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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利益是主权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和动力，这是近代以来国际关系的常识。但并非每个国家在所有时期都能自觉地认识到并实践这一点。60多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政策，总的说来是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外交亦是如此。从建国伊始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新中国坚定地奉行以国家利益为旨归的和平共处外交。不过，由于冷战的客观制约和指导思想上的认识偏差，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末，以世界革命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因素在中国对外政策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国家利益的中心地位受到较大冲击。1969～1976年，也即毛泽东主政的最后岁月里，中美这两个在历史传统、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有着巨大差异的大国之间，存在着视苏联为共同威胁的战略合作。毛泽东去世后，两国继续了这种合作，一直到1989年苏联输掉冷战、中苏关系实现了完全正常化为止。在国内外学界，这一合作，根据不同的国家立场，分别被约定俗成地称为联美制苏和联华制苏，也有称为联美抗苏和联华抗苏的。这一外交战略的实施，标志着国家利益因素在中国外交中的复归，及意识形态因素的相应淡出。40多年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国内外学界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有关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就毛泽东时期中国外交中的联美抗苏而言，从国际关系史的视角对这个战略本身及其过程、内容和后果的研究已经比较透彻，有关结论某种程度上已属学界常识。对此，后面的已有研究综述中将予以比较详细的介绍。重复是学术的大忌，有鉴于此，笔者何以以这段并非新鲜的历史作为研究对象，就是一个首先需要回答的迫切问题。
在毛泽东决定和实施这个战略的岁月里，在中国对外政策和国际形势方面还发生了一些大事，这些事情与该战略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这些具体历史案例包括：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20世纪60～70年代的印度支那战争、毛泽东在1973年提出并开始实施的“一条线”和“一大片”外交策略、70年代的东西方缓和和中美苏大三角格局、毛泽东的世界革命外交、“文革”影响下的国内政治及毛泽东于1974年提出的三个世界战略理论。在以往研究中，它们或是作为联美抗苏战略的背景来处理的，或自成独立的研究对象。就笔者所能涉猎的文献而言，将所有上述问题由幕后提到前台，来研究毛泽东的联美抗苏外交的，在国内外学界中，还很少见。既有研究中，大都是就上述历史案例中的某一个与联美抗苏外交的关系来展开评述的。把这些研究成果简单地加起来也能部分地提供对这一问题的近似于整体的理解，但是这种单个研究的简单加总毕竟不能等同于一个融所有上述历史案例为一体、并因而具有内在统一性的综合性研究。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是系统科学的常识。从整体的研究中，有可能发现和得出局部的和孤立的研究中所忽视的内容和结论。形象地说，如果说以往对联美抗苏战略的研究给出的是这个问题的正面形象，或者是一两个侧面的形象的话，那么本研究是在正面形象的基础上，从所有主要侧面出发对这个重大历史问题的描绘和分析。
笔者发现，如果深究所有上述历史案例与联美抗苏战略的关系，不难发现，除台湾问题外，它们都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关系有不同程度的关联。联美抗苏战略的确立标志着国家利益因素回归的开始，进而标志着意识形态因素式微的开始。邓小平对这个战略的革命性改造标志着国家利益的彻底回归，进而意识形态因素的完全退场。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关系这一视角出发，进行如上所述的基于多个具体历史案例的整体观照，无疑有助于深化对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之关系这一既传统又常新的现实和理论问题的认识。在本书中，这种深化是建立在对有关史实的既宏观又不乏细节、既概括又不乏具体的叙述和论证的多维历史视角的综合的基础上的。
正是上述两个考虑导致了本研究的选题。
