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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模式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也不唯语言学研究独享。历史上早有学者用“图式”（schema）、“框架”（frame）、“脚本”（script）等概念描述和解释知识的组织和存储。这些概念和我们本文探讨的认知模式在内涵上有相似之处，我们先略做回顾。
20世纪30年代，英国心理学家Bartlett在其著作中提出了图式理论（Schema Theory），认为图式是“每个人过去获得的知识在头脑中储存的方式，是大脑对过去经验的反应或积极组织”（Bartlett 1932：201）。美国人工智能专家Rumelhart（1980）完善了图式理论，他把图式解释为以等级层次形式储存于长期记忆中的一组“相互作用的知识结构”或“构成认知能力的建筑砌块”。Mandler（1984：55-56）给图式下了定义，图式就是“一个有界限的，显著的，单一的心智表征”。
享有“人工智能之父”之称的Minsky（1975）首创框架理论（Frame Theory），他把框架定义为“储存在记忆中的、表征特定情景的信息结构，是含有若干节点和联接的网络系统，人们可从记忆中随时调出框架中的信息作为背景知识来理解新的情景和语句”（Minsky 1975：23）。Fillmore（1975）将“框架”这一概念引入语言学研究，提出了场景—框架范式，为语言的意义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在Fillmore看来，框架是“具体的、统一的知识构架或经验的整体图式化”（Fillmore 1985：223）。
Schank&Abelson提出了“脚本”（script）这一概念，脚本是“人们熟悉的事件发生的典型顺序”（Schank&Abelson 1977：41）。在人工智能领域，他们希望计算机能够掌握人脑拥有的脚本。
莱考夫基于“图式”“框架”“脚本”等概念，在专著《女人、火与危险的事物：范畴所揭示之心智的奥秘》一书中，提出了认知模式（cognitive model）的观点，但通览全书，我们难以找到给“认知模式”明确定义之处。最接近下定义的一处，是作者指出“认知模式组织思维，并且被用于范畴的构建和推理”
（莱考夫1987：13）。之后陆续有学者给“认知模式”下了明确的定义，如认知模式是“储存在我们头脑中的关于特定认知对象的所有认知表征”（Ungerer&Schmid 2001：47）；是“人类关于客观世界知识的心理构建。这种心理构建往往是模式化的，反映出以特定而固化的方式勾勒客观现象，表现出一种理想化了的思维定势”（王文斌、姚俊2004：37）；是“人们在认知事物、理解世界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定型的心智结构，是组织和表征知识的模式，由概念及概念间相对固定的联系构成”（王寅2007：171）。
莱考夫（1987：13/153/154）认为，认知模式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认知模式的内容和人的身体体验相关；第二，认识模式以格式塔的方式建构，其功能要大于各组成部分之和；第三，认知模式具有内在性，与头脑中范畴的建构及思维的形成密不可分。Ungerer&Schmid（2001：4549）又补充了认知模式的四个特征：开放性、选择性、关联性、普遍性。开放性指人们无法穷尽一个事物的所有认知模式，事物的认知模式也会随着人类知识的发展不断增加；选择性是指人们从开放的要素里不断做出典型的选择；关联性是认知模式的各个成分互相关联；普遍性是指我们必然会受到认知模式的影响，在无意识中利用头脑中的认知模式理解意义、认知世界。
人类学家Tyler（1969）、D'Andrade（1984）、Holland&Debra（1987）、奎因（2005）等对认知模式的见解丰富了认知模式的内涵，但人类学家更倾向于使用“文化模式”这一概念。关于这两者的区别，Ungerer 和Schmid有精彩的论述：
某一具体领域的认知模式依赖于文化模式，反过来，文化模式是一个社会群体或次级社会群体共享的一种认知模式。本质上，认知模式和文化模式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认知模式这一术语强调认知实体的心理本质，而文化模式这一术语强调群体共享的、统一的一面。尽管认知模式属于认知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的范畴，而文化模式属于社会语言学和人类语言学的范畴。这些领域的研究者需要清楚研究对象的这两个层面。（Ungerer&Schmid 2001：50）
