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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自觉地运用某种认知模式的群体来说，认知模式经常是“透明的”（Hutchin 1980：12），个体一旦获得了某种认知模式，这种模式就成为个体观察世界的工具，而并非习得的目标。虽然特定文化群体的人对自己所拥有的认知模式不以为意，但对于研究者来说，研究认知模式的第一步就是方法论的问题：我们怎样、通过何种渠道才能重构特定文化群体并不显露在外的认知模式？语言是揭示认知模式的主要途径之一，如Tyler（1969：14）所言“显然，我们对他族的心智密码兴趣颇深，可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推断心智的运作方式？至今，能够获悉其运作方式的最简单的手段就是通过语言了”。奎因（2005：4）也认为，在所有的文化产品中，人们所说的话对于显示其头脑中的认知模式并不是毫无问题的，但却是可被解码和利用的最重要、最完整的线索。然而，由于认知模式多从经验中获得，而经验常在非语言的情境中发生，因此，人脑中掌握的内容和实际说出的话语缺少同构性（isomorphism），所以，我们必须从语言提供的些许线索中重构认知模式。
正如我们在文献回顾中看到的，不少关于认知模式的研究利用了语言提供的线索，但不同研究对语言线索的利用却是不同的。本项研究不仅看重语言的“表象”，更试图透过语言的表象，窥见人类的思维结构。我们欲采用的隐喻分析，正是看中其作为一种有效手段重构认知模式的可能性。
“自上而下”的“整体论”和“自下而上”的“还原论”是认知科学的两大研究思路。在认知语言学研究中，“整体论”的研究是指通过对语言表象的内省构想人类认知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特征，事实上，认知语言学上的诸多理论是基于内省得出的。对内省法的批评主要是：受个体差异影响较大，所得结果无法重复获得；与实证研究相比，内省法缺乏足够的信度和效度（Geeraerts 2006；Gibbs 2007）。神经语言学家Lamb（2000）提出了著名的“牙膏问题”（toothpaste problem）：当我们在挤牙膏时，牙膏从圆柱形的管嘴里不断钻出，挤出的这部分牙膏是相当规则的，然而我们并不能根据这种“输出”来解释长达几米的圆柱形牙膏是如何在牙膏管中被存储的。
“还原论”主张把复杂事物还原为更为简单的行动主体或过程，以把握复杂的世界。例如，在物理学中，用原子层解释分子层现象，用分子层解释宏观物体的现象和系统问题等。这种分析的、数学化的研究方法在自然科学各门类中取得了辉煌成就。人文社会诸学科也纷纷仿效这种研究路子。但反对者认为，还原论的方法适用于无生命的系统，而对有生命的系统，无法自下而上彻底重构，因为较高层次的现象不可能溯因至较低层次。
笔者认为，自下而上的“还原论”和自上而下的“整体论”两种研究方法可以互为补充。一方面，认知语言学范式只是以体验哲学为哲学基础的对语言的各种解释性假说，尚未建立在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的证据基础之上，或者说，还未得到这些硬科学的辩护或检验。认知语言学家如果要对语言寻求科学解释，就必须将语言研究融入认知科学研究的领域。事实上，得益于脑成像技术的迅猛发展，20世纪80年代早期事件相关电位（ERP）、80年代后期正电子扫描（PET）和90年代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等技术的应用，科学家对于人类认知的探索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基于哲学思辨、内省以及对大量语料的概括分析，进而提出相应的认知心理的表征模型或假说，那么从脑成像设备获得的脑激活图便毫无意义，“就如同一张体检化验单对于一个毫无医学背景的人是毫无意义的一样。只有当医生综合他们的专业知识和临床经验对病人病情有一个大致推断（构造假设的过程），再基于医学监测设备获取的数据（验证假设的过程），才能确诊病因”（束定芳2013：330）。因此，认知神经科学虽然能为语言学研究提供科学证据，但不能取代语言学家提出假设和验证假设的综合研究。
就本项研究而言，莱考夫提出的“理念化认知模式”理论是我们基于概念隐喻构建认知模式的理论基础，是搭建认知模式与概念隐喻的桥梁。在研究的实际操作层面，我们将采用内省与还原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在分析婚姻概念隐喻时，我们把隐喻表达以句为单位，进行切分，将“词”这一级的语言隐喻进行科学分类，归纳概念隐喻；另一方面，我们将以Grady的基本隐喻理论和Kövecses的隐喻认知文化理论为指导，通过内省的方式，对概念隐喻作合理的分析，从中提炼出婚姻的认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