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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认知”转向的大背景下，隐喻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长久以来，人们把语言分为直陈的（literal）与修辞的（figurative）。隐喻归在修辞一类。隐喻，也称“暗喻”。当“本体”和“喻体”同时出现，而不言明“本体”与所喻对象的关系时，就是在使用隐喻。正是有了这样的区分，人们普遍认为：所有日常的、常规的语言都是直陈的，而非隐喻的；所有事物都可以直陈地理解，而并非要借助隐喻来理解；只有直陈的语言才有真假之分；下定义使用的语言是直陈的，而非隐喻的。
1980年，莱考夫与Johnson合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促使人们重新思考隐喻在人类语言、思维与行为中的作用。作者指出：“多数人认为平常过日子并不需要隐喻，我们的发现恰恰相反，隐喻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遍布语言、思维与行为中，几乎无处不在。我们用以思维与行为的日常概念系统，其本质是隐喻性的。”（莱考夫 & Johnson 1980：3）这个革命性提法的本质是：隐喻是思维层面的问题，而不仅仅是语言表达层面的问题。
什么是隐喻？通俗地说，隐喻借由一类事物去理解并体验另一类事物（莱考夫&Johnson 1980：5）。莱考夫（1993：203）给隐喻下了更为学术的定义：“隐喻是从一个具体的概念域向一个抽象的概念域的系统映射。”隐喻表达（metaphorical expression）是这种跨域映射的表层体现，可以是词、短语，也可以是句子。
莱考夫将隐喻的本质归纳为：隐喻是我们用来理解抽象概念，进行抽象推理的主要机制。隐喻从根本上是概念性的，而不是语言层面的。此外，他用“恒定原则”（The Invariance Principle）解释了隐喻的映射机制
：“隐喻映射遵循恒定原则：来源域的意象图式结构以与目标域内在结构一致的方式投射到目标域。”（莱考夫1993：244）
概念隐喻理论在过去的30余年中受到了很多的挑战。学者们对这一理论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概念隐喻理论没有对隐喻的体验动因做出系统的解释；第二，概念隐喻理论没有对隐喻的映射机制做出系统的解释；第三，概念隐喻理论没有对隐喻在文化间的普遍性和差异性做出系统的解释；第四，隐喻分析没有科学的分析方法。在质疑与批评的同时，很多学者（Gibbs 2008；Kövecses 2002，2005；Ortony 1993）尝试完善该理论，对概念隐喻理论的一些核心问题做更进一步的解释。还有一些学者对隐喻的工作机制提出了截然不同的假设，如Fauconnier&Turner（2002）的概念整合理论（Conceptual Blending Theory），Grady（1997b）的基本隐喻理论（Primary Metaphor Theory）。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专门解决隐喻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如Pragglejaz Group
。
在众多对该理论改进、完善与修正的尝试中，我们认为，Grady的基本隐喻理论对隐喻的映射机制和体验动因做了较好的解释，Kövecses的认知—文化视角较好地说明了隐喻的普遍性与差异性，Pragglejaz Group给出了确定隐喻表达的有效方法。因此，我们在后文对语料的分析将主要以Grady、Kövecses和Pragglejaz Group的主要观点和方法为依据。本节将综合评述Grady的基本隐喻理论和Kövecses的认知—文化视角。Pragglejaz Group介绍的研究方法放在第三章详述。
Grady（1997b）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提出了“基本隐喻理论”。在他看来，概念隐喻不是两个知识域的映射或部分映射，也不是从低层级的、简单的、熟悉的概念到高层级的、复杂的、不熟悉的概念的映射，而是不同类型的两种最基本经验的映射。因此，他没有使用“来源域”“目标域”这样的概念，而使用了“基本来源概念”（primary source concepts）和“基本目标概念”（primary target concepts）。
基本来源概念指的是一类普世的、和我们感知经验的某一方面有密切关联的概念（Grady 1997b：151）。基本来源概念有形象内涵、和目标有关的场景密切相关，如描述物体特性的概念（重、黑暗）、描述物体之间关系的概念（近、附着、包含）或是有物体参与的动作概念（吞、举）等。
基本目标概念指的是我们认知机制最基本的一些方面，如欲望、愤怒或对数量和相似的一些基本判断（Grady 1997b：134）。基本目标概念不和直接的感知经验相联系，缺少形象内容。它是对感知经验的一种主观的、心智上的反应（如判断、评价、评估、推断），比基本来源概念更加主观，但并不陌生、困难、复杂。儿童认知研究、神经学、动物行为学等实证研究（Lashley&Marshall 1946；Oakes&Cohen 1990）已证实了诸如相似性、存在、因果、变化等概念范畴并非由更高级的智力建构，它们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认知体验，是我们行为的驱动力。
此外，基本来源概念和基本目标概念都和主要场景（primary scenes）密切相连，当基于我们动态体验的场景反复出现时，概念之间就形成牢固的认知结构。
基本来源概念和基本目标概念在反复的体验中建立了对应关系，构成了基本隐喻（primary metaphor）。基本隐喻是基本隐喻理论的核心。基本隐喻和复杂隐喻（complex metaphor）相对，是有直接的经验基础，具有高度预测性的隐喻，而复杂隐喻是基本隐喻的合成。
