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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美国学者指出，美国人民的胜利必将预示着一个基督千年王国的到来，这是革命时代的千禧年论：天启的历史框架适应了当时普遍持有的政治思想。战争期间的布道反复强调美国的自由是上帝的事业，英国的独裁专制是敌视基督的。随着和平的到来，许多牧师又将基督对世俗社会数以千年的统治看成是在美国建立的人民自由与宗教自由的延伸。这是将传统的清教徒千禧年论与18世纪政治观点结合在一起，美国学者戴顿将这种观点称为“公民千禧年论”。他认为，在处于各种神学教派的公民千禧年论牧师的支持下，布道在同一个自由的圣地表达敬意，表示他们对于未来美好设想的忠诚。
戴顿认为，公民千禧年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大觉醒时期。根据这一解释，18世纪40年代的奋兴唤起了美国命运一种全新的、潜在的意识，就像“新光明派”爱德华兹对这种新观点所表达的千禧年理论一样，最后发展成为年轻的共和国的一种强烈的宗教爱国主义思想。阿兰·海莫特（Alan Heimert）对18世纪新英格兰思想的大量研究都将具有革命精神的牧师的热情归结于大觉醒的千禧年期望，但他只把它们看成是新教派牧师对千禧年论的修正。在阐释大觉醒对18世纪中期知识分子活动的作用问题上，他不仅否认大觉醒前期清教徒的影响，而且迅速从大觉醒时期跳跃到大革命时期，认为这一时期的帝国战争与牧师所说的新英格兰身份认同是偶然的，甚至是不相关的。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大觉醒前期、后期所产生的思想理论并没有涉及宗教爱国主义的转换模式，爱德华兹和他的后继者重新点燃了由“山巅之城”的开创者所点燃的美国使命与命运的火炬，并将其直接传递给为新共和国而努力奋斗的爱国者们。
这种公民千禧年论本质上是把基督教的千禧年论与美国的世俗事业联系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千禧年论的一个发展。类似的说法还有，一些美国学者将美国人所信仰的基督宗教基本原则称为“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当然，后来的基督教基要主义更加重视基督教本身的信仰的价值观念，有些信徒甚至对社会问题漠不关心，但由于美国基督教基要主义内部各种主张纷杂不齐，主张把宗教与社会政治与文化结合起来的基要主义者也不乏其人，因此可以认为，公民千禧年论也应该是美国基督教基要主义的来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