每一项社会科学研究都要涉及理论公设或理论基础、研究对象、研究视角、研究目的和研究中运用的基本概念。本书以中国外交中国家利益的回归为研究纲领，以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联美抗苏战略为研究对象，其中又以毛泽东的这一战略为重中之重，以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关系为理论视角，以与联美抗苏战略同时存在且与前者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的几个中国外交史案例为主要叙述视角，以这些历史案例与联美抗苏战略的关系为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是：通过对这一战略的前提、制约因素、实质、基本特征和后果等的揭示，及对这20年来联美抗苏战略的全貌的展示，再现中国外交中国家利益回归的复杂进程，为国家利益这一古老而常新的国际关系主题提供一个具体案例。
任何社会科学研究都有其理论公设，也叫公理，即对特定研究来说重要的、不言自明的理论前提，这些公理是研究中大部分推理、分析和综合的出发点，是除经验证据以外所有研究结论的终极前提。这个问题上不同研究之间的区别，仅在于研究者是自觉地意识到公设的存在，还是有关公设只是事实上存在。这种意识的有无强弱，关系到有关研究的逻辑的严密性和结论的说服力。本研究以邓小平外交思想中的三个原则为公设，它们是：国家利益至高无上；不搞意识形态外交；及独立自主不结盟。就本研究而言，这也是理论基础。
对于同行来说，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基本内容属于常识，故这里不拟具体展开阐述。但还有三个问题需要在这里回答。首先，博大精深的邓小平思想中的哪些部分适合作为本研究的基础？基于笔者对邓小平理论的理解，联系本研究的对象和目的，本研究以前一段提到的邓小平的三个基本思想作为基础。之所以如此，一则是因为这三点都与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直接有关；二则是由于这三点对于本文探讨七八十年代联美抗苏战略的成就和局限、前提与制约等，有着极强的针对性。实际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之逐渐得出这三个结论，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对毛泽东外交理论与实践、特别是其联美抗苏战略的成就和经验的总结与反思而提出的。
第二个问题是，邓小平的上述思想是在70年代末以来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逐渐提出和完善的，以此来衡量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是否犯了非历史主义的错误？详细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很大篇幅。简要的回答有三点。第一，毛泽东高度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固然与当时的历史大气候有关。用英国著名史家霍布斯鲍姆的话来说，那是一个世界历史上的“革命年代”。当时把意识形态利益置于对外政策的重要地位的不仅是中国，美国也是如此，舍此无法合理解释美国对越战的卷入。但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是屈指可数的几个能够主动塑造国际格局和时代精神的大国。毛泽东作为这个大国的领导人，其主观政策选择是这个时代精神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看法，既是历史的真实，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和建构主义关于主观认知一定程度上可以创造客观世界的理论。第二，根据众多研究者的结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至迟在60年代中后期就已露端倪，但毛泽东总的说来没有及时认识到这个历史大趋势，依旧用战争与革命的传统理论来看世界。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毛泽东联美抗苏战略已经内在地蕴涵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不搞意识形态外交和独立自主不结盟的思想，这个问题上他和邓小平的区别，仅在于他未能始终彻底地和高度自觉地意识到和贯彻这些思想。总之，如果用邓小平外交思想为标准来评判列宁的世界革命外交，那确实是非历史主义的，对于毛泽东，则不尽然。
