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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作为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将本土文化带到迁徙地，随着移民在迁徙地的生活以及后代繁衍，不仅有效地扩大了本土文化的影响，更促进了文化的传播。正因如此，安徽“凤阳花鼓”遍及全国，当然波及山西。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原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打锣鼓介）大户人家卖田地，小户人家卖儿郎，惟有我家没有得卖，肩背锣鼓走街坊。……”
这首经典的《凤阳歌》不仅在当时流传极广，而且今天在全国各地依然能够听到。
清初凤阳人也将凤阳歌唱到了山西，这一点有孔尚任诗为证：
“凤阳少女踏春阳，踏到平阳胜故乡。”
“缴鞠场中不用球，轻轻对踢眼斜瞅。分明学得秦楼舞，五彩裙边露凤头。”
此外，清初山西祁太秧歌在其形成过程中也受到了凤阳歌舞的影响：
清初山西祁太秧歌吸取融合了凤阳花鼓后，发展成为“踩街秋歌”表演时，由俊扮和丑扮的两个公子，手持折扇领头，带着身背花鼓的女演员和拍小燎、高足小锣的男演员共二三十人，分两行沿街前进。走至人家门口，由领头的公子咏诵诸如“男人种地女织布，和和气气闹家务，指望今年收成好，儿孙满堂全家福”一类的祝领词。
清代，凤阳花鼓能够传播并影响到晋中民间歌舞的形成，那么谁又能完全否定它没有波及到距离晋中并不遥远的原平呢？
“据‘凤秧歌’三四代传人——李二俊的孙媳李彩鱼，曾孙媳苏补鱼说，‘凤秧歌’的历史并不长，清末才出现。经推算，北贾‘凤秧歌’的创始人很可能是她们的老祖宗李正环。他生于同治元年，即1862年，从小热爱秧歌，又是秧歌的男主角。他本人亦农亦商，经常与堂弟李双喜远游异地经商，曾到安徽省凤阳县，因此他把凤阳花鼓戏的特殊化装和舞蹈表演，融进了他熟悉的‘踩圈秧歌’里，就形成了北贾‘凤秧歌’”。
据原平市北贾村老艺人吕来鱼讲，当年有个安徽凤阳的人因犯事躲到北贾村，闲暇之时经常唱起凤阳歌，当地人渐渐学会，后与当地的踩圈秧歌结合形成现在的“凤秧歌”。
除此之外，此处再以《河曲县志》的相关记载作为佐证。据《河曲县志》载：上元，前后三日街巷燃灯，烧石炭于门首，谓之“火龙”。元旦，人取其明也。祀天官、地官、水官，谓之三元胜会。家庭院亦各烧炭者锣鼓喧闹，歌舞于市者，唱“凤阳歌”也。
这里的“凤阳”当指安徽省凤阳县，至于其具体内容及形式以及何以能够到达千里之外的河曲，必然与凤阳花鼓艺人的流浪史有关，非本书论及内容，但足以佐证凤阳歌之波及山西。
据此，李正环生于1862年，到光绪六年即1880年时，18岁，这一点和前文所述光绪六年版《定襄县补志·卷十三·艺文·保泰条目疏》和光绪八年原平续修《崞山志》记载是基本吻合的。
朱元璋做了皇帝之后，为使自己的家乡凤阳尽快繁荣起来，曾大量移民凤阳，至洪武八年（1375），朱元璋在其家乡营建中都，又将全国各地数以万计的工匠调集凤阳。大批移民、罪犯、工匠从四面八方来到凤阳，也促进了文化交流。
元末凤阳一带“十室九虚”，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对家乡实行政策倾斜，多次从江浙、山西等地移民充实凤阳，并重视兴修水利，每次黄河决口几乎都能得到堵塞和治理。
当然，仅此只能表明在明洪武年间曾有大量的山西移民被移至安徽甚至凤阳，并不足以说明被移民中恰有原平市北贾村人。而其中山西籍的移民将凤阳花鼓带回山西并与当地的秧歌结合创作新的秧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然而从古至今也不乏移民返乡之例，因此北贾村也不能排除其外，只是需要更多的例证而已。
据《原平县志》记载，明代崞县知县中有一位安徽籍的知县，雷宗，安徽桐城县人，进士，正德十六年任。清代（1644——1911年）崞县共有三位安徽籍的知县，分别为：张枝，安徽宿州人，监生，道光十六年任；卢策，安徽人，拔贡，光绪十三年任；茅浚青，安徽人，监生，光绪二十七年任。
如前所述，在明末清初艺人已将凤阳花鼓唱到了山西，那么到清光绪年间凤阳花鼓在山西也应该是广为人知了，更何况是地处官道的原平。作为上层阶级的安徽籍知县，身处异地，在闲暇之余将家乡的凤阳花鼓拿出来表演一番，寄寓思乡之情，又以宣传凤阳花鼓，当在情理之中。
当然，在表演形式以及道具等方面，“凤秧歌”和“凤阳花鼓”依然存在着诸多类似，但囿于诸多因素制约，笔者将另作阐述。
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产生都有一定的渊源，或是地域文化的产物，或是文化交流的结晶，亦或是劳动人民生产生活的创造，原平“凤秧歌”的产生也不例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的起源当受诸多因素的影响。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凤阳花鼓”在原平“凤秧歌”的产生和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