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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廉洁感知的研究，目前比较集中在廉洁感知指数这一领域，通过廉洁感知指数来测量政府的腐败程度或者说廉政程度。
国际上腐败主观测评的方法已经有了一定的尝试，其中透明国际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TI）的廉洁感知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CPI）是较为成熟的代表。CPI反映的是企业界、学者及风险分析人员对世界各国（地区）腐败状况的观察和主观感受。CPI采用十分制，10分为最高分，表示最廉洁；0分表示最腐败；8.0～10.0表示比较清廉；5.0～8.0为轻微腐败；2.5～5.0腐败比较严重；0～2.5则为极端腐败。由于样本数量多、应用较为广泛，该指数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成为国际学术界普遍认可和使用的腐败指标。
作为对CPI的补充，国家（地区）的出口企业在行贿指数（Bribe Payers Index，BPI）实际体现出对国外行贿的意愿。BPI的主要数据来源是对大型企业、会计师事务所、商会、主要商业银行和法律事务所的高级立法以及在跨国企业工作的外籍人士和高级立法进行访谈，以获取主要出口国贿赂高级公务员的情况。BPI主要是依据该国的大型出口企业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真实行贿经历来直接得出结论。
全球腐败晴雨表（Global Corruption Barometer，GCB）是“透明国际”以居住在被调查地区的普通公民为调研对象，致力于探索公共领域的腐败现象对社会公众造成的影响的一项关于廉洁感知的测量指数。GCB向深受腐败影响的普通民众提供了一个传递信息、表达意愿的便利途径，突破了“透明国际”以往侧重于专家、学者及商界人士意见的倾向。
除此之外，国际上测评腐败程度的主观数据还包括世界银行的控制腐败指标体系以及来自全球竞争力报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竞争力年鉴中的一些数据。
国内对廉洁感知方面的研究较多的是结合CPI对我国的评价做一些后续分析或者是探索CPI结论的某些规律及其反映出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但是根据我国国情创立适合我国实际的主观测量指标体系还非常少。对于廉洁感知测量仅有李成言教授的《廉政工程：制度、政策与技术》一书较为全面地通过社会民众对政府廉政状况的感知测评体系、企业法人对政府廉政状况的感知测评体系、政府职能部门廉政状况自我认定指标体系、廉政立法部门廉政状况认定指标体系、监督部门考核评价廉政状况指标体系五个方面对我国腐败程度进行衡量。
综上所述，目前在廉洁感知问题的研究上，以公众为主要研究的对象，结合我国国情进行测量的研究还比较缺乏，尤其是对于廉洁感知到底由几个结构维度构成更是无人问津。而公众是我们政府提供服务的最大接收方，也是公共权力的真正所有者，他们的感知对于他们在政府满意度和政府信任等各方面均可能造成很大的影响。深刻地剖析公众对政府的廉洁感知，剖析廉洁感知的结构维度将对于我们在廉政问题的内涵界定和现状把握上有重大的推进作用。
目前国外学术界已经展开了公共部门顾客满意度测评方面的研究。
早在1936年Dimock就提出，“顾客满意标准在政府运作过程中的运用应当与企业中的运用一样广泛……如果行政官员能够像企业管者那样始终关注最终结果，即顾客满意度，那么内部行政运作亟须改革以改善服务就不言自明了。”
Claes Fornell（2005）运用顾客满意度指数（ACSI）测量了美国联邦政府23个部门1999—2005年满意度的变化趋势及其原因，发现公众对公共部门服务的期望值大大低于私人部门，也低于政府实际服务质量指数，同时发现规制性部门公众满意度低于为公众提供利益的部门。
英国政府致力于提高政府行政质量，在政府顾客满意度理论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形成了自身的满意度测评体系，即SERVQUAL（Service Quality），政府服务质量评估体系。这是英国政府在利用多种方法了解公众满意度后，总结出的最为行之有效的方法。此模型最大的特点是更加注重公众的“感觉”而不是公众的“预期”。
加拿大政府的社会学者更加关注公共管理领域而忽略了公众满意度的研究，其重点强调政府应用顾客满意度模型与企业应用的不同。以色列自1999年起就积极探索公共管理的评估方法，经过5年的总结与对比，现发展成为比较成熟的满意度和信任度评估模型。
国内的研究也大多是对ACSI模型在公共服务领域进行修正，针对各自的研究对象特性，主要从公众角度针对政府服务绩效进行评价。王佃利、刘保军（2012）对公民满意度与公共服务绩效相关性问题进行了再审视。张琪敏（2015）认为基于ACSI模型的政务微博公众满意度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赵砚（2016）基于改进ACSI模型，对政府绩效公众满意度测评进行了研究。胡侦、王沙沙、李辉婕（2018）借鉴ACSI模型，结合我国农村地区精准扶贫实际情况，构建了地方政府精准扶贫政策公众满意度模型。
