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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将从认知模式研究、基于概念隐喻的认知模式研究和婚姻概念隐喻相关研究三个方面梳理相关的中外文献。
认知模式的研究于20世纪80年代在人类学、心理学和语言学几个领域同时展开、各有特色。不同学科的学者偏好使用不同的术语，人类学与民俗学者偏好使用“文化模式”“民俗模式”，心理学与语言学者偏好使用“认知模式”与“认知图式”，为叙述方便、统一起见，本节将统称“认知模式”。
对不同概念、事物认知模式的研究需要不同的方法，找到恰当的方法尤为重要。Holland&Debra（1987）试图探寻美国青少年男女交往中性别类型的认知模式，研究采用的是自由列举法（free listing）。首先，研究者请男、女受试者自由列举其相反性别类型的词汇，然后让他们把这些词汇以自认重要的依据归类，并讲出归类的依据。研究者认为，当受访者被要求对相似的性别类型进行归类时，他们头脑中和那种性别类型联系的“典型图景”（prototypical scenario）会立刻被激活，这种典型图景就是人们对性别类型的一种认知模式。研究者继而采用访谈的形式，从受访者描述自身或他人情感历程的口述中，印证了上述认知模式；White（1987）研究的是美国人问题处理（problem solving）的认知模式，采用的方法是语义相似性判断（semantic similarity judgement）。他测试了17个美国人对11个谚语的释义，并让他们对11个谚语进行语义相似性判断，从而提炼了美国人问题处理这一基本人生体验的认知模式，并推测了这一认知模式对行为的指导力量；Hutchin（1987）的受试者，特罗布里恩岛（Trobriand Islands）的一位妇女讲述了一个当地的神话，研究者通过话语分析的方法，揭示了当地人看待生者和逝者关系的认知模式；D'andrade（1987）基于众多哲学家的观点，以内省的方法提炼出了西方人对于“心智”这一概念的认知模式，并从对大学生和高中生采访所获得的语料中证实了他提炼出的认知模式。研究者还把这一模式和专家模式进行对比，把西方人心智的认知模式和Lutz（1980）得出的密克罗尼西亚岛上爱法鲁克（Ifaluk）人的心智认知模式进行了对比，做出了跨文化相同和相异点的预测；Sweester（1987）亦通过哲学式的内省得出了“谎言”这一概念的认知模式。这一认知模式可以有效地印证Coleman&Kay（1981）的发现，后者的研究是设计多种多样的假设情境，来让受试者判断其中是否有谎言。
Fillmore（1982）认为客观主义语义学把“单身汉”定义为“未结婚的男子”并不能有效地解释人们何以通常不把未婚同居的男子、同性恋男子、离婚或丧偶的男性、出家男子，以及教皇、天主教神父等看作单身汉。他指出，理解“单身汉”一词需要一种认知模式。这种认知模式是理解“单身汉”一词的一系列基本命题；莱考夫（1987）探讨了“母亲”这一概念的认知模式。这一问题的提出源自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困惑。什么是“母亲”？我们如何定义“母亲”？比如，一个人生了我，但没有抚育我长大，我是否应该称呼其“母亲”？再比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医学有了“代孕”一说。那么，究竟卵子提供者是“母亲”，还是十月怀胎孕育我们的人才是“母亲”？莱考夫充分考虑到了各种我们能够直接经验到的社会关系和生理、文化等因素，认为“母亲”的认知模式应当包括：生殖模式（能生孩子）、遗传模式（提供一半基因）、养育模式（担当养育任务）、婚姻模式（是父亲的妻子）、谱系模式（是孩子最直接的女性长辈）。换言之，能同时满足这五种认知模式者才是一个最典型的“母亲”。生活中有不能满足其中一种或几种认知模式的情况存在，人类的语言也将种种情形加以区分，如汉语中“生母”“继母”“养母”“代孕妈妈”等就是突显了某种模式而隐藏了其他几种模式；Taylor（1989）提出了理解“父亲”这一概念的五个认知域，包括遗传域、责任域、权威域、谱系域、婚姻域。Ungerer&Schmid（1996）的研究试图建构“沙滩”这一概念的认知模式，他们勾勒出的沙滩认知模式包括：游泳模式、日光浴模式、搭建沙滩城堡模式、野餐模式和沿海边沙滩散步模式。这五种模式完整地描述了理解“沙滩”这一概念需要的情景和语境。
