻不可避免地要对美国的亚太盟国造成冲击。美国决不能牺牲这些盟国的利益；为此，必须“再一次向太平洋盟友保证”，使其相信美国没有在他们背后出卖盟友。
同时，美国必须使其朋友们理解，尽管“使亚洲的自由国家反对中国在十年前是有效的”，但是现在，“与其说美国能在排挤中国的亚洲扮演更有效的角色，不如说美国能在包容中国的亚洲起到更大的作用”。
以上见解和结论中依然不乏对中国的偏见。但从中也不难发现，虽然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以抗衡苏联，它从一开始所追求的就是三角关系中的主动地位，而非简单的中美结盟关系。
基于上述结论，1971年2月，在中美秘密接触已有相当进展的背景下，尼克松批准的《国家安全研究第106号备忘录》确认了美国对华的短期和长期目标。报告谈到了“文革”结束后中国试图打破外交孤立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美国的欧洲盟友，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抛弃台湾的趋势及联合国在1971或1972年接纳中国驱逐台湾的可能，承认美国内外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国对华政策既不现实也不适宜。报告认为：任由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和世界上人口最多且其自身实力也在增长的国家继续相互对抗，既不可取，也隐含着潜在的危险。
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报告确认：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长期（4～8年）政策目标是：1.避免美中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2.致力于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以为美国在东南亚取得可以接受的战争解决办法建立支撑。3.威慑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其非共产主义邻国的侵略。4.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以默认的形式）承认美国在亚洲具有发挥作用的正当性。5.鼓励北京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建设性和负责任的态度。6.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更为正常的政治经济关系，包括参与其不断增长的贸易。7.鼓励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8.防止北京与莫斯科建立针对美国或美国的亚洲盟友的进攻性联盟。
报告所确认的短期目标（1～3年）是：1.劝阻海峡两岸对对方使用武力。2.通过包括重启华沙会谈或其他中美对话等方式扩大联系，以期缓和两国紧张状态。3.减轻北京对美苏合作打击或包围中国的忧虑。4.尽我们所能使得北京建设性地参与国际问题的谈判，包括军控和裁军。5.开启一个可控的直接经济关系。
撇开其中对中国的偏见不谈，今天来看这个文件，证诸后来的历史，不难发现，以上长远目标基本上都达到了，而且多是在规定的时间里达到的。近期目标达到了三个，只有4、5两个目标没有达到。总的说来，备忘录的分析是清醒的，目标是现实的。值得注意的是，报告的目标部分中只有一处涉及美国联华制苏的企图。这固然说明美国解冻对华关系的动机是多样和复杂的，但并不能说明联华制苏不是美国对华新政策的头号目标。这一点在前述基辛格的政策结论中已经有所表露。对此目标的初步阐释如下。
在初步阐释尼克松政府的对华政策意图以前，有必要提及在尼克松访华前夕的1972年2月14日，基辛格对他说的一番话。基辛格说：“我们现在关注中国，主要是要用它作为制衡俄国的力量，并非考虑它的区域政策。实际上它没有一个全球性的政策，它目前还没有实施一个全球政策的力量。所以，要阻止俄罗斯吞噬它。假如俄罗斯控制了中国，那将成为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事情。”
这番话表明，即使中国继续对周边国家奉行反美反帝的革命外交，在全球层面上尼克松当局依然会坚持联华制苏。因为美国主要关注的不是中国的意识形态意图，而是中国的实力。至于两国关系的未来，基辛格说他同意法国作家马尔罗的看法，中国将会控制东南亚，使其成为共产主义国家，手段是颠覆，也通过文化影响。
因此，“从长期历史视角看，他们要比俄国人更加难对付，我觉得，20年后你的接任者，如果也像你一样英明，就会依赖俄国人去制衡中国人”。
从上述谈话可知，进一步离间中苏关系，联华制苏，是最重要的动机。基辛格认为中国是未来的主要威胁，但不是现在。那么如何看待上一节中所提到的美国政府正式的对华政策目标中，很少涉及这个意图的现象呢？笔者看法是：第一，最高决策者之间的私下谈话，比正式的、哪怕是不公开的政府文件，更能真实反映决策者的意图，这是常识。第二，在存在着中美苏三角格局、美国视苏联为最大威胁和中美长期对抗的背景下，中美关系的任何一点改善，中美相互敌意的任何一点减少，客观上都对苏不利而对美有利，因而都是联华制苏战略的一部分。第三，这与中美针对苏联的战略合作的默契和务虚的特征有关，这两个特征特别是前者相当程度上也正是当时特殊的三角关系包括美国对这种关系的看法的产物。前述基辛格的政策结论对此已有比较透彻的说明。
当然还有其他动机。从上述政策文件中不难看出至少两个动机。一是在短期内不可逆转的苏攻美守的战略颓势的制约下，设法在大三角的权力游戏中居于主导地位，造就一种使中苏双方都有求于美国的格局。换言之，联苏制华也是美国新政策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中国是最弱的一方，且中苏对抗大于中美对抗，美国决策者才在这场均势政治角逐中更多地倾向于借重中国抗衡苏联而非借重苏联约束中国。二是，体面地代价最少地结束越战，也是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一个强烈且迫切的动机。这一点与联华制苏也有很大关系。总之，表面看来美国缓和对华关系的动机是多重和复杂的，但实质是相对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