综上所述，国内外的研究都主要是集中在对ASCI模型进行修正的情况下，对公共服务中公众满意度的测量或者采用其他的实证方法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进行测量。而针对腐败问题的满意度的测量目前还极为少见，将ACSI模型引入到腐败问题中来，将对扩宽腐败问题的视野，遵从政府所提出的办人民满意的政府的理念都有重要的意义。
过去十年，伴随着公众对政府信任度的降低，政府和学界都开始对政府信任问题和信任危机颇为关注，并展开了全面的研究。
国外学者对于政府信任的研究多集中在对政府信任现状的调研、对政府信任危机形成的根源分析和政府信任重塑三个问题上展开研究。
在对政府信任现状的调查研究方面。哈佛大学教授Nye，Jr.，Zelikow和King等在1997年针对美国政府出现的信任危机撰写了著作《人民为什么不信任政府》。该书指出，美国目前最大的治理危机在于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日益下滑，尤其是对于联邦政府的信任。学者Susan J. Pharr，Robert D. Putnam等合著的《信心下降的25年》指出美国人民、英国人民、瑞典人民和日本人民在过去的25年对政府的各种不信任的情况。
政府信任危机形成的根源分析方面的代表作是罗威的《自由主义的终结：意识形态、政策和公共权威的危机》。在该著作中他从政府层面和社会层面分析了政府信任产生危机的原因，并认为政府腐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以集团利益来代表公共利益的政治哲学。
在政府信任重塑方面。美国政府于1999年委托“公民信任与人民责任”小组撰写了《一个值得信任和尊重的政府》一书，该书制定了美国政府信任建设的长远的政策规划，例如推行社会设计工程，发展公私伙伴关系。学者Peter Levine在其文章《若想民众信任政府，授权给他们》中认为给予民众机会来共同应对政府面临的各种深层次危机是重塑政府信任的重要途径。
国内的学者则更关注政府信任概念的认同、政府信任的理论研究和政府信任的应用研究三个方面。
在政府信任概念认同方面，有的学者直接运用西方学者的政府信任概念，如麻宝斌、马永强（2019）指出信任的一般含义是“对某人的期望的信心”。当信任的对象确指为政府机构及官员时，便被称为政府信任，是指“政府运作符合人们期望政府应当如何运作的规范信念”。有的学者是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体现中国国情的政府信任概念。如刘建平、周云（2017）认为政府信任是指民众在与政府组织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对政府组织能否承担公共责任、实现公共利益与目标的主观感知和判断，这种主观感知和判断影响民众对政府的情绪和民众对政府的行为反应。
在政府信任的理论研究方面。一种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来探索政府信任问题，代表作是张康之的《在历史的坐标中看信任——信任的三种历史类型》。一种是从结构的维度来研究政府信任问题。如李砚忠认为政府信任取决于公众对政府的期望和对政府的认知两个维度。而学者韩兆柱、何雷（2016）则认为政府信任主要包含信任环境、社会资本、政府绩效三个维度。
在政府信任的应用研究方面。一些学者从政府信任和和谐社会构建的角度展开研究。胡荣、范丽娜、龚灿林（2018）认为政府信任不仅受到整个社会信任氛围的影响，更与民众对政府绩效的评价有关。一些学者从政府信任和服务型政府构建的角度进行探讨。张勤（2014）认为政府应转变管理模式，重塑政府信任，构建一个真正意义的阳光政府、回应型政府。还有一些学者从政府信任和政治现代化的角度进行研讨。张会芸（2017）指出社会信任与政府信任的强正相关在个体层面被证实，政府信任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
也有少量学者提出腐败是影响政府信任的最核心的因素，但是纵观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引入ACSI模型深入探讨廉政建设中哪些因素影响了政府信任的实证研究目前还非常匮乏，因此将政府信任放入到廉洁感知的模型中去，对于更好地研究腐败问题和更深刻地分析政府信任在腐败的哪些问题上产生了影响将大有裨益。
综合廉洁感知、满意度和政府信任的文献分析可知：
（1）廉洁感知到底由几个因子构成目前还未形成定论。以往的研究仅仅是用廉洁感知的指数去测量廉政，到底廉洁感知有几个维度构成的研究非常缺乏，而如果没有对廉洁感知通过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探析的话，我们在理论上对这一个重要变量的内涵和外延的确定都是缺乏的，这样的衡量就会缺乏理论基础。因此廉洁感知的维度分析将从理论上和实证测量方面丰富该领域的研究。
（2）廉洁预期、廉洁感知、满意度和政府信任的关系研究。虽然我们从定性的角度认定公众对廉洁的预期，公众对廉洁的感知，公众在廉政方面的满意度以及政府信任之间有联系，但是有什么样的联系，彼此的关系如何？在学界目前仅是对其中某两个或者三个关系进行考量，而将其作为一个系统，联合大众传媒和个人基本属性，全面进行分析的还不多，因此，构建一个更为丰富和全面的廉洁问题模型，将对丰富廉政问题的研究，切实科学地解决腐败问题有所推动。
（3）大众传媒和个人属性的不同，将如何影响公众在廉洁问题上的感知以及其满意度和对政府的信任，这一问题被学者们关注，但是通过实证调研进行分析探讨，并在全国范围展开调研进行论证的，目前还比较缺乏，因此考虑这两个因素的作用也将更加丰富廉洁问题的影响因子。