第三个问题是，既然以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之关系为基本视角，为何不用西方国际政治学中的现实主义学派作为公设？须知这个学派对于国家利益之高于意识形态，也有着精辟的阐述，且学理性更强。理由是，邓小平的有关思想既包容了现实主义中的合理成分，也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学（这里当然指的是与时俱进的、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普遍原理，更切合中国实际，而没有前者中某些不合理、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判断。比如现实主义各派的一个比较普遍的结论是霸权和霸权企图与国力直接相关，甚至是决定性因素。至少客观上，这类观点是直接或间接地为美国霸权服务的。
名不正则言不顺，基本概念的界定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在任何一项研究中，对同一概念的运用必须保持一致，否则就会带来逻辑、研究对象和结论上的混乱。这里拟对与本选题关系最为密切又容易引起歧义的几个（组）概念，依据学界的共识、笔者的理解和研究的需要进行基本界定和解析。
在日常语言中和纯粹的外交史研究中，政策和战略这两个概念区别不大，时常混用。学界的共识是：严格说来，两者的区别在于：首先，最一般地说，在所有的社会领域，政策是对最高和最终目标的规定，战略是达到此目标的比较具体的手段或方法，策略则又是实施战略的更具体的方法和措施。三者的区别是抽象和具体、目标和手段、长期和短期、原则性与灵活性及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区别。这些区别中最本质的区别是目标和手段。已故法国战略家薄富尔对此的经典表述是：“战略只是一种用来达到基本目的的手段。决定目的者是政策，而政策又是受到基本哲学的控制。人类的命运一方面要看它所选择的是何种哲学，另一方面要看它选择何种战略以来使其哲学得以实现。”
其次，其区别和界定，往往要视具体情境而定，因而具有很大的弹性和相对性。对于甲领域来说属于战略的内容，在作为甲领域的分支的乙领域则完全可能称之为政策，因为它规定了乙领域的目标。具体到外交和国家安全领域，外交政策是规定一国全部外交活动或某个重要外交领域的最终和最高目标的总纲，外交战略是在仅次于此的层级和分支领域为此总目标服务的手段，外交策略则是更低层次的和更具体的、服务于外交战略的实施手段。
本研究的一个基本结论是，联美抗苏外交的根本目的，依次是：缓解以致解除中国面临的来自苏联的安全威胁，避免出现美苏联合夹击中国这个最坏可能，及消除中国面临的国际孤立。对毛泽东而言，还有一个目标，即保住中国这个世界革命根据地的安全，相对于这些根本性基础性的目标，把联美抗苏归入外交战略范畴显然更为适当。毛泽东把联美抗苏视为权宜之计，也反映出他完全是从手段的灵活性的角度来认识和执行这个外交任务的。
毛泽东提出的“一条线”和“一大片”的外交设想，主要目的之一是为联美抗苏的目的服务的，既已把后者定义为战略，所以本书就把这个设想归入策略范畴。这一用词并不否认“一条线”和“一大片”具有为联美抗苏目的服务以外的其他战略意义。换言之，称其为策略，是仅就其与联美抗苏战略的关系而言的。
至于其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和基于此理论而进行的外交活动，称其为政策、战略和策略都有理由。称其为政策，是因为该理论对于中国的国际身份、外交的中心目标等做了部分带有根本性的重新界定；称其为战略，是因为它部分地和联美抗苏处于同一个思想和操作层次，是对联美抗苏战略的补充，都是为解决中国的安全问题、国际地位问题、敌我友的定位问题等根本性的政策目标而服务的手段；称其为策略，乃是因为它部分地还是为联美抗苏服务的一个工具，旨在最大限度地孤立苏联这个头号威胁，并为联美抗苏提供某种合法性辩护。鉴于本研究完全是在对联美抗苏战略的补充和局部修正的意义上和限度内讨论三个世界问题的，故称其为战略。这也是国内学界通行的称呼。
这两个概念都很流行，含义也十分接近。如果不以这个问题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二者可以混用也常被混用。但是对于本研究来说，澄清二者间的区别就是必要的了。两者的区别关键在于“制”和“抗”这两个字眼。制是制衡，抗是对抗。本研究的对象是中国的一个特定的、以苏联为头号威胁、以化解这种威胁为目的的战略。毛泽东和邓小平对这个战略的理解和实施是有既微妙又重大的区别的。毛泽东希望看到和不懈追求的，是一种中美联手对抗苏联的格局，即联美抗苏；邓小平主政之初，也是这样理解和执行这个战略的。但是从80年代初起，一系列国际国内因素的变化，包括邓小平本人对国家利益的日渐清醒的认识，使得中国领导人越来越多地从制衡而非对抗的角度来理解大三角中的中苏关系，中国的联美抗苏战略随即演变为联美制苏。
结盟关系的特点是：第一，缔结同盟的各方有着明确的、共同的和不变的外部威胁；第二，同盟内部各国之间的利益分歧小于它们与外部威胁源的利益冲突；第三，就格局而言它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两极态势。故联合与对抗是结盟关系的关键词，联合指的是同盟内部的关系，对抗指的是同盟与外部威胁源的关系。
三角关系的特点是：第一，三个战略力量（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的关系缺乏一种鲜明的或压倒性的对抗或联合的性质，即不存在任何两个战略力量紧密联合以公开对抗第三方的现实态势，因为任何两个战略力量之间的复杂的、分歧和一致兼具的利益关系妨碍了这种态势的形成。第二，三个战略力量之间每两个与第三方的关系都是借重和制约的关系。用当代美国学者杰拉尔德·柯蒂斯的话来说，“三角关系的含义是，每一个国家在制定它对另外两国中的一国的政策以前，一定会先仔细考虑该政策对它和第三国关系的影响。”
