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1968年8月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前，毛泽东在涉及苏联的一系列问题上的判断越来越严重，但始终没有突破以下底线：其对苏联的意识形态判断是：苏联是修正主义而非帝国主义；对苏联对华威胁的判断是：意识形态威胁大于国家安全威胁；对美苏关系的判断是：苏修主要是美帝帮凶而非竞争对手。
中苏交恶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归纳起来学术界有两派意见。沈志华、李丹慧和杨奎松等认为，是意识形态分歧和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的冲突。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意识形态分歧逐渐积累，两党论战愈演愈烈。这种分歧除了理论是非外，还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两人的个性、毛泽东和中共与赫鲁晓夫和苏共夺取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权的冲突交织在一起。
“大跃进”运动名为超英赶美实为赶超苏联，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是以苏联为竞赛对象的，一定程度上是其夺取领导权战略的一部分。
其次才是国家利益的冲突。这一矛盾尤其体现在核问题、台湾问题和苏联将中国纳入其对外战略轨道的企图和毛泽东争取完全摆脱苏联束缚、追求完全平等和自主的努力上。继1958年春夏的长波电台事件和联合核潜艇舰队事件之后，1958年8～9月的金门炮战进一步暴露了中苏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严重分歧，这些事态促使赫鲁晓夫决心以停止核援助的强硬手段迫使毛泽东调整政策。
李捷则认为，中苏交恶的实质，是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核心是国家主权问题，只是被蒙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中苏论战使中国真正脱离了苏联的轨道，开始在国际社会树立了自己独树一帜的战略地位。当然负面影响也不小，表现为国内政治的日益“左倾”和外交政策的严重偏差，还有对中国安全的消极影响。
笔者看法是，真理在两者之间，中苏国家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分歧密不可分地纠缠在一起，实难做出孰主孰次的简单判断。
至迟到1962年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已经得出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明确结论。这时的他依然相信苏联是反美的，中苏分歧“只是暂时的，一旦世界发生重大事变，中苏两党、两国和我们的人民就会站在一起，共同对敌”。
从1964年开始，随着美国加大对越南战争的卷入和中苏边界争端的逐渐显露，毛泽东开始考虑苏联侵华的可能，但在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以前，并没有做出确切结论。在此期间，他反复向兄弟党领导人和在华外国专家询问：“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可不可能美苏共同对中国开战呢？”
越战升级后，毛泽东认为，与美国的战争迟早要打，
此后逐渐得出了反帝必须反修的结论，进而为中国外交规划了建立反帝反修的国际统一战线的任务。1965年3月，苏共不顾毛泽东的坚决反对，坚持召开了莫斯科三月会议，即部分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这一争执说明，中苏两党分歧与国际共运领导权的争夺有关。1965年9月29日著名的中外记者招待会
后，陈毅说，西方国家的敌意才是苏联面临的真正威胁，一旦西方与苏联发生激烈冲突，中苏之间的一切分歧都将不复存在，中苏两国人民的团结合作一定会重新恢复。
这番话可能说明，此时的毛泽东对于苏联回到他认为正确的轨道上来，还抱有一线希望。周恩来在1966年1月召开的第四次驻外使节会议上的一席话反映了捷克事件前毛泽东关于中美苏关系及中国外交战略的基本考虑。周恩来说：“国际统一战线，主要矛头是打击美帝，因为发动侵略战争，要称霸世界，是美帝为主。”“苏联要搞美苏合作，主宰世界是它的主观愿望，它实际是美帝的帮凶、别动队。”
既是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又加上主宰世界的愿望，苏联从而具备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定义中的两个要件。但是这时的他尚没有明确得出苏联已是帝国主义的结论。1966年3月22日，在毛泽东的坚持下，中共中央回复苏共中央，表示拒绝参加苏共二十三大。国内学界一般以这件事作为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彻底破裂的标志性事件。为反修防修，即为防止“中国的赫鲁晓夫”在他身后“复辟资本主义”，毛泽东在这一年发动了“文革”。
总之，在苏联侵捷前，毛泽东更强调苏联的意识形态错误即修正主义，不认为苏联对中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始终把美国锁定为最大的安全威胁。在理论表述上，这一认识表现为不认为苏联是帝国主义。反帝反修的口号中，