Grady的基本隐喻理论虽然也只是解释隐喻工作机制的一种解说，但这一理论对映射机制、体验动因等问题都做出了较好的回答。我们在分析关于婚姻的概念隐喻时，将主要应用这一理论。
Grady的基本隐喻理论对于解释和感知体验直接相关的概念隐喻是非常有效的，但并非所有的概念隐喻都和人的感知经验直接相关，如Gibbs（1999）认为，涉身隐喻不仅来自我们的身体，也来自身体和外部环境的接触，这种接触很大程度上融入了文化世界。Frank et al.（2008）也认为，人们只强调了普世的、基于身体的体验，而没有说明身体与环境的互动。人们只看到了作为自然人的涉身性，而没有看到作为社会人的涉身性。Kövecses（2008）也指出，在说明隐喻的涉身性（embodiment）时，我们强调了概念隐喻普遍的、机械的、统一的一面，而没有解释清楚其非普遍、非机械、有区别的一面。总的来说，基本隐喻理论很好地解释了某些概念隐喻，但对于概念隐喻跨文化的差异和历时的变化，解释力显得不足。
事实上，莱考夫早已注意到了隐喻同社会、文化的关联。他对“涉身”一词的解释是“我们全部的生理能力以及我们在所处的环境中运转的身体和社会经验”（莱考夫1987：267），只是他本人在提出概念隐喻理论后，没有继续探索概念隐喻在文化、社会影响下的变异性，而是逐渐转向隐喻的神经理论。
Kövecses弥补了这一不足。他（2004，2005，2008）在一系列著作中提出了隐喻的认知文化观（Cognitive-Cultural Approach），这是对隐喻体验观的一种必要补充。Kövecses的隐喻认知文化观认为，身体经验、社会文化经验、认知偏好和风格这三大系统可以有力地解释隐喻的普遍性和差异性。
Kövecses（2005：285-294）认为，身体经验是人物理层面的经验，包括生理的、结构的、动觉的、感官的经验。社会文化经验主要来自我们所处的语境（包括物理环境、社会语境、文化语境、交际情景）、记忆（社会历史记忆，个人历史记忆）、关注的兴趣点（社会关注的兴趣点、个人关注的兴趣点）等。例如，Hiraga（1991）的研究发现：在日本，女性经常被隐喻为商品，而失去处女身的女性被隐喻为污损的商品，描述男性时则没有类似的隐喻，这表明了社会语境中权力分配的影响；Boers&Demecheleer（1997）的研究发现：英语比法语中有更多的关于“帽子”和“船”的隐喻习语，法语比英语有更多关于“袖子”和“食物”的隐喻习语，这体现了文化语境对隐喻思维的影响；Boers（1999）的研究以“经济是健康”这一隐喻为例，讨论了在特定的环境下，人们谈论经济时是否会更多地使用“健康”这一来源域。他对连续10年的《经济学家》杂志做了分析，发现人们在冬天对自身的健康状况更为关注，因此更多地使用“经济是健康”这一隐喻；Köves（引自Kövecses 2005：241）的研究表明，在生命隐喻上，匈牙利人更多地使用“人生是战争”和“人生是妥协”两个隐喻，而美国人更多地使用“人生是珍贵的拥有物”和“人生是游戏”两个隐喻，这表明了社会历史记忆对人们隐喻思维的影响；McMullen&Conway（2002）的研究发现，患抑郁症的患者会使用“悲伤是捕获者”这一隐喻，而非抑郁症患者不会用捕获者来理解悲伤，这表明了社会关注的兴趣点对隐喻思维的影响。
此外，隐喻的普遍性和差异性还和认知偏好和风格有关，主要包括：体验焦点、视角偏好、意义聚焦点。第一，体验焦点（experiential focus），来自不同文化的人在体验同一事物时，可能运用不同的身体感知能力，如西方人用“热”（heat）而中国人用“气”去建构“愤怒”这一概念，这意味着来自不同文化的人可能会依赖生理特征的不同方面建构同一概念。第二，视角偏好（viewpoint preference），正如有人把树对着自己的一面看作树的正面，有人把背对自己的一面看作树的正面，对待同一事物的不同认知视角可能造成了隐喻思维的差别。第三，不同典型（prototype）或框架（frame）产生了不同的主题（major theme）或主要意义焦点（main meaning focus）。意义焦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对此，Kövecses是这样解释的：
每一个来源域都和一个特定的意义焦点相联系，这一意义焦点映射到目标域上。在一个言语社区内，这个意义焦点通常是确定的，为社区成员的认知广泛共享。这个意义焦点对于来源域的大多成员都是典型的，是此来源域的显著特征。目标域承继了来源域的意义焦点
。（Kövecses 2002：110）
这三大系统，身体经验、社会文化经验、认知偏好和风格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隐喻的认知文化理论认为，身体经验为概念隐喻的产生提供了可能，基于身体经验的概念隐喻和人们的体验焦点密切相关。关于身体经验和社会文化经验的关系，Yu（2008：247）认为，身体经验是产生普遍隐喻的来源，但文化像一个过滤器，选择感觉动觉经验的一些方面。隐喻根植于身体，但由文化塑造。也就是说，身体体验虽然具有普遍性，但不会机械、自动地导致隐喻的出现，而是为通过隐喻塑造概念提供一个可能。
此外，当三大系统内部或三大系统之间不能协调一致时，会出现覆盖与被覆盖的情况。Kövecses以“我们的恐惧被恐怖主义点燃了”这一表达包含的两个基于身体经验的概念隐喻：“恐惧是冷”和“强度是热”为例，认为前一概念隐喻被后一概念隐喻覆盖了，所以才有“恐惧被点燃”这一看似矛盾的表达。此外，社会文化经验可能会覆盖身体经验，Kövecses以总统性丑闻在法国和美国引起的不同反响为例，试图说明，基于共同的身体经验的概念隐喻可能会被不同的社会文化经验强化或削弱。
总的来说，Kövecses的认知文化视角沿袭了概念隐喻理论的基本假设，但对隐喻的普遍性和差异性做了充分的解释，解决了概念隐喻理论的一些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