第三，三方之间的关系可能是等距离的，也可能不是。在后一种情况下，特定的两方间的关系要比它们与第三方的关系更亲密些，更少猜忌和敌意。换言之，前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种针对第三方的松散的、准结盟性质的关系。最后，它是多极格局中的一种。在国际关系史上，三角关系不像以结盟为特征的两极关系和三角以上的多极格局那么常见，但也非少见。除了中美苏三角外，三角关系的经典案例还包括：19世纪初拿破仑征服了除俄国以外的欧洲大陆之后和1812年入侵俄国以前，法国、俄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20世纪初在协约国和同盟国两大集团正式形成前，德国、俄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及二战前夕英法、德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
意识形态也是一个最常用也最有争议的概念。最宽泛的理解是：人类生活中的所有观念都属于意识形态。最常见的理解是：它是一种不依赖实证科学的证明而被特定的社会主体所接受的价值观。这也是本研究所采用的意识形态定义。意识形态充斥于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国际关系也不例外。
意识形态外交又称价值观外交，指的是一国自觉地把输出某种意识形态作为其外交目标的现象。这个界定的要件有三：第一，它是一种自觉的政策行为；第二，它是一种主动性进攻性的外交政策；第三，意识形态外交的目标是以本国的价值观为标准影响和改变他国的价值观和体现了该价值观的内部制度。只有同时具备这三个要素，才可以说是意识形态外交。按照这个公认的定义，当代西方国家的人权外交，冷战时期西方针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和平演变和颠覆政策，以及苏联、中国、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推动世界革命的外交政策，都是典型的意识形态外交。而一国在对外交往中不自觉地反映出其价值观的行为，和捍卫自己的价值观的行为，均不属于意识形态外交。
由以上界定还可以得出如下推论：国际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将与国际关系共始终，具有必然性；而意识形态外交则非如此。众所周知，冷战，包括美苏冷战、中美冷战和中苏冷战，同时具有意识形态冲突和地缘政治冲突的特征。冷战中的美苏中三国都不同程度地推行过意识形态外交。
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最少歧义。对一国以往外交政策或战略做出的具有否定性质的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决策，就是外交革命。毛泽东与此前被认定为头号安全威胁和意识形态敌人的美国进行战略合作的决策，以及此后邓小平彻底抛弃中国对外政策中残存的意识形态成分的举措，都属典型的外交革命。理解这个概念的关键词是“否定”，无否定则无革命。换言之，不触动既定外交政策的根本假设或基本方向的局部调整，不属于外交革命范畴。例如，1973年初毛泽东提出并开始实施的“一条线”和“一大片”策略，由于主要是为既定的联美抗苏战略服务的，故虽然堪称重大的外交调整，但不属外交革命。
本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以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为理论视角，以邓小平外交思想为指导，以毛泽东的联美抗苏战略的演变为主线，以时间为经，以与联美抗苏有关的重大事件／事态为纬，系统探析1969～1976年毛泽东联美抗苏战略的来龙去脉，主要是这个战略的缘起、基本内容、实质与特征、毛泽东实施此战略的具体策略、战略得以确立和执行的前提、战略所面临的制约及战略实施的后果。
之所以以与联美抗苏直接有关的重大事件／事态为纬，是因为毛泽东在实施联美抗苏战略的时候，还做了很多事。这些事情，有的与联美抗苏有直接关系，有的只有间接关系，有的是对国际形势的反应，有的是对联美抗苏战略的补充。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可以构成独立的研究领域。探讨所有这些政策、战略和策略行为对联美抗苏战略的作用和影响，以及联美抗苏战略对它们的反作用，既有助于深入了解毛泽东对于联美抗苏的真实看法，也有助于揭示这个战略的实际效力、主客观前提、受到的制约、特征和后果等，因而是研究该战略的一个重要而独特的途径。