“帝”指美国，“修”指苏联，而且“帝”在前“修”在后，这就间接表明：第一，苏联不是帝国主义国家；第二，苏联不是中国的头号威胁。这反映了毛泽东的判断：苏联的社会主义外衣使其美帝帮凶的角色不易被世界人民和各国革命力量所识破，对苏斗争不利会妨碍反美斗争。但是捷克事件促使毛泽东对苏联的角色做出了新的判断。
1968年8月21日，苏联等华约五国侵捷。周恩来立刻指示外交部研究处理方案。这时他发现8月23日是罗马尼亚国庆日，后者此时被苏联视为另一个眼中钉，面临兵临城下的形势，齐奥赛斯库希望中国给予支持。毛泽东遂指示周恩来出席招待会并发表讲话，阐述中国对捷克事件的立场。外交部立刻起草讲话稿。22日，周恩来在起草小组会议上说：要从世界战略的高度，从美苏勾结企图主宰世界来批判苏修侵捷。他随即举出勾结的实例：出兵前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向美国打了招呼，得到了美国默许后才动的手。23日，先后发生了三件事。先是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紧急会议，除林彪外，中国主要党政军领导人均出席了会议。会议讨论了捷克事件后的形势，决定对苏联严厉谴责。会后周恩来向林彪通报了会议情况。
当天发表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总破产》第一次将苏联定性为“社会帝国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当晚，周恩来在罗马尼亚使馆招待会上的讲话也做了同样表述。
这种定性显然反映了毛泽东的思想，表明毛泽东开始真正担心苏联会像对待捷克那样对待中国，这就是“社会帝国主义”这一定性背后国家安全方面的潜台词。
苏联是中国最大的陆上邻国。在中苏友好的条件下，这一地理形势是中国安全的保证；在中苏交恶之后，它就成了中国安全的心腹大患。1966年前，中苏边境大体保持军事均势，双方军力都少。中苏边境的苏军总额，1964年为12个不满员的师。在新疆对面，苏军人数多些；在东北，中国军队人数占优势。当然，苏军在质量和后勤上一贯占优势。1966年初，苏联开始把驻东欧的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部队调到远东，可以发射核弹头的地地导弹也出现了。1966年1月，苏蒙签署了为期二十年的《友好、合作和互助条约》，条约允许苏军驻扎蒙古和设置基地。此前由于中苏中蒙友好，在蒙古没有苏联驻军。1969年3月的珍宝岛事件后，两国关系迅速滑向战争边缘。苏联领导人和军事首脑不断放出战争威胁言论，同时进行军事部署，包括：大量增加军费；在中苏、中蒙边境增修了空军基地和导弹基地；不断在边界进行军事演习；向边境大批“移民”并发给边境居民武器；增加在中苏边境和远东的驻军，1970年底时已有40个现代化的师，其中驻蒙苏军增加到八个师。
1969年8月13日，在新疆与苏联的交界处，发生了铁列克提事件。8月18日，苏联驻美大使馆官员询问美国同行，如果打击中国核设施，美国会采取什么态度。
西方媒体也传出消息说苏联情报人员在向美国试探“外科手术”的可能性。
这年夏天，据西方报刊报道，苏联外交官正向西欧和东欧各国进行频繁的口头试探，要它们对远东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有所准备。
1969年8月下旬，苏联空军在远东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停飞待命，“它往往是一次进攻的信号，至少也是一场紧张的神经战中的严酷警告”。
1971年5月，苏联又向中蒙边界增兵，使总兵力达到44个师，迫使中国也大量增兵。
此时的苏联也不忘在外交上进行孤立中国的努力。1969年4月3日，多勃雷宁对基辛格说，现在还有时间由两个超级大国来指导事态的发展，但是，不久它们可能就不会有这种力量了。
同年上半年，苏联先后派出20多个代表团到中国周边国家游说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
同年6月8日，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对毛泽东和中共进行大肆攻击，并且再次鼓吹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诚如基辛格所言，这样一个体系只能是针对中国的。六月下旬，苏联驻西欧各国大使一致行动起来，揭露中国对驻在国政府的“阴谋”，阻挠西欧各国承认北京。在这个阻挠中国打破孤立状态的努力的运动中，苏联外交官暗示，为了利于孤立中国，苏联准备避免恶化与美国的关系。
苏联还设法扩大它同亚洲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系，甚至向台湾伸出触角。就在前述4月3日的那次谈话中，多勃雷宁还对基辛格说，对许多苏联人来说，看来台湾很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事实是，在这个非常时期，中苏两国既互不信任又相互恐惧。正像中国从上到下普遍担心苏联可能侵华一样，珍宝岛冲突后，苏联公众也担心中国可能侵略苏联。
按照勃列日涅夫当时的外交助理安德烈·亚历山大罗夫－艾根托夫20多年后的说法，事实上莫斯科根本就没有对中国发动战争是否恰当这一点进行过任何严肃的讨论。“当时很接近领导人的我，从来没有以任何形式听说过或者读到过这个所谓的先发制人的打击。”艾根托夫认为，完全消灭中国数量非常小的核资源并不会给苏联带来什么好处。即使苏联这样做了，中国数百万军人仍然是一个可怕的威胁，而苏联则会作为核战争的挑起者而声誉扫地。
当时驻扎黑龙江省虎林县对面的苏军团长、后来的俄罗斯边防军总司令尼古拉耶夫大将在1997年告诉李凤林，