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第一，认知模式的研究并无统一的理论；第二，认知模式的研究并无统一的方法；第三，认知模式有诸多的表征样式。总的来说，“语言”在上述研究中都处于次要、辅助的地位，而本项研究正是从语言本体出发，借助隐喻分析，对认知模式进行探索，为认知模式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
概念隐喻蕴含在隐喻表达中。因此，基于概念隐喻的认知模式研究能够提升“语言”在认知模式研究中的地位。语言不再是独立于认知之外的客观存在物，语言就是探索认知最重要的线索。
在我们所掌握的相关文献中，情感类概念认知模式的研究最为充分、深入。研究者对人类主要通过概念隐喻来表达情感达成了共识（King 1989；Kövecses 1986，1990，2000，2002；莱考夫&Kövecses 1987；Matsuki 1995；Yu 1995）。其中，对“愤怒”这一概念认知模式的研究最多。
莱考夫&Kövecses（1987）收集了上百条关于愤怒的隐喻表达，这些隐喻表达可以归纳为一个概念隐喻：愤怒是充满了压力的容器。从这一概念隐喻中，两位研究者提炼出“愤怒”这一概念的认知模式。这一模式可以描述为一个多阶段的原型场景和范式场景：
冒犯事件→愤怒→尝试控制情绪→失去控制→报复行为（箭头既表示时间顺序，又表示因果关联）
莱考夫&Kövecses（1987）认为，不同的隐喻或转喻表达体现了这个模式的一部分，进而详细列举现实生活和这一认知模式可能出现的偏离，并逐一解释原因。学者们还研究了“愤怒”这一概念的认知模式跨文化的普遍性与差异性，如Matsuki（1995）指出，在日语里“尝试控制情绪”这一环节更为复杂；King（1989）指出，中国人对于“愤怒”的认知模式与上述模式在后两个环节略有差异。值得一提的是，莱考夫&Kövecses（1987）还尝试用传统的形式语义分析来印证自己归纳出的认知模式。虽然语义分析这一部分在该研究中所占比重极小，但用不同的方法对同一问题进行分析，观察研究结果能否互证，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意义上的借鉴。
此外，莱考夫（1996，2008，2012）最早从概念隐喻入手，分析美国政治的认知模式。他认为，“国家是家庭”这一概念隐喻是美国政治的核心。政府是家长，国民是孩子，国民之间是手足同胞。共和党的政治认知模式来自“国家是严父家庭”这一概念隐喻，“严父家庭”强调父亲的绝对权威，孩子对父亲的绝对服从，孩子的自律、独立与担当，在这样的认知模式指导下，政府鼓励个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鼓励自由竞争、奖励成功者、惩罚失败者。在一定时期和历史条件下，这一执政理念给美国社会带来了繁荣与活力；民主党的政治认知模式来自“国家是慈父家庭”这一概念隐喻，“慈父家庭”强调：父亲对子女的主要职责是抚育和保护，尽一切努力为孩子的自我发展提供保障和支持，使孩子从被关爱的家庭环境中逐渐成长为关爱他人、同情他人、拥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公民。在这样的认知模式指导下，政府的使命就是通过提供公共资源，保护每一个公民，并赋予他们平等的权利。可见，不同的概念隐喻蕴含着不同的认知模式，而不同的认知模式决定了政府不同的执政理念和政策。
和本项研究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奎因（1987，1991）的一系列研究。她认为婚姻的认知模式来源于爱的认知模式。关于爱的认知模式，她溯源心理学中的依恋理论（attachment theory），认为婴儿与第一位看护者的互动体验形成了其对爱的认知模式。互动体验包括：婴儿依赖看护者给予的安全保障，婴儿往往有一些渴求需要立即被满足，婴儿需要看护者近距离的长久陪伴，等等。因此，爱的认知模式主要包括：满足对方的需求，彼此分享，长久共处。奎因认为，这样的认知模式在成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中被重新激活，图1.1可示人们对于爱与婚姻的认知模式与婴孩时期看护者的互动体验之间的关系。
图1.1 爱与婚姻认知模式的来源