换言之，本研究的基本思路中最重要的内容是，通过几个重要历史案例与联美抗苏之间的互动，达到揭示后者的比较全面的丰富的面貌的目的。这里有一个问题。既然是互动，那么研究对象到底是谁？是联美抗苏，还是与其互动的其他问题？笔者的回答是，首先，就单个案例来说，以台湾问题为例，既研究联美抗苏战略对台湾问题的影响，又研究台湾问题对联美抗苏战略的影响，才能勾勒出台湾问题视角下联美抗苏的全貌。表面看来，前者中台湾问题是研究对象，后者中联美抗苏才是对象。但前一种研究有助于揭示联美抗苏战略的某些政策动机和政策后果，这是本研究目的中历史描述的全面性和丰富性所要求的。而且，这种研究中涉及的仅仅是台湾问题中受联美抗苏影响的那部分。其次，把所有这类互动的总和加在一起（当然不是机械的相加），得到的就是由多个侧面综合而来的联美抗苏的某种全貌而非与其互动的任何其他历史案例的全貌。最后，在互动研究中，重点还是放在这些历史案例对联美抗苏战略的影响上的。
首先，叙述了联美抗苏战略的缘起和概貌，初步归纳了其最基本的内容和特征。这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如果说本书主要是从各个侧面进行研究的，这第一章给出的则是正面。两者合起来，才全面。正因为这一章旨在为后文的历史叙述和理论分析提供基本的知识背景，才对中美双方的战略考量和决策过程做了大致同等篇幅的叙述和研究，以后各章的叙述视角都是中国视角。这一章最大限度地简化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重点叙述和分析了双方的地缘政治考量。这样做有三个理由：其一，后面各章都大量涉及乃至重点研究了联美战略中的意识形态因素；第二，促使中美走到一起的仅仅是地缘政治方面的共同利益；第三，在联合抗苏或制苏的决策和执行中受到意识形态影响的主要是中方。
接着，本书用四章的篇幅讨论了彼此间不无关系的八个历史案例与联美抗苏战略间的互动。各章的顺序、每一章讨论哪些问题，既基于这些问题的时间顺序，也基于它们之间的经验联系和逻辑联系。
这个战略一开始就受到台湾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困扰，在这两个方面美国都是中国的敌人。首先单章论述的是联美抗苏与台湾问题的关系。1972年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联美抗苏战略的正式确立。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只是在美国接受了一个中国原则和做出了“断交、废约、撤军”的承诺后，毛泽东才同意公开接待尼克松。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妥协对毛泽东来说是联美抗苏战略得以成立的最起码前提。从时间看，其他事件和事态要么发生在台湾问题上的妥协达成之后，如越南战争的结束；要么作为一个客观事态，虽然与台湾问题同时存在，但其对联美抗苏战略的影响要到1972年以后才完全显露，如“文革”时期的国内政治和革命外交。台湾问题与其他问题没有直接联系，但又十分重要，涉及中美间的重大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利益，这是单章安排的理由。部分地由于尼克松和福特拒绝全面履行在《上海公报》发表前做出的“断交、废约、撤军”的有约束力的承诺，毛泽东采取了限制中美军事交流的举措。这是中美战略合作长期停留在务虚和默契层次的一个原因。
第三章专章处理印度支那战争与联美抗苏战略的关系。这样安排的理由是：70年代初仍在持续的印度支那战争，和中美在这场战争中的间接为敌状态，不可能不影响双方的抗苏制苏战略合作。印支问题对联美抗苏战略的困扰，随着1973年1月《巴黎停战协定》的签署，而基本结束。更密切的中美合作，随之而来，其表现是，印支停战一个月后，毛泽东就在与基辛格的谈话中提出了旨在建立国际反苏统一战线的“一条线”策略。在既已先后明晓美国卷入印支战争的防御性动机和退出印支的意图之后，特别是在面临着几乎不可逆转的苏越接近的趋势、觉察到越南控制印度支那的地缘政治抱负之后，毛泽东依然大力支持越南抗美统一战争，主要出于支援世界革命的意识形态考虑。这种使联美抗苏和援越抗美并行不悖的切割政策，在帮助越南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完成民族统一的正义事业及维护中国的安全利益的同时，客观上也便利了苏联从南边包围中国的意图的实现，后者与联美抗苏的政策意图是有冲突的。但毛泽东在美越谈判的最后阶段对中国立场的微妙调整，帮助美国部分实现了其体面退出印度支那的意图，为毛泽东强化其联美抗苏战略，即提出“一条线”和“一大片”策略提供了前提。总之，毛泽东的印支政策对于其联美抗苏战略的影响是复杂的。
“一条线”和“一大片”是中国特色的对苏遏制和孤立政策，旨在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安全利益和世界革命利益。它的实施有助于建立和巩固中国与众多国家的友好关系，继联美抗苏战略的提出和初步实施之后，彻底结束了中国的国际孤立。由于中国与有关国家对苏联威胁的严重性的不同估计，和与此有关的不同的国家利益，毛泽东基本未能实现其孤立苏联的初衷。从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视角看，这一策略的局部受挫与毛泽东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对苏联的不妥协立场（注意，是意识形态上的不妥协，而非国家间关系方面的不妥协）有关。表现为，一方面结束了以反美划线的意识形态，一方面又部分地实行以反苏划线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认为，苏联是世界革命和世界和平的头号威胁，是比美国更有侵略性和冒险性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不少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并不认同这个判断。