珍宝岛事件后，苏军没有进入备战状态，当时得到的指示是严密监视对岸的动向。
笔者的看法是，没有进行过严肃的讨论，并不等于没有任何讨论，因此不能排除苏联当时有过对华进行核打击的动机的可能性。更合理的推测是，苏联外交官的试探，及西方媒体的报道，主要是苏联的一种核讹诈。
在此局面下，特别是1969年夏天苏联威胁进行核打击的消息传到中国后，毛泽东做出了四个方面的反应。
一是一度判断大规模战争可能爆发。据此，1969年9月全军战备工作会议召开，传达了毛泽东“军队不要松懈”和林彪的“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指示。
在1969年春夏，他本人、林彪和后者控制的军委办事组均认为，苏联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极大，战争危险迫在眉睫。总参谋长黄永胜认为中苏必有一战，有大打、中打和小打三种可能，中打是肯定的。
从1969年6月到10月，毛泽东指示中央采取一系列备战措施。九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准备打仗的会议。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布战备令，说美帝苏修正在加紧勾结，阴谋侵犯我们伟大的祖国，边疆军民要坚决响应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号召，做好一切战斗准备，做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
中央军委在8月28日发出了备战令，9月召开全军备战工作会议。10月18日林彪发出了著名的“第一号命令”，全军立即进入紧急临战状态。林彪的这个命令是在没有事先请示毛泽东的情况下发出的，毛泽东对此很不满意。
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他对林彪和军委办事组采取的备战措施本身有什么异议。根据上述指令，从9月起，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关秘密撤离北京以防突袭；各大中城市也进行疏散，修建防空洞和防核辐射掩体的工作也在全国各地火速和普遍地展开。由此开始了一场历时数年的“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的备战运动。9月23、29日，中国先后成功地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和新的氢弹爆炸。
二是谋求降低边界紧张局势。三是试图摸清苏联的真实意图。因此毛泽东接受了苏方举行高级会谈的建议。于是就有了1969年9月以来两国关系的相对缓和。
珍宝岛事件后，苏联急于搞清中国意图，多次表达与中国举行高级会晤的愿望。1969年9月11日，两国总理在北京机场会晤，达成了一个书面协议，内容包括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地区脱离接触等四点临时措施。
柯西金还提出了一系列关系正常化的建议。
1969年9月18日，周恩来秘密致函柯西金，建议双方都承担互不使用武力、包括不使用核力量攻击对方的义务。9月26日，柯西金密函答复说：建议“实行严格的监督以遵守苏中两国间的空中界限”，并建议签订一个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的国家间专项协定。这就等于在两国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做出了苏联不会进攻中国、包括不会使用核武器的正式保证。虽然由于苏共政治局内部的不同意见，此函没有正式确认机场会谈达成的四点措施，但柯西金还是通报说，苏联方面已经指示边防军维持边界现状，避免使用武力。
同时，双方商定10月20日起在北京举行关于边界问题的外交部副部长级谈判。
10月7日，新华社宣布，中国同意在副外长一级重开与苏联的边界谈判，重申愿意和平解决中苏间的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否认有要求归还19世纪被俄国抢占的领土的意图。
1970年10～11月，中苏根据北京机场协议互派了大使，恢复了年度贸易谈判，两国领导人政务载波电话也恢复了。
1969年10月20日至1978年6月，中苏第二次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
总之，中苏关系从战争边缘走了出来。这次机场会谈和两国总理信函往来还有一个中方当时不知道的后果。柯西金当时告诉一个与中苏高层都有密切关系的日本友人说：周总理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如果有机会，请你转告，只要他在世一天，我们是不会进攻的，也不能进攻的。
这次中苏总理会谈中的一个细节值得一提。当时周恩来就苏联要用核武器轰炸中国的核基地一事问柯西金：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但是，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要把这个话告诉你。柯西金没有回答，也没有澄清。
这增加了中方对苏联袭击中国核设施的警惕。因此战备工作在这次会晤后丝毫没有放松。柯西金的态度至少证明，苏共政治局至少无意放弃对中国的核讹诈。因此总理会谈后苏联对华战争威胁的缓解是有限的。
第四，接受周恩来、陈毅等提出的建议，谨慎地探索中美和解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