对奎因关于婚姻认知模式的论述，笔者有两点质疑：第一，婚姻的认知模式果真来自爱的认知模式吗？不少学者（Kövecses 1988；Aksan&Kantar 2008；蓝纯、贾冬梅，2011）探讨了爱情的概念隐喻和认知模式，但笔者对婚姻是否共享所有爱的认知模式持怀疑态度。即便爱的认知模式包含在婚姻的认知模式里面，图1.1中婚姻超出爱的、那空白部分的认知模式又是什么？第二，爱情的认知模式果真来源于婴儿与看护者的互动体验吗？婴儿单方面接受看护、其需求被满足的体验，如何形成了“满足对方需求”的关于爱的认知模式？我们认为，虽然奎因注意到了认知模式的体验来源，但其对认知模式的建构还是基于人类学视角。奎因总结了四类婚姻概念隐喻，但她认为概念隐喻只是认知模式的反映，而非认知模式的来源。
中、外都有探索婚姻概念隐喻的文献，但研究者们依据不同语料得出的结论并不相同。奎因（1987）采访了11对处于婚姻关系中的夫妇，收集了160余小时的语料，超过400句的隐喻表达，得出四类概念隐喻：婚姻是产品；婚姻是进行中的旅行；婚姻是两人之间持久的联系；婚姻是投资。Dunn（2004）以1990年到1994年东京地区五场日本婚礼招待会上的31段发言为语料来源，提炼出三类概念隐喻：婚姻是共同的创造；婚姻是身体的结合；婚姻是一场旅行。台湾学者Su（2002）以中央研究院词库小组350万字的语料库、台湾大学研究人员通过面对面会话、讲课、电台访问采集的口语语料库及字典例句为语料来源，获得了176处带有婚姻标记的句子，得出四类概念隐喻：婚姻是旅行；婚姻是生意；婚姻是赌博；婚姻是连接。近年来，陆续有一些大陆学者（雷春仪，2007；包芳，2010；赵爱萍、赵家娜，2012）试图研究婚姻概念隐喻，但大都凭借直觉，依赖网络、词典等随机语料，未对婚姻概念隐喻做系统分析，所得出的诸如“婚姻是菜”“婚姻是茶”（雷春仪，2007；包芳，2010）等结论尚未令人信服。既有的婚姻隐喻研究，在同一文化中难以取得一致的研究结果，更无从谈及跨文化的对比。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以下几点原因造成的。
第一，研究思路的局限。现有研究普遍缺乏对婚姻概念隐喻映射机制与体验动因的探索。众多婚姻概念隐喻的来源域和“婚姻”这一目标域的映射是如何形成的？婚姻概念隐喻是否源自最基本的身体体验和社会、文化体验？婚姻概念隐喻是否具有心理真实性？笔者认为，只有更进一步探讨以上问题，对婚姻概念隐喻的映射机制和体验动因做出合理的解释，才能探得人们对婚姻认知思维的真相。
第二，研究方法的缺陷。首先，部分研究对语料来源考虑不周，如Dunn（2004）利用的31段语料都来自婚礼上的发言，但这种语料在揭示日本人对于婚姻的普遍理解方面是有局限的：婚礼上的发言所表达的大多是对新人的祝福，对婚姻幸福美满的祈愿，并不能代表人们对婚姻的普遍理解。其次，对语料库的利用不当，如Su（2002）的论文中，176处带有婚姻标记的句子相对于庞大的语料库（远超过350万字）实在显得太少，而在这176处有婚姻标记的句子中，只有27处（15.4%）运用了隐喻表达。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人们谈论婚姻时，尤其在日常谈话中，往往不会直接使用“婚姻”二字。因此，作者对语料库的利用很可能是不充分的，这也是依靠语料库的相关研究普遍存在的缺陷。再次，分类欠周。Su（2002）的研究中，“婚姻是赌博”及“婚姻是连接”两类概念隐喻，分别只有一处和两处隐喻表达做支撑，凭借少数例子，甚至是孤例就总结出一类婚姻概念隐喻，显得牵强。
第三，没有把作为整体的婚姻和作为人际关系的婚姻分开讨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有时把婚姻当作一个整体来谈论，有时则视婚姻为一种人际关系。因此，在探索婚姻概念隐喻时，把这两个方面揉合在一起不利于理解婚姻的本质，给研究造成了不必要的混乱。因此，在我们的研究中，将区分作为整体的婚姻和作为人际关系的婚姻。
第四，对婚姻概念隐喻仅有列举，没有分析。婚姻的隐喻表达从理论上说是无限的，经由不同的依据分类，得到不同的婚姻概念隐喻，并不足为奇。但表面不同的婚姻概念隐喻是否蕴含着相似甚至相同的东西呢？这就需要我们对所得概念隐喻进行一番分析了。
本节回顾了认知模式的研究、基于概念隐喻的认知模式研究与婚姻概念隐喻的相关研究。笔者认为，既有的婚姻概念隐喻研究难以达成一致结论的重要原因是没有将概念隐喻研究提升到认知模式的研究，而如能从婚姻概念隐喻中提炼出婚姻的认知模式，对婚姻概念隐喻的形成可以做出更好的解释，也能看出人类对婚姻认知和理解中最稳定、最具普遍性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