缓和是“一条线”未能建立起来的直接原因。70年代，美欧日基于其不完全与中国一致的安全利益、对苏联威胁的更少意识形态色彩的认知和与苏联共有的避免核大战的愿望，在维持冷战格局的前提下，对苏奉行长达十年的缓和政策。这种政策之得以推行和部分成功，还在于1972年以来美国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所占据的比中国更主动的地位，这种地位使美国同时减少了来自中苏的挑战和威胁。而美国之所以能够获得这种地位，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毛泽东所坚持的、同时基于反修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考量的对苏联威胁的高估及相应的对苏立场。这一立场使中国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政策缺少足够的弹性，进而使中国失去了本应拥有和一度拥有的三角关系中的最主动地位，制约了联美抗苏的战略效力的最大化。考虑到它们之间的经验的和逻辑的联系，本书把“一条线”和“一大片”策略、缓和与大三角问题与联美抗苏战略的关系放在同一章处理，即第四章。
第五章依次分析了革命外交、“文革”影响下的国内政治和三个世界战略理论与联美抗苏战略的关系。淡化世界革命的意识形态，是毛泽东能够与此前的头号意识形态对手实行战略合作的不可或缺的前提，但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对世界革命的追求，包括支援部分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反政府革命武装，支持国际上几乎一切反苏力量。在支持反苏力量这一点上，世界革命逻辑和国家安全逻辑达到了一定的统一。但革命外交客观上也疏远了“一大片”策略所欲联合或中立的国家，因而也影响了联美抗苏战略效力的最大化。世界革命的意识形态既使得毛泽东拒绝具体的中美军事合作，也为毛泽东的联美抗苏提供了合法化辩护，其主要内容就是以反帝反修为目的的革命的统一战线。“文革”影响下的国内政治，其一，削弱了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地位，妨碍了中美军事合作和中国对西方的开放，故对联美抗苏战略有消极影响；其二，由于“文革”路线强调反修防修，这一点又便利了联美抗苏战略的决策和实施；最后，由于中美最高领导人是在超越意识形态对立的基础上进行战略合作的，故意识形态对联美抗苏战略的影响，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的，都是很有限的。总之，联美抗苏战略本身的实施是非意识形态化的，但毛泽东对其的理论阐释和辩护乃是基于传统的帝国主义理论、战争与革命理论和他本人的反修防修理论，这个现实主义战略也受到毛泽东依然部分坚持的革命外交和“文革”路线的影响。考虑到革命外交和“文革”在理论和实践上有内在联系，故合在一章。
部分基于对“一条线”外交策略和革命外交的反省而提出的三个世界战略理论，强调反霸甚于反帝，是毛泽东对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之关系的认识上的一次飞跃，缓解了革命外交与联美抗苏之间不协调的关系。其放弃以社会制度划线的思维与联美抗苏的逻辑前提是一致的。其强调苏联威胁甚于强调美国威胁的明显政策意味，为联美抗苏提供了更少意识形态色彩的、间接的战略辩护。出于上述理由，也由于时间上它是最后出现的，故作为最后一个历史视角，放在第五章中。
最后一章从与毛泽东进行比较的角度，对邓小平对联美抗苏战略的调整和与此相关的外交革命进行了简要回顾和理论总结。这种比较是为客观、丰富和全面地理解毛泽东的联美抗苏战略所必要的。邓小平外交思想在本研究中的基础地位与作用，最直接也最典型地体现在这一部分里。
本书的附录是对从中共九大到十三大的历次党代会政治报告中与联美抗苏有关的内容的文本分析，包括对历次报告中若干重要概念的出现频率的统计分析。它和定性分析结合起来，就可以从一个重要侧面，即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的演变和外交指导思想的演变的角度给出从毛泽东的联美抗苏到邓小平的联美抗苏的变迁轨迹，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毛泽东联美抗苏战略的地位、意义和局限性。笔者本来考虑将其放到正文里，仅仅出于结构上的考虑，才作为附录。
上述思路和结构也鲜明地突出了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之关系这个研究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