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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后半叶，在多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都悄然发生着认知转向，这种认知转向预示着研究范式的转变。本节将从范畴观、哲学观和语言观三个方面来回顾这一转向。
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维特根斯坦，经典范畴理论一直被大多数学科接受。在经典范畴理论看来：范畴划分由一组充分必要条件决定，范畴中的各个成员地位平等，范畴有明确的界限。这一理论符合一般人的直觉思维，生命力长达两千年之久。然而，20世纪中期，心理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不断发现，非此即彼的范畴观无法解释人类认知的复杂性，经典范畴理论受到了全面的挑战。
在Rosch提出“原型理论”（Prototype Theory）之前，Wittgenstein（1953）已经注意到了传统范畴理论的局限性，他通过对“游戏”这一概念的分析，认识到：在游戏这个范畴里，不存在一组特征为此范畴的每个成员共有。他进而提出“家族相似性理论”（Family Resemblance Theory）。此外，Zadeh（1965）提出“模糊集理论”（Fuzzy Set Theory），用这一理论解释了范畴边界的模糊现象，弥补了传统集理论的不足。
美国心理学家Rosch借鉴了这些观点，并通过对若干范畴的实证研究，提出了与传统范畴理论截然对立的原型理论。该理论认为：范畴内部的各个成员由“家族相似性”联系在一起，并非满足一组充分必要条件；范畴的边界具有模糊性，相邻的范畴互相渗透；范畴内的成员依据它们具有这个范畴所有特性的多寡，呈现不同的典型性，因此成员之间的地位不平等，有中心成员和边缘成员之分。
原型理论对语言多个层面的研究，如语音、形态、语义、语法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莱考夫&Johnson（1980）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无疑受到了“原型理论”的影响。我们将此放在2.2节详述。
20世纪初，哲学研究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转向，即哲学史上所谓的“语言学转向”。70年代后，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哲学家意识到，语言是心智活动的反映，语言问题的认知依赖于更为基本的心智问题的认知，心智哲学（philosophy of mind）应运而生。心智哲学以脑和心智为研究对象，探索认知的本源、本质、共性等。塞尔和莱考夫是心智哲学的代表人物。他们都认为，西方哲学史上将脑体（mind and body）二分的客观主义传统是错误的，需要将人的因素纳入哲学研究中来。两人都肯定“心智”是语言的基础，但在心智的来源上，塞尔更注重人脑的“意向功能”（intentionality），莱考夫更重视心智的体验性，并由此形成了他的体验哲学（Embodied Philosophy）。
人类的语言为什么千差万别又异中有同？这是任何时代的语言学家都难以回避的问题。千百年来，语言学家从不同层面对语言进行翔实描写，试图发现普遍的规律。进入20世纪后半叶，随着认知科学的兴起，越来越多的语言工作者也从对语言的描写转向对语言背后人类思维机制的探索，他们试图回答：语言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人的语言能力是怎么来的？语言的共性和人类的普遍认知是否存在联系？语言和思维、和最基本的身体体验有否关联？
乔姆斯基于1957年出版的《句法结构》标志着语言学的认知转向。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生成语言学派和以莱考夫、Langacker为代表的认知语言学派是这场“语言学的认知转向”中最有影响力的两个语言学流派，虽然这两派的语言研究者对语言能力与人的一般认知能力的关系、句法的自足性等问题有着截然对立的假设，但他们都视语言为观察人类心智的窗口，共同目标都是借由语言研究，打开人脑中的“黑匣子”。20世纪后半期的这两个语言学流派对语言问题的探索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正是在范畴观、哲学观、语言观“认知转向”的大的背景下，隐喻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取得重大突破，下面简单评介概念隐喻理论的基本观点和该理论后续的一些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