人类学者关于认知模式的论述突出了认知模式的文化属性，如D'Andrade（1984）认为，文化模式可以看作一个信息存储系统，它的作用相当于细胞DNA。对个体的细胞来讲，DNA可以提供自我调节和成长所需要的信息。同样地，对于人类来讲，文化模式可以指导人们如何在一种环境下生活，恰当地行使自己的社会角色。Tyler（1969）反对文化模式的指导性，他认为文化模式就像语言中的语法，语法并不能预测人们在一个指定的情境下会说什么，因为人们不总是按他们的文化模式去行事。奎因（2005）认为，文化模式不能简单地和人类行为画等号，文化模式也并不是行为的唯一决定因素，但文化模式确实和我们的行为息息相关，可以建构我们的经验，解释我们的经验和目标，文化模式具有可接近性（accessibility）。此外，Holland和Debra（1987）提出文化模式的惰性（inertia），虽然人们共享的文化模式极大地便利了交流，但这种便利也有相应的代价：当人们谈论一件不遵循既有文化模式的事情时，交流将变得困难。D'Andrade还提出了文化模式的嵌合性（nestedness），即一种文化模式很可能是另一文化模式的一部分：“一个人很难了解一个文化中所有的文化模式，但想要了解一种文化，人们至少要知道那些广泛被包含在其他模式中的模式。”（D'Andrade 1987：113）
对于认知模式文化属性的探讨，为我们后文分析汉、英思维中认知模式差异提供了理论依据。认知模式不独为单个人享有，又非全人类共享，而是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共享。
在对认知模式的探讨中，学者们陆续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认知模式理论，意在对范畴结构、知识的组织和存储做出科学合理的解释，如框架理论、脚本理论、图式理论，等等。莱考夫广泛吸收了各种理论的精华，在《女人、火与危险的事物：范畴所揭示之心智的奥秘》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认知模式理论——理念化认知模式。这一理论在认知语言学领域有较大的影响力，反映了人对世界某一范畴的概念化，“比框架理论、图式理论、脚本理论所包含的内容更为丰富，所以也更加具有解释力”（王寅2005：17），是本研究基于概念隐喻建构婚姻认知模式的理论基础。我们在本节对该理论做一详细说明。
“理念化认知模式”中“理念化”的内涵是：理念化认知模式不是科学模型，因此与真实客观世界中对应实体的吻合有程度上的差别。因此，理念化认知模式具有原型结构性，每一个理念化认知模式都是“一个结构复杂的感知整体，也就是完形”
（莱考夫1987：68）。
莱考夫认为，理念化认知模式的构建包括以下四种类型：命题模式、意象图式模式、隐喻模式和转喻模式（莱考夫1987：68）。命题模式是人们对各种实体、特性及相互间关系的一种认知。人类的知识结构不少都是以命题模式的形式组织和存储的。意象图式模式是在肉身体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基本的、抽象的认知结构。隐喻模式是一个命题或意象图式从一个概念域向另一个概念域的投射。转喻模式是将同一概念域中容易理解感知的部分投射到整体或整体的其他部分（莱考夫1987：114）。其中，命题模式和意象图式描述了认知结构，是隐喻模式和转喻模式的基础。隐喻模式和转喻模式是认知的扩展机制。
不少学者运用理念化认知模式，分析了语言的方方面面，如熊学亮（2001）用理念化认知模式分析了汉语第一人称零主语的现象；熊学亮、王志军（2002）分析了英汉语的被动句；王文斌、姚俊（2004）对比了汉英隐喻习语的理念化认知模式；刘正光、刘润清（2004）探讨了N+N概念合成名词的认知发生机制；王寅（2005）利用这一理论论述了语篇的连贯性。
“认知模式”与“理念化认知模式”是本节比较重要的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均由西方学者首先提出，在译介到我国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翻译，本节将对术语的选择做出说明。
第一，关于“认知模式”与“认知模型”的选择。模式和模型是近义词，细微的区别是：模型侧重“依照实物的形状和结构按比例制成的物品”，有刻意塑造的意味，而模式侧重“某种事物的标准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给人的感觉是内嵌的。本文探讨的正是一种内嵌于思维的、看不见也摸不着的东西，故用“模式”一词更为妥当。
第二，关于“理念化认知模式”与“理想化认知模式”的选择。“理念化”和“理想化”都表征人脑对客观世界所做出的理解的方式。相较而言，“理念化”更能突出认知模式作为一种思维定式的相对稳定性、抽象性和内在性。而汉语中的“理想化”一词往往带有“与现实背离”的意味，难以表达这一理论中认知模式的产生源于体验、源于与世界互动的特点，故用“理念化”